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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原云南东风农场上海知青  吴鹤翔

 

  当年,东风农场的新闻报道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宣传报道的一些典型、如北京知青李镇江,上海知青沈瑾瑾、郭子龙,四川知青刘红鹰,邓竹青和四营二连,七营三连四班等,在整个云南农垦乃至整个云南省,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我有幸曾作为报道组的一名成员,和其他几位知青朋友们一起,参与了农场的新闻报道工作。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当时工作和生活的情景还时常会在自己眼前闪现。虽说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场极左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都抱有视角不一的批判态度,但是,对那些年自己曾有过的努力和付出,对知青朋友间的友情和合作, 对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真切体验和人生感悟,依然会予以深情的怀念和由衷的感慨。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实这些日子也切切实实是自己走过的、一段对自己的日后成长不无裨益并值得铭记的人生历程。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他(她)所处的年代,而在同一个年代,每个人又都在走着自己的路,留下各不相同的脚印。今天掀开那些历史篇章,我们实在不必对自己的历史那么苛刻,该对时代负责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在一个困难的生态下摸索前行,对自己的付出和收获,对自己的挫折和进步,每个人都应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一、农场成立报道组,开始我不想去,结果却担任了组长,从此干上了学生时代曾经向往的工作。

  1969年末,我从八营一连抽调去写农场学代会的典型材料沈瑾瑾,接着又被留在学代会材料组,全程参加了1970年1月召开的农场学代会。会议期间书面材料不少,有哪些先进典型上台发言,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北京知青刘青在学代会典型发言已结束后,又专题介绍了已因病去世的北京知青凌瑜的事迹,给大家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在午餐时,农场学代会材料组的负责人北京知青何龙江悄悄对我说,农场要成立报道组,成员主要是从这次搞会议材料的知青中挑选,我是其中之一,并由我担任报道组的组长。同时,他还把其他几位成员的名字也告诉了我。

  对这个安排,我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还心存几分疑虑。因为就在2个多月前,即1969年10月国庆假期刚过,我被调到风光农场(即四分场)场部搞报道工作,并有传说,风光农场宣传干事罗建民不久将调总场部,我或许要接手罗建民的工作。我到风光农场场部工作不到2个月,农场要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风光农场作为试点单位最先启动组建工作。11月底,由昆明下来的一批现役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了风光农场。此后没几天,风光农场的党委书记邓世鸿找到我,说因为我有海外关系,工作组的现役干部们提出,象吴鹤翔这样政治条件的人,怎么可以留在机关工作?主题表述得很清晰:吴鹤翔不适宜在机关部门工作,应该下连队去。这个政治色彩很浓的结论当时的确很破坏我的心境,然而因为海外关系引发的种种挫折,我过去已经历了多次,早就了解这方面的政治行情,并多次体验过此类苦涩滋味。在学校担任班干部时迟迟入不了团,好不容易在学校填表通过,又被告知要送区团委审核,结果没予批准;当初报名到云南,开始也以“政治上不可靠”而没批准,在写了三次血书后才得以成行;在1969年农场开展整党时,工作队不顾我的疑虑,一再动员我写入党申请,在递交申请后,工作队又婉言劝慰我继续努力,日后争取┄┄在多次经历后,多少也培养了我的“抗击打能力”,因此心境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再说我很理解决定调我来机关的分场领导们此时面临的内心尴尬和为难处境,于是二话没说,便爽快答应,立即无条件地回连队去。当时,老邓还委婉地劝我留在四分场,并让我随意挑一个连队,说我的老连队风光八队已划归八分场(也即八营),那是一个新建单位,生活条件比四分场艰苦许多,而且四分场也还会需要我写些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可能答应,第二天,我就在四分场小学校长、同宿舍的昆明知青许文林的帮助下,用小推车推着我的简单行李,决然回到了已改名为八营一连的老连队。

  此事过去才不到一个多月,“上调”机关的良好感觉刚被痛苦地碾碎过一次,我突然又要被调往总场部机关,我不能不怀深深的疑虑,这次到总场部机关会待得长吗?还会发生让我心灵很受伤的尴尬事情吗?虽说屡次挫折已使我不敢奢望什么官位,但自尊心毕竟还在、或者说越受挫折自尊心越强呀。我向何龙江表示不想到总场部报道组,还是回连队去。他告诉我,此事总场领导已经决定,有什么想法以后再说,学代会结束后就回去转关系。那是一个讲“服从组织”的年代,而我们又是“服从组织”的一代青年人,于是我不再坚持提回连队的要求,只是表示不想担任报道组组长,并提议由二营的北京知青苏升乾任组长,理由很简单,当时苏升乾已是小有名气的先进典型,是这次学代会的代表。何龙江表示可以向领导反映这个意见。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新成立的东风农场报道组全体成员:四川知青余德庄,北京知青张宏志、苏升乾、张立、李平(女)、皮子刚、陈叔强和上海知青我,共计八人,围坐在总场部的一个办公室里,由总场革委会副主任邹礼先(3 月份正式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后即改任二团副团长)给我们“训话”,宣传干事何龙江陪坐一边。邹礼先除了交待报道组成立的缘由和任务外,还当众明确宣布,由我担任组长,苏生乾任副组长。东风农场报道组就这样开张了。

  记得我在读高中时,虽然先后担任过平面三角、立体几何二门数学课的课代表,但在那个年代,我对文科似乎更有兴趣,和班里一些同学还自发成立过文学创作小组,当时我抱定的志愿是高中毕业后报考复旦新闻系。后来,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我的这一梦想。没想到,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在遥远的西南边疆的农场里,我却在毫无思想准备中,走进了曾是既神圣又神秘的新闻岗位,真是老天助我啊。

  报道组里,北京知青占绝对优势,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他们的日常生活用语和通用的书面语言是最接近的;而上海话属于吴方言,与通用的书面语言有较大的距离,上海人之间用本色语言聊天说事虽自己觉得通俗生动,但大多外省籍的人都会觉得上海话难听难懂,按上海话的叙述方式和习惯落笔很难通行,还需有个向普通话的过渡。因此,在为文写作方面,北京知青有着天然的优势。报道组里的上海知青和四川知青都只有一个,确也难以“呼冤叫屈”,再说,这样的人员结构,也可被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五湖四海”了。

