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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云南东风农场七分场上海知青  汪应平

 

  记忆中的景洪到大猛龙公路上,有一个地名叫“小街”的地方。“小街”之小真是名副其实,紧靠公路边的二排平房,全长约五十米。一家邮局,一家杂货店,还有一家粮店。小街往西的半山坡上,是一个 200 多人的哈尼族“红宝”寨子。再往深山里走,就是七分场二连、一连和四连。在经过二连后的公路岔口,沿着深陷红泥土的车辙以及一堆一堆的牛粪,通往的是五连和分场的场部。

  在上海知青、北京知青、重庆知青和昆明知青来到之前,据说七分场被称作“五七干校”,以一些部队转业军人、湖南垦荒民工为主,从事着橡胶林的种植活儿。六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和工矿企业建设的秩序被打乱后,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危机四伏,迫不得以,一代伟人“屯垦戍边”的决策触发推动了几百万的人口大转移。随着大批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泛滥,一批又一批的少男少女们被迫离乡背井,来到这人迹罕见的深山老林安营扎寨。本人便是其中之一,时年虚岁十七。

  那是进入七十年代后第一个“五一节”前夕,几十辆解放牌敞蓬车陆续停在了小街,车鸣夹杂着人沸声,打破了小街千百万年以来的沉静。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路边的飞机草丛下,一只瘦弱的黄狗倦缩在阴影里,吐着血色的舌头张皇失措。面对破败剥落的墙壁上“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标语,我忽然眼角有点湿润,莫明其妙地产生了一种自悯的感觉。是谁在这个傣族人统率的地盘上刷的汉字标语?我无从考证。

  稍后,一支由八十四个少男少女组成的“部队”,蓬头垢面,汗流浃背地从小街出发了,他们将爬山涉水向绵延无垠的原始森林进军。他们都是上海市曹杨中学 69 届的毕业生,最小的仅有十六岁。

  “部队”行军了十几分钟,小街便消失在视野里了。眼前的山路,在灌木丛林中逶迤向前,远远望去就象一根飘在半山腰的红绸带。领队的是一个叫李发泽的退伍军人,现任四连连长。他削瘦的下巴布满了浓密的胡茬,腰间扎着一根草藤别着一把砍刀。他走在最前面,不时地挥动几下砍刀,利索地把一些阻挡行路的树枝草棘清除掉,同时又回头招呼大家跟上队伍。在走过山路的拐弯处,我们突然看见一个背竹篓的哈尼族女人迎面低头走来,她半裸上身赤着脚,一对丰腴的乳房沉甸甸的有点下坠,浑身上下深褐色的肌肤呈现着亮光,挂及耻骨稍上面一点的黑色粗布短裙,让人担心会随时掉脱。她眼见那么多的汉人小伙子,吃惊得一下子闪身躲在草丛里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连长李发泽会讲哈尼话,三言两语就消除了她的紧张表情。据连长说,这个哈尼族女人是“红宝”寨子的,她是到山里采菌菇刚回来。

  有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男生大胆地回头又望了一眼哈尼族女人,在春心萌动的年龄段,也许他们正朦朦胧胧想从她身上窥视到一点什么。

  夕阳西下,大队人马终于到达了一个无名山坳。一眼望去,半个山坡满目焦土,粗大的还未燃成灰烬的树杆,冒着一缕缕青烟,山涧里流淌着淡黄的溪水。在缓坡上,老职工已建成了三幢呈“凹”字型的草房,一幢是住男生,一幢是住女生,另一幢是老职工和家属。“同志们,这里就是我们今后要战天斗地的四连……”连长李发泽用双手合作喇叭状,大声地广播讲话。话音未落,不知是哪个女生开始抽泣了。瞬间,这种低落的情绪快速地漫延成一片嚎啕大哭。我感觉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

  那天晚餐是糙米饭加一小勺子酸腐菜。我坐在两根树丫支起的凳子上,轻轻拨动了一下酸腐菜,又索然无味地把碗放下。透过稀疏的竹排墙,我死死地盯着黑夜里满天的小星星,无可奈何地自叹自问:这就是我的家么?!

  深夜,女生的哭声渐渐平息下来了。我不能入眠,翻身坐起点亮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封家信。次日,我托连队事务长将信带到小街,投入了那绿色的邮箱。自此以后,不论谁上街必到邮局问询是否有连队的邮件。小街——邮局,成了我们寄予厚望的与家人朋友联系的信使和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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