  二、到报道组后最先发出的是三篇“电报稿”,在工作实践中学习,随处都可找到老师。

  到报道组后,记得我第一件事,就是应《云南日报》要求,从学代会的典型材料中编发几篇稿子送报社。我选写了三小篇,北京知青李镇江、上海知青沈瑾瑾和七分场姓张的北京知青各一小篇。报社催要稿件很急,当时又没有传真机,更无E-meil可发,经邹礼先批字同意后,我把写好的稿件送到大勐龙邮电所,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报社。总共近二千字的稿件,费用应该不少。记得当时报账时,团部财务还嘀咕了好几句,只是因为有邹礼先的批字,才不便再说什么。不久,《云南日报》刊用了写李镇江的那一篇,还配了一张小插图;写沈瑾瑾的那篇被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采用,而写七分场张姓知青的那篇没被采用。第一次编发稿件,还根本没有经验,只是在典型材料的基础上稍作修改或摘录,稿件的质量未必符合报社的要求。三篇稿件的不同命运,促使我们几个刚涉足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都揣摸起新闻稿件的要求,记得当时我和苏升乾两人还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稿件能做到发三篇中二篇,实在是报社看在了我们发电报稿的情分上,看在了我团领导对报道工作不惜代价予以支持的情分上。但是不管怎么说,稿件被新闻单位采用总是一件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情,我因此增强了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自信心。

  自信心长起来了,但心里很清楚,进了团报道组,并不就成了团里最能写的一伙人了。当时每次写材料,常会有一些老同志来“会诊”,反复讨论,即所谓“抠材料”。一个材料常会修改5、6次,有的甚至被“枪毙”,推倒重来,变换角度,重新构思,增补新的素材。那时经常来给材料会诊提意见的有李光强,当时是六分场的宣传干事,不久便被调到景洪的师部宣传科去了。他对材料常能从写作的角度提出些很有份量的意见。还有罗建民、杨壁、谢散秋等(可惜还有一些已说不准他们的姓名了),他们曾给了我们不少切实的帮助。

  当时,有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常下建设兵团来收集素材,到我们团后,我们常请他们给我们谈新闻写作。记得曾有一位《国防战士报》的老记者来团部,他给我们讲写新闻稿要“打提前量”的比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对我们搞好报道工作也很有帮助。他说:我们农场地处边疆,一些时效性很强的新闻事件、如中央召开党代会或其他重大事件,如果我们写广大干部群众对党代会或重大事件的欢呼、拥护等一般的反映,等我们收集整理后再发到昆明,路途要耽搁好几天,稿件到报社时,肯定已经失去时效性了,因此,我们不要去争写最初的反映,而是要动些脑筋,反映更深层次的内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前瞻性”)。如高射炮打飞机,炮手不是直接瞄准飞机发射,而是对着飞机飞行路线的前方发射,考虑到飞机的飞行速度和炮弹射出的速度,使炮弹发射到的地方,正好是飞机飞行到的地方。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让人一听就明白。“打提前量”不是说去写没有发生过的事,按自己的想象,先编写成稿子提前发出,而是挖掘事件发生后的深层次问题或思想主题,起到“后发制人”的作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提示我们,在采访时不要满足于表面的浅层次的反映,而是深层次地去考虑采访事件所包含的多种思想内容,并尽可能多地收集与最初采访意图相关的素材,同时也留意虽与最初采访意图不吻、但同样具有新闻价值的闪光的事例和素材,以便落笔写稿时能有多个角度可供选择,多种主题可供表现。
在报道组的几年里,我获得的份量最重的一次学习机会是思茅军分区举办的报道员学习班。那是在1970年6、7月间,当时给了二团两个名额,李秀奇向当时的政治处副主任杨殿魁和付之宁提议,让我和一分场的马德培去。马德培是一分场的报道组长,一个四川老知青,很有点思想,对报道工作也很认真和投入,一分场的报道工作当时在各分场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我们在思茅军分区学习了一个星期。那时几乎天天下雨,我们也无暇上街,都安心地在招待所里听业务辅导,参加小组讨论,整理学习笔记,还根据学习班安排,每人动手写篇新闻稿进行交流。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比较集中地学习新闻理论、了解新闻稿写法、新闻稿容易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虽然学习的内容还只是初步的,但不少内容对我来说都感到十分新鲜和解渴,使我对新闻工作的特性和要求有了基本了解,平时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对文字材料的阅改,也多了一个新闻视角和新闻标准。这次学习对我以后的新闻报道工作是带基础性的充电。

  三、采写时间持续最长的是沈瑾瑾材料,采写老同学的稿子,常会有不忍下手又希望把她宣传出去的矛盾心理。

  在报道组,我们对当时农场比较关注的几个先进典型的报道作了相对固定的分工,如四营二连和邓竹青由余德庄和李平负责,沈瑾瑾由我负责,一分场的上海知青邱冰英由苏升乾负责,六分场的北京知青李镇江由张立负责,九分场由张宏志负责,同时各人也准备接受新典型的报道任务,并随时分担领导交待的其他工作。后来,我又接受了负责采写四川知青刘红鹰的任务。在余德庄、李平和张宏志先后离开农场后,四分场二队和邓竹青也曾由我和张立去采写过。

  我开始写沈瑾瑾的材料,最初还是在四分场八队时。因为我和她在上海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到农场后又在一个连队,对她的情况比较了解。记得当时在写沈瑾瑾材料时,四分场一个姓叶的老四川和我搭档了一阵。记得有次我们在午饭后一起冒着火辣辣的太阳,从四分场步行到当时的水工队(后来的十一分场),找在那里施工的四分场八队的知青采访,采访完后,匆匆吃了晚饭,又连夜步行赶回四分场,走得我们一身臭汗。虽然也感到累,但当时的条件如此,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不久,沈瑾瑾调八分场五队任副连长,后来又成了农场第一个知青指导员,她和几个老职工一起,带领一批知青,在深山沟建新连队。对物质条件艰苦,她是有思想准备的,难的是要从生活和思想上安顿好七、八十个才满十七、八岁,刚来农场不久的知青们。那段时间是沈瑾瑾最艰苦的时候,也是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但她凭着顽强意志和以身作则,慢慢顶了过来,连队的面貌起了变化,还出现了一批很好的骨干。其间吃过的苦,只有她自己真正知道。记得有年年初我到思茅兵团部写材料,兵团部宣传处冯永琪正准备写一篇反映农场女知青事迹的稿件,赶在三八妇女节前发到报社去,稿件分三小节,分别写三个女知青的事迹,合成一篇。她找到我,约我写沈瑾瑾一节。我写出初稿给她看后,她说:你把她写得太苦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稿件的基调应该再高昂些。我对稿件作了些修改,但心里明白,其实我从上报的稿件要求出发,已经留有不少余地,还远没有写出沈瑾瑾实际所承受的全部艰辛。

  后来,沈瑾瑾成了农场上海知青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成了第一个担任农场党委委员的知青,写她的材料也更多了,我经常根据材料要求,去她连队采访,和她连队的一些知青也很熟悉,还交了些朋友。然而可以这么说,每次写沈瑾瑾的材料,我都是带着矛盾的心理去的。她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我很清楚,每次写材料,她的内心其实是很想拒绝的,但碍于老同学的面子和任务,又不能太不配合。因此,每搞一次材料,对她都难免会增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我平时无法帮她,还不时地去给她增加压力,就此而言,我确实感到不忍下手;但是,想到她的艰苦处境和超强度的付出,又感到应该把她宣传出去,或许能给她带来些应得的荣誉,多少改变一下她的处境。所以,后来每次搞材料,我基本不找她谈诸如思想深处“闪光”的东西,只简单告诉她这次搞材料的意图和用途,然后就直接找连队有关的知青朋友采访,并尽可能地多听一些反映,这倒不是怕素材不够,而是沈瑾瑾在连队的知青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很好的口碑,怕有些材料经反映者的拔高而与事实有所出入,宣传出去后反而让沈瑾瑾难堪。在写材料时,我也常注意对原始素材多作些思考和鉴别,下笔时也留有一些余地。特别是我没有迎合形势的需要,把她的事迹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主题上靠。当时曾有一位朋友友善地提示我,能否在阶级斗争的主题上挖掘一下,使沈瑾瑾的材料紧跟形势,并举了一些沈瑾瑾抓管理、帮落后的例子,我问:“这就是阶级斗争吗?”,终究还是没写沈瑾瑾“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境界。她留在材料上、或留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始终是个以身作则、艰苦创业,并能团结关心知青职工的带头人形象。

  1973年秋,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一个摄制组,拍摄沈瑾瑾的纪录片,导演名叫沈耀庭,曾拍摄过一些很出彩的纪录片(文革后,他又自编自导了风靡一时的《405谋杀案》,导演了电影《东港谍影》、《侠盗鲁平》、《淘金王》、《马素贞复仇记》、《刘胡兰》等十多部有影响的电影和《燕儿窝之夜》、《奋起呀,中国》等电视剧,其中《燕儿窝之夜》还获得了1983年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和金鹰奖,《奋起呀,中国》获1984年最佳系列片奖)。他们一行到云南原是准备拍摄朱克家纪录片的,以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由于那时朱克家已是中央候补委员,以他的身份,不经中央批准,是不能随便拍电影的。于是摄制组只能请省知青办再推荐一名能代表上海知青的典型人物,于是,沈瑾瑾就成了纪录片的主角。摄制组由一名工宣队员带队,除了导演外,还有编剧、摄影师、灯光师、音响师,以及随面包车从昆明下来的驾驶员。电影拍了一个多月,其间沈瑾瑾对是否接受拍摄有过激烈的思想反复,好在经过领导的多次工作,电影还是顺利地拍摄下来了,而且借拍摄需要,沈瑾瑾的八营五连被特批,砍了一些木料,盖起了一幢瓦房,也算是让沈瑾瑾得到了真正需要的回报。由于我是沈瑾瑾材料的执笔者,团部指派我全程陪同摄制组,一方面对拍摄沈瑾瑾电影随时提供所需的材料和说明,另方面也在摄制组到农场其他地方取景拍摄时,做些联络和协调工作。在拍摄电影的一个多月里,摄制组和知青们打成一片,直面农场的艰苦生活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对知青生活有了许多远比当时宣传更直接、更真切的了解和体验,他们从内心对知青们怀有强烈的同情,与知青们建立了很深的友情。拍摄结束,在八分场场部搞了一次欢送摄制组的聚餐,大家都依依不舍。八分场的党委书记牟绍福还随车送了他们一程。后来曾听牟绍福跟我讲起,在离农场渐行渐远的面包车上,祖籍河南的摄影师路正隆很动感情,车子都快驶出二团了,他还在不停地流泪。我想,这位北方硬汉一定是想到了知青们的艰难,想到了还将无期限地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知青们。在临离开八分场时,他曾执意要把一张在勐海艰难拍摄到的云海照片送我,还在照片后面工整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平日挺能调侃的他,在把照片给我时,只表示没有更合适的纪念品送我,接着居然没再多说几句话;而我,也仅仅是没让眼泪流下来而已,因为大家意识到,一个多月艰苦而愉快的合作已经结束,几分钟后就要互相告别,这是真实流露的一种情感——都是人啊!。

  我最后一次写沈瑾瑾的材料,记得好像是在1976年,是为她参加省里的一个代表会议搞个书面交流稿。那时,报道组已经不复存在,第一批报道组成员,上学的上学,上调的上调,苏升乾、张立和我则留在宣传科。宣传科依然承担着报道任务,而凡是有关沈瑾瑾的材料,仍然由我承包。由此算来,从1969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七年的沈瑾瑾材料。其间,有写给云南新闻单位的,有写给各类会议的,有写给上海《文汇报》和知青办的,共写了多少篇,我没有统计,反正是我在农场搞宣传报道中写得最多、历时最长的。

  四、写得最急的是四营六连的材料,它曾逼迫我动起抽烟的念头,但终究没有学会,我很庆幸:我和烟无缘。

  在《谈谈李秀奇》一文中,我曾经谈到写四营二连材料的事,这里不再赘述。其实当时兵团召开行政管理现场会,我团有三个材料,还有两个分别是一营三连和四营六连的材料。因为四营二连材料重要,所以我们较早动手。一营三连的材料由一营自己解决,四营六连的材料则由张立负责。

  兵团的现场会即将召开之时,一天中午,我正在大勐龙的团部午休,突然电话总机的接线员黄海辉来通知我,说龙团长来电话,要我立即到四营六连去,是关于材料的事。我匆忙起床,从大勐龙的团部步行赶到四营六连。到连队时,龙团长和团参谋长等正在和四营六连指导员魏光明说事,见我来了,就交待说,四营六连的材料要换个角度重写,张立不在团里,让我下午先看一下原稿,了解一下基本情况,晚上再开个座谈会收集些素材,第二天中午把写好的稿子送团部,这话的意思就是让我晚上开完座谈会后,连夜把稿子写出完并誊写好(那时可没有电脑,只能一个方格一个方格地“爬格子”),第二天一早把稿子给连队领导看了认可后,就回团部。

  写稿子,我不是一个快手,我在动手前总爱左思右想地磨蹭一番,怕主题没搞准,被推倒重来;怕结构的逻辑关系不对,引发笑话;怕材料缺些基本元素,交代不完整….,而且不巧的是那天分场部晚上正好放露天电影,我在分场部招待所写稿不可能不受干扰,写稿的效率可想而知。但是,龙团长的要求就是“军令”,没有打折扣的余地。于是,我当即从张立写的稿子里摘出一些可用的素材,并考虑着下班后如何开座谈会,重点收集哪些素材,同时又和四分场的宣传干事北京知青孙宁打好招呼,要他想法帮我提供几支香烟,准备写稿困了、或思绪混沌时,用抽烟来醒脑提神(这可是烟民们常挂嘴边的抽烟理由呀)。晚饭后,我在四营六连匆匆开了座谈会,就赶到四营招待所。孙宁给我送来了几支“绿叶”牌香烟,记得还准备了蜡烛以防停电。晚上,我强制自己的思绪远离颇具吸引力的电影,集中心思写稿。稿子写到后半夜,眼皮开始沉重起来,由于中午没休息好,睡意渐浓。这时我庆幸自己有备在先,就“煞有架势”地顺手拿起一支香烟,点燃后,使劲抽了几口,我期待着自己的精神能立时焕发起来。谁知,不但精神没被焕发,脑袋更沉,思绪也更加混沌。我想这也许是初学者的“正常反应”,于是就先采用老办法——洗冷水脸,待稍感清醒了即抓紧时间继续写稿。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感到困顿了,于是再次点燃刚燃过一小截的香烟,猛抽几口,待了会儿,效果依然没有显现。我只得又去用冷水洗脸,把精神调节起来继续写稿。在第三次再试抽香烟不见效果后,我对香烟的效果不再寄予希望。对烟,其实我是打心眼里反感的,所以也会萌发学抽烟的念头,只能说是经常熬夜“爬格子”所迫,既然烟对我熬夜提神毫无益处,何苦还去青睐它呢。从此以后,无论怎么熬夜写稿,我再也没有动过烟的念头,直至今天。我周围有些朋友对我曾在云南当过知青,在那里整整生活了十八年,而且长期搞文字工作,居然不抽烟,感到惊诧,赞我当年是个“好青年”。我解释,我不是为加入“好青年”的行列才拒绝香烟的,我当初还主动“追求”过它,只是它最终没给过我一丝真切的帮助,我才没与它交上朋友——我和香烟没缘份。

  五、写得最别扭的是四营三连割胶排的材料,龙团长帮我解了围,从此,我知道了矛盾也可以这样解决。

  已记不清是谁要求我去写这份材料的了,只记得是为兵团在四营三连召开现场会准备材料,内容是写四营三连割胶排如何抵制“一吃二住三橡胶”的错误路线,坚持“大力发展橡胶事业”的,而且时间很紧,离现场会召开已时日不多。在强调民生的今天来看这个材料的主题内容,大家会感到匪夷所思,但当时这确属于“主流意识”而被宣传和倡导。这且不说,更难办的是,在写材料之前,我得到的背景提示是:连队的指导员、一个老干部杨光俊是作为割胶排的对立面,搞“一吃二住三橡胶”,以知青为主的割胶排则坚决走“大力发展橡胶”之路。按正常的逻辑推理,当时生产任务在肩的连队指导员会希望胶工们在生产上不怕苦和累地忘我投入,或有可能对大家的生活关心有所欠缺,应是“大力发展”方;而知青胶工们大抵会希望领导抓好后勤保障,把生活搞好点,因此也更容易成为“一吃二住”方。但是现在的材料却要反映与此相反的过程和结论,即连队领导搞“一吃二住”,胶工们坚持“大力发展”,当初我内心便怀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疑团,但这是来自上级的“官方”结论,我只有奉命前往。

  我到连队后,照例先见了连队领导指导员老杨,说明来意,并向他了解有关割胶排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和割胶排之间的矛盾。接着,我又找割胶排的沈排长和一些割胶工了解情况。如今,我早已不记得那时指导员老杨和割胶排之间存在着哪些是是非非了。而且在当时的采访中,我也肯定没能找到有说服力的素材,让我能理直气壮地写出割胶排抵制“一吃二住”的豪气,写出指导员老杨反对割胶排“大力发展”的胆量来。总之,这个材料很让我为难了一阵。最后,我只有采取互相靠拢的折中办法,把指导员和割胶排的是非矛盾缓和了一下,以“大写意”的笔法写出了初稿,按现在上海人的话说就是掏了一次“浆糊”。

  稿子写完后,我给指导员看,他说,他与割胶排没那么多矛盾,因此对材料不满意。接着我又把材料给割胶排沈排长看,她说,材料没有把割胶排同指导员的矛盾写出来,同样对这个材料不满意。我意识到稿件的困难处境,脑中跳出“难办”两字。对他们截然相反的意见我无法糅合,自然也无从下笔对材料作任何的修改,只能采取任其自然的态度,心想,无非是最后请他们自己写,反正我仅有这些能力,即现在常被失败者们用作托词的“我尽力了”。到了该交稿的时候了。一天下午,龙团长坐着小吉普来到四营了解现场会准备情况。我恭候在营部把材料交给他,向他简单汇报了材料的内容和双方都不同意的情况。他听了我的汇报,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让我拿着材料随他去三连。
到了三连,龙团长先找到杨光俊指导员,听他谈对材料的意见。指导员带着委屈情绪,表白了一番。说完后,龙团长说,现在兵团来开现场会宣传你们连的割胶排,作为连队的指导员,你当然也有一份功劳,这是在你领导下干出来的嘛,你做了不少工作,很辛苦,我们都了解。至于割胶排有些意见,很正常,你工作中还有缺点么,不要感到委屈,其实他们有些意见,材料里还没有写进去呢。明天兵团就要来这里开现场会,有些自己做得不够的,你还可以主动在会上讲,没什么关系的,领导对你还是信任的嘛,你自己的姿态要高一些,这并不影响你的威信,工作照样放手做嘛。龙团长这么一说,指导员心里再别扭,嘴上也不好说什么,再说,龙团长对他总体上给予肯定了,还能再说什么呢,点头表示听从领导的意见,于是对材料就算认可了。

  走出指导员房间,龙团长又让连队马上召集割胶排全体胶工在晒场上集合。当时已近收工时间,割胶排约三、四十人很快每人手拿小凳子,在晒场上按班排列,整齐就座。龙团长也在队列前的一张靠椅上坐定,简单说了几句兵团来开现场会的事后,就让我向割胶排全体胶工读我的那篇稿子。写了稿子还要大声地向被写者全文朗读,在我搞报道工作的几年里,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知道这是一个完全没被认可的稿子,于是带着几分尴尬的神情,忐忑不安地把稿子读完。龙团长请大家对稿子提意见。开始,没人说话,团部来的一位生产参谋就走到沈排长和几个胶工身边去动员,让他们谈意见,看得出,他是站在割胶排一边的。大家依然沉默。过了一会儿,沈排长先发言,大体内容是,割胶排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得很不容易,材料没有把一些重要的事写出来,与指导员的一些矛盾也没反映出来。接着,又有二、三个人说了些胶工们艰苦劳动的事,要求材料反映得充分些。见大家不再说什么了,龙团长便说,大家的意见很好,工作也很辛苦,但一个材料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写上去,材料我看了,基本上还是把割胶排的事迹反映出来了。至于和指导员的事,有些缺点错误,谁都难免,我们也批评他了,有些问题他自己也会认识的,再说他是连队的领导,连队的成绩,割胶排的成绩,和他的工作也分不开,如果他一点不支持,割胶排的工作就很难做好,要一分为二嘛。明天兵团就要来开现场会了,这是大家的光荣,也是二团的光荣,我们一定要顾大局,把现场会开好。龙团长说完时,已是收工吃饭时间。龙团长对我说,他准备再找沈排长谈谈,让小吉普先把我和那个团部生产参谋送回大勐龙团部,然后再折回四营接他。还叮嘱我抓紧时间对材料再作些修改,然后赶紧打印,因为明天上午就开现场会。曾让我左右为难的棘手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在几年的兵团生活里,我和龙团长在工作中接触不多,只知道他很爱篮球,每逢团部有篮球赛,他每场必到;还听一些现役干部给我说起过,龙团长能打仗,在部队很有点名气。这次没想到,在做思想工作方面也既果断,又有灵活性,还讲点辩证法。虽然这份材料让我搞得很别扭,但龙团长及时帮我解了围;并且在解围中也让我开了窍:有些问题可以这么解决。

  六、写七营三连四班的材料尝试了“文字接龙”的方式,有趣轻松,但为写七营三连四班,也有过并不轻松的经历。

  好像是在1972年,七营出了个三连四班典型。为了节约每天上下山的时间,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培育橡胶上,全班知青在班长裴丽娟的带领下,吃住在林地附近的山上。这个典型受到兵团领导的充分肯定。不久,《云南日报》记者老韩来农场组织我们写稿,说稿子要得很急,三天后就要完稿带走。根据他的要求,我和张立随老韩一起到七营三连采访。在化一天了解了需要的基本素材后,就住在七分场招待所赶稿子。按一般的写法,我们每人负责一部分,写完后,由一人统稿。但报社的老韩却由于时间紧,提出了一个新奇的写稿方式:由他做记录,我们三人每人说一句,把文章顺下来就算基本成稿,然后通读一遍,作些修改,送连队和领导过目后就带回昆明。我不是个“快枪手”,在对收集的素材还没有琢磨透之前,出不了思路,更别说采取这种“流水线”式的写法。好在老韩很平易近人,好接近,张立对这种写法既有兴趣也能适应,于是,我们两个躺在招待所的床上,眼睛注视着天花板,你一句、我一句地玩起文字的“接龙”游戏,老韩辛苦些,他既要想句子,又要负责记录。张立的积极性高,句子也接得快,我会常常因多余的思考而卡壳,有时张立帮我接上。有时互相间也会对别人接的句子提出异议,于是当即一起商量着修改。这样的写稿方式可能会缺少对通篇稿件的把握和对一些句子的推敲,但确实出效率,玩了一天的“文字接龙”,六、七千字的稿子就写成了。而且大家感到新鲜而轻松,丝毫没有往日写稿时那种皱眉深思、甚至睡觉时还为之辗转反侧的痛苦状。在完稿后,他告诉我们,这次他专程从昆明下来,除了要采写七营三连四班的稿子外,还有个任务,就是来与农场商量,调何龙江、张立和我三人去《云南日报》工作,农场没有同意,他只能带着完成的一半任务回昆明了。

  这是一次愉快的写作经历,而且几天后,《云南日报》用显要版面刊登了我们合作的、篇幅不小的稿子。有几次,班长裴丽娟说感谢我当初为宣传他们班付出的辛苦。我想,那次写稿实在谈不上辛苦,相反还留下了不少快乐的回忆。要说为三连四班的材料辛苦,确实也有过一次。那是在报上宣传三连四班事迹后召开的一次团学代会期间,一天晚饭后,我正在观看学代会期间组织的篮球赛,突然何龙江找到我说,一位副政委有事找我,让我立即去他那儿。我到了副政委那儿,他对我说,明天一早要组织学代会代表到三连四班参观,他最后要讲个话,内容主要是大家应向三连四班学什么,要我写个讲话稿,归纳几条。明天七点钟之前把稿子送他,我问讲多长时间,他好像说要讲一刻钟到二十分钟左右,总之我记得要写三百字的稿纸约十几张,共三、四千字篇幅。在学代会期间,我们报道组负责会议的材料和简报,每天要写要印还要发,确实比较辛苦,已经感到睡眠不足,如今又增加一个写作任务,而且明天一早要交出誊写清楚的稿子,心想今晚又将是一个紧张的通宵。好在向三连四班学习哪几条,我心里还有点谱,回到宿舍,拿起笔就急匆匆地写了起来。夜深人静时,睡意越来越浓,脑袋越来越沉,稿子的进度越来越慢,字迹也渐渐地越来越潦草难辨。我边想边写,思路困难时,就把部分有修改的稿纸誊清,作为调节。写到下半夜时,我胃疼病又犯了,在精神紧张压抑时,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这时,虽然我只能写写停停,进度很慢,但我只能坚持,因为时间不等人,我必须在清早就交稿。最后一点(记得是学习三连四班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还没写完时,突然听到大勐龙团部有人活动的声响,这时虽然天还黑蒙蒙的,但我知道离交稿的时间已经不远了。胃疼,脑子混沌效率低,加上时间的局促,我不想坚持把稿写完了,心想,反正已经写到最后一点了,把要写的关于团结友爱的意思给副政委说一下,由他现场发挥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把有涂改的稿件誊写清楚,把十来张稿纸按序整理完后,又自己梳洗了一下,提了提神,拿起稿纸去找副政委。见到副政委,我向他简述了写的几点内容,并说明了昨夜我胃疼,讲话稿没能全部写完的情况,请他现场讲话时补充一下。本来我准备,如果副政委对我抱病熬通宵写稿表扬几句的话,我还准备再多说几句表示歉意的话。没想到副政委当即脸一沉,很不满地说:“怎么搞的?这么一篇东西都写不好。”还说了几句涉及地方和现役的派性话。由于对这种情况我毫无准备,顿时感到脑子一片空白,想好要表示歉意的话没派上用处,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为自己辩解,等副政委批评的话说完,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七、写得最顺心顺手的是刘红鹰的材料,采访时我就有些动情:这个小姑娘太倔、也太苦了,这个材料我应该写。

  记得好像是邹礼先副团长对报道组提出的要求:去八营十三连写个四川知青刘红鹰的材料。因为采访八分场的典型属于我的事,所以采写刘红鹰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八营十三连的指导员是上海知青朱建民,我找到他说明了来意,他就先给我简单介绍了刘红鹰的情况,并告诉我,刘红鹰平时话不多,要采访她可能比较难。平时我们采访典型,能积极配合的实在不多,因此我对此还是有心理准备的。

  那天下午,刚开始找刘红鹰谈时,她很腼腆,不想谈,还一直提出让她上山劳动去。我答应日后一定到她林地去劳动,把当天下午采访的工时给补上。她将信将疑地听着我说,却仍然坚持着要上山劳动,并反复说着一句话:“我没得啥子好说的”。只是见我始终没有松口,也不好擅自离开。我见状,就先跟她拉起家常,问她这么瘦小的身体,怎么会选择到离家这么远、劳动强度又这么大的云南来;问她干农场的哪个活最有兴趣;谈四川知青能歌善舞,问她的爱好是什么,等等。虽然几乎是简单的一问一答,但无固定话题的聊天,还是渐渐缓和了采访的气氛,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在她慢慢打消了对写材料的顾虑和撤销了对我的心理防线后,谈话的内容就进入到她管理林地的事了。

  其实,关于刘红鹰管理林地的事,我在找她之前已经作了一些背景和基本事实的了解,知道她为了管理好新种植的27亩胶林,让小树苗快快长大,每天冒着烈日,在种植带上挖坑埋草填基肥。自己林带上的草砍完后,又在山上四处找草,砍了后拉来埋坑;或者从连队及别处挑来肥土培在小树苗周围。由于林带上填埋了厚厚的一层野草和肥土,人踩在上面,会有软软的“海绵田”的感觉。为了达到这样的林管水平,刘红鹰经常比别人早上山,比别人晚下山,中午是太阳最毒的时候,她吃完饭又扛起锄头上山接着干。她知道,要干好林管,没有其他捷径,就是多花时间、多出苦力,多施肥料。每亩胶林有28棵树苗,每棵树苗间距3米长,林带宽2米半到3米,刘红鹰在这二公里多长的林带上,不知流了多少汗,衣服经常渗出盐花,而且当时还缺油少菜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这对于一个1米五刚出头的瘦弱小女孩来说,需要有多大毅力、吃多少苦啊!问到这些事时,她还是这么简单的四个字:“没啥子的”,觉得这很平常,自己应该干、也能干下来,整个交谈过程中,并没有“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为了打击帝修反”那些现在听来有点别扭、那时却很流行很时尚的豪言,甚至也没有说那些与接受再教育的身份相称的话,比如“在艰苦劳动中好锻炼自己”,“向先进人物学习,改造世界观”等。她的回答,话始终不多,神态始终平静,但在她简单而朴实的回答中,明显透出她内心的倔强劲。

  我又问起朱建民告诉我的,有次秋收,她不顾难走的山路,从山上挑回被知青们装得满满的两筐包谷一事。她告诉我,一些知青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塞得满满的两筐包谷让她挑回连队,说要看看她的能力,当然也有劝她别硬干的。刘红鹰干活从来就有一股倔劲,她没说什么,硬是挑起两满筐包谷就走,从山上一直挑回了连队。我问,两筐包谷有多重?她回答,挑回连队秤了,是120多斤。我又问,你的体重是多少?她回答,80多斤。她回答得那么平静,几乎没有任何表情,更没有夸张式的语调。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她讲述,脸上没有丝毫表露,同样也保持平静的神态,但注视着面前瘦弱的刘红鹰,她的肤色黝黑而无光泽,她的头发有点泛黄甚至稀疏,显然的营养不良,内心不禁涌起一阵复杂的情感,是感动,还是同情?是想赞扬她,还是想劝阻她?

  20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画报上看到陈际瓦写刘红鹰的文章,文中提到,当时农场新栽胶苗的平均成活率是79.5%,刘红鹰27亩的胶苗成活率是97%;农场胶苗的平均茎粗是1.88厘米,刘红鹰的胶苗茎粗是3.19厘米。这个惊人的结果,完全是靠刘红鹰的拼命苦干才取得的!当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江洪州曾到刘红鹰林地视察,这位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尽心竭虑的长征老红军看到这个情景,也不禁为之动情动容,他说:刘红鹰为橡胶事业作出了贡献!话语虽普通简单,然而却饱含深情、语重心长,在场的陪同人员谁都惦得出话语的份量。

  差不多是三十年后,八营三连的上海知青耿金华、沈冠建等重返云南农场时,特地上山去看了刘红鹰曾管理过的那片林地,回来感慨地说,那片林地长得特别好,树杆比其他的都要粗,据说胶水产量也特别高,当年刘红鹰的心血没有白费。我想,如果有一天,如今已多病缠身、退休在家的刘红鹰也能回到那片林地,性格倔强的她一定会抱树而泣的,她对这片胶林注入了太多的情感,付出了太多的艰辛,而今,当年的小树已长成大树,为国家奉献着浓浓的胶汁,刘红鹰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那次在八营三连采访刘红鹰,我共化了三天时间。我还找了几个与她接近的知青,也上了刘红鹰的林地,和她一起参加劳动,感受她的劳动强度,并又和刘红鹰谈了半天。在刘红鹰的话闸打开后,我又进一步了解到,由于家境的变化,她的少年时代是和继母一起生活的,对应该是人生中最甜蜜温暖的那段生活,并没有留下多少甜蜜温暖的回忆。她不偷懒,能吃苦,有股倔劲。当然,她也有明显的弱点,倔强中带有点固执,内向,不善交流,这也许和她的经历有关,她也为此多吃了不少苦。但是,她的体质比一般人差,吃的苦流的汗比其他人多,林管水平比其他人高,胶树长得比其他的好,这就是我采访刘红鹰后得到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和结论,这无关乎她的性格弱点。我心里说,这个材料应该写,也值得写。

  在采访的三天里,我已基本确定了稿子的基调,回到团部后,几乎一稿就写成了《铁姑娘刘红鹰》。送到思茅兵团部,得到了兵团宣传处的好评,被收录进兵团编印的一本通讯集。几天后,云南日报以“红鹰在广阔天地翱翔”为题,刊登了这篇文章。后来,北京的《人民画报》社资深摄影记者高明义来农场,摄取了刘红鹰的照片,并被用作1974年第三期的《人民画报》封面。

  1975年1月,刘红鹰作为云南农垦系统的代表之一,光荣地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幸亲眼目睹已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亲耳聆听周总理向全国发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号令。回来后,她送了一支印有“人民大会堂”字样的铅笔,向我传递了来自北京四届人大的温暖气息。

  后来,我和当时在一分场的徐作民联系,让刘红鹰到一分场八队学习参观了一次,让她了解老连队胶工们的工作情况,直接感受一下胶林产胶收获时的愉悦,也了解一下高产林地对林管的要求,算是开开眼界,又作身心调节。那次,八分场牟绍福还派出宣传干事、老四川周生燕陪同。在一分场八队的林地里,徐作民一路走,一路为刘红鹰作热情的介绍。刘红鹰时而也提些问题,老徐都耐心地一一作答。那次一分场八队之行,刘红鹰多次露出了不常见的笑容。老徐则利用刘红鹰来参观的机会,把连队职工集中起来,介绍了刘红鹰的事迹,进行了一次典型教育活动。

  九十年代初我去重庆,重庆知青杜川才陪我去找了刘红鹰,当时她在一所职业学校总务处就职,健康情况不很好,因为从小生活艰辛,十六、七岁花季时,又远赴云南接受近十年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磨练,回四川后,又为生计奔波、为读文凭操心,又不能不按人生规律走上结婚生子之途,这样的人生经历,其健康情况欠佳是可以想见的。当时的她一直在理疗调养。在我们见面交谈的短短时间里,她反复说着,后悔自己没多读些书,虽然也参加了大学自学考,但由于身体原因,考了几门后就没再坚持下去。她把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她的女儿聪明活泼,当时是红领巾的大队长,不仅成绩好,并很有点组织才能,还爱好文体活动,长跑得过学校第一名,可谓全面发展。

2002年,她女儿考进陈景润曾执教过的厦门大学数学系学习,2006年,又获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她女儿在大学期间,曾来上海我家,我们约了沈瑾瑾、沈百顺一家聚面,见到她的女儿聪明活泼,又很懂事理,感到很欣慰。有个好子女,实在是步入老年后能得到的最好报偿了。刘红鹰尚未步入老年,已得到了最好的报偿,她的后半生应会过得快乐幸福的。

  在报道组的几年里,我还写过李镇江的材料,六分场文艺宣传队的材料,邓竹青的材料,李秀奇的材料,三营三连(武装连)等材料,至于写简报、工作总结、专题汇报和领导发言一类的稿子则更多。以上用较多笔墨记录的,是让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几次写稿过程,酸甜苦辣,每次品尝不同的滋味,都会多少搞懂些人间事理,悟出些人生哲理;我由此也懂得,各种滋味其实都是我们人生需要的。回想起来,我更多的是感到欣慰,因为在那个很容易荒废人生的年代,我还是得到了一些不易得到的收获,对今后人生具有宝贵价值的收获。

  八、报道组是个思想活跃、团结和睦、工作效率高的团队,对我而言,也是个学知识、受锻炼的好课堂。

  报道组是个思想十分活跃的团队,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但相互间合作融洽,工作愉快,集体生活中充满着情趣。

  何龙江是宣传干事,严格说,他不是报道组成员,但他负责报道工作,又一直和报道组在一起,在报道组的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人们更多地把他看作报道组的成员。平时他神态沉稳,中规中矩的,但内心思想还是十分活跃的。我至今还记得在1973年的一个夜晚,我们俩一起悄悄地谈论起社会上对江青的种种非议,议论林彪集团的实质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兵团改制为农场时,他被调到农垦总局宣传处工作,后回了北京。现已退休,以不小的热情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报道组里年龄最大的是四川老知青余德庄,相比我们,他是最早搞文字工作的,写典型材料很有经验。他的文字基础好,在农场时,已显露出搞文艺创作的才干。在报道组时,他写的诗作《哨兵的眼睛》就已被云南的中学语文课本收录,作为范文施教。他也是最早离开农场报道组,被调到《云南日报》文艺部当编辑的,现在重庆任作协副主席,是个有一定影响的作家。

  年龄最小的苏升乾生性活跃,思想敏锐,常会对一些旁人不留意的事物提出些看似怪诞、却能引人思考的问题来。他在学生时代曾有过说相声的训练,因此口才很好,且幽默,常能突发奇想地抖出些笑料来活跃气氛。恢复高考后进入云南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现已当上了教授。他曾一度被云南电视台聘为《云南夜话》专题节目的主持人,发挥了他思维敏捷、口才好的特长。

  张宏志爱干净,每次洗脸总不忘抹上香皂,难怪皮肤那么白净。他的胆小是出了名的,有次去团部文艺宣传队聊天,较晚回宿舍,被直挺挺睡在他蚊帐内、用白纱布裹满头颅的苏升乾吓得惊呼着逃出宿舍。他写稿时对用词较讲究,记得为了写一篇散文《爱树的人》,几乎可用“字斟句酌”来形容。在被调往兵团部宣传处后不久便上了大学,毕业后改行从医,成了一名业内的资深专家。

  张立平时说话较注意分寸,神态略显老成,写稿构思很用心,而且工作勤勉、认真,有次连续几天赶稿子,以致晕倒。他被调到新华社云南分社任记者后,曾和我在同一食堂用餐(我被调云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交谈很多,也很投缘。中越自卫反击战时,张立曾作为战地记者亲临前线,写出了影响一时的长篇报道《孤胆英雄岩龙》,还荣立了一次三等功。十分可惜的是,在1983年他受新华分社委派去北京进修新闻专业搏文凭时,恰逢其妻在京生孩子,凡事认真的他由于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留下了一个才几个月的儿子。他的妻子在楚雄工作,我们在昆明的几个朋友曾努力想把她的工作调到昆明,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办成,使我们总觉得对九泉之下的张立怀有一份深深的歉意。

  报道组里从二分场调来的人最多,除苏升乾外,还有李平、皮子刚、陈叔强三位。李平是报道组里唯一的女性,和余德庄一起负责四营二连的典型报道,工作需要她同报道组的男知青一样,全农场地到处跑材料,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一个女青年来说确实不容易。有年,我回上海探亲,因宣传需要,她替我去采写了沈瑾瑾的一篇稿件《小沈的日记》,被刊用在《云南日报》上。她较早回北京上了大学,后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我感到这项工作对她很合适,事实上她确实也干得很尽心很出色。皮子刚当时主要负责守家,搞些类似文秘和内勤的活,与下到各连队的报道组成员保持联络,传递信息,是个工作很认真细致的人,后被调到十五分场小学校当了一名教师。离开农场二十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见到了他的参与,料想他仍是一位活跃之人。陈叔强开始时负责刻印《东风简讯》(刊名不知是否准确)。当时还没有电脑打印,全靠他一块钢板、一支铁笔,把稿件刻在一张张蜡纸上,然后再去油印装订下发。他是个急性子,但干活却很细致耐心,刻得一手漂亮的钢板字,还爱好绘制地图,当时他绘制的二团地图一点不比正式出版的地图逊色,上海知青编印的画册《勐龙印迹》和回忆录《勐龙记忆》都刊用了这幅地图。他后来被调到电影放映队,干起了最受农场职工欢迎的美差。

  老北京知青刘青是较晚进报道组的,因有胃病,人显消瘦,说话节奏比一般的北京人略慢,很少慷慨激昂,他的叙事常常不采取陈述式,而是描述式,绘声绘色的,而且音量不大,由此常能使话题生出几分神秘感来。他曾在团文艺宣传队搞文艺创作,是个有才气的人,在报道组时间不长,不久便病退回了北京。我们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但因为宣传队和报道组都在团部,他来报道组串门较多,彼此间也很熟悉。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与人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啊,摇篮》,由谢晋执导,祝希娟主演,获得了1979年文化部的优秀影片奖和第一届“文汇电影奖”最佳影片奖。

  除了报道组几位外,还有常来报道组串门的各分场的北京知青,如苏白海、孙宁、张承代、安仲凯、李再延、杨少勤、李大明、彭振戈、王开平等等,每次只要来上几人,整个屋内就会喧闹不息和玩笑不断。虽说他们间的谈资常带很浓的政治色彩,神侃起来天马行空,没有边际,但这种神侃有时也能给你提供开阔眼界、拓展思路的空间。你可以不必计较他们目空一切的口气和神态,不必细究他们谈资的准确性和分寸感,也不必在乎他们的不拘小节,却可以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和参与他们的交谈,感受他们对事物的敏锐嗅觉和独有的思维方式;感受他们做人的粗狂、率性和朴实。因此,作为一个个性特征和生活习性都与北京人有着不少差异上海人,我和北京知青们有着不错的交往和友情。应该承认,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无论是有意识地,或是潜移默化地,我从众多的北京朋友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仅有阅历层面的,甚至也有个性层面的。

  在“指点江山”时,大家会兴致勃勃,在一起“改善生活”时,大家的兴致则更高,不仅参与率高,而且动口又动手,非常的“现实主义”。有次大家一起包饺子,从伙房秤来几斤面粉,买上几个鸡蛋罐头,又到菜地割些韭菜,包饺子的条件就具备了。再用铝质洗脸盆当锅,往两块砖上一架,用过期的《红旗》杂志或废报纸作燃料,加工饺子的条件也不缺了。于是乎,平日生活中并不勤快的北京朋友们,这时会表现出超常的热情和勤快:有自荐包饺子的,有主动洗刷碗筷的,有满屋子找旧书废报纸来作燃料的,当然也依然有在一边大侃国家大事又时不时地来关注一下煮饺进度的,甚至也有拿着空碗守在锅边直咽口水、等待饺子起锅的。那次我负责烧火,印象中好像是八个人吃了七斤面粉的饺子。吃完后好长一段时间没人起身收拾锅碗,当然这里没有一点偷懒的意思,因为个个撑圆了肚子,不仅难于收腹弯腰,甚至不便起身挪动,实在需要给些时间用作消化。

  报道组是在1974年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又被改回到农场体制时撤销的,张立和苏升乾从报道组调到了宣传科,我担任了党委秘书。不久,在宣传科长罗建民调农垦总局党校后,又调我到宣传科任副科长,同时仍兼任党委秘书一职。除调入我之外,宣传科还先后调入过张兆田、黄建国、何宣、李玉民、闻闸、朱贤英、邵琪伟、杨忠湖、励培云等,人丁兴旺时,宣传科有八、九个人,除杨忠湖是位年岁稍长的老职工外(不久调机务科),其余都是朝气勃勃的小青年,不仅个个能干,而且讲作风,讲效率,确实是个很好的团队。在宣传科,我们除了抓面上宣传教育、学校教学(包括函授)外,新闻报道依然是主要工作之一。可以说,我的这段新闻报道工作和宣传科的工作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这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宣传工作:离开农场宣传科,被调到昆明省委宣传部干了八年半,回上海后又先后在《当代中国编辑部》和《上海年鉴》社共干了十年编辑工作,之后调上海市委宣传部又干了十一个年头。退休在即,回想在农场报道组和宣传科的几年工作经历,它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期间的工作经历和人生阅历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支点。

  有个诗人曾这样说: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
  “昨天”已经过去,而“明天”则是我们每天都在接近的生命的彼岸,我们始终活在“今天”,因此,我们都对“今天”倍加珍惜。然而,我们不能轻易忘却“昨天”,尽管当时人间曾有诸多不善,但是,不能否认,我们今天的起步正是以昨天为起点的。

  这里,我无意咏叹虚假的情结,更无意去颂扬那个强加于我们的“火红的年代”。虽说我们只是尘世间的凡夫,受世俗所累,尘缘未断,但我们在忆起那段经历时,仍不免要感叹大自然曾经的赐予,感叹艰难跋涉中的成长,感叹真诚播下的友情。当年收拾进我们行囊的,有许多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藏。

  世界不会纯净,我们依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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