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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原云南东风农场上海知青  陈筱萍

 

   花季的岁月,留给了南疆,南疆的记忆,烙在了每位赴滇知青的心上。

             茅屋、竹床、泥泞


  
十七、八岁,如花的年龄,离开父母,来到远离上海三千多公里的西南边陲。当拖拉机把我们拉到了二团八分场工程连时,所有的男女知青都惊呆了,眼前依山而傍的两排茅屋,山坡上满是杂草丛生,“头顶芭蕉,脚踩菠萝,跌倒了抓起一把花生”美丽的西双版纳去了那里了?还没楞过神来,迎接我们的云南、湖南支边老工人,我们的连长、指导员 、排长就热情地把我们的行李朝一间间设备简陋的房间送去。

  
房间里,所有的陈设都是竹子做的。床脚是粗毛竹截断后打桩似的埋在土里,床面则是用毛竹剖开后铺设在竹子穿插的框架里,还有简易的用毛竹制成的架子,可以放置箱子之类的。

   第一顿饭吃的菜是当地俗称包心菜炒肉片,男女知青都无精打采,吞咽缓慢,却见好奇的老工人子女端着饭碗,围在知青的茅屋边,大口吃着,仿佛在吃大餐。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生活。超负荷的劳动,每天顿顿是不见油腥的包心菜、茄子、甚至是米汤里放上一点葱花作菜,我们才醒悟到老工人子女津津有味吃大餐的意味。

   雨季来了,西双版纳的雨,轻轻的,细细的,滴滴呖呖,无尽无止。知青们泥泞中戴上斗笠出工,由于连绵阴雨,被众人踩出的土路,泥烂、溜滑,脚踩上去,像初次学溜冰的穿上溜冰鞋,一不小心就摔个四脚朝天。就是到食堂打碗饭、拎瓶开水也是战战兢兢。我就亲眼看见一位同连队的上海女知青,听到炊事员喊打开水,拎着水瓶就往伙房去,不小心,脚底一滑,就像坐滑梯一样,从坡上滑到坡下,浑身就象泥猴一般,手里却仍然高高举着空水瓶。生怕摔坏了水瓶,连每晚用热水洗脸、洗脚的待遇都丢失了,真让人看了好不心酸!

             



             摘花生与基督山伯爵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只是体力的折磨,而更折磨人的是精神上的。几万知青去了西南边疆,除了每天早上天天读,晚上的连队例会,娱乐活动几乎是空白。大约每月一次的分场放映电影,尽管放来放去就那么一些诸如,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奇袭等老片子,对于知青来说,仍不失为一次精神大会餐。只要放电影,哪怕距离场部再远、山路再陡的连队,收了工,仍会手拿着简易木板钉成的小凳子,从各条通向场部的小路上,汇集而来,津津有味地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浩浩荡荡借着月光或手电筒走几十分钟路甚至更长时间返回连队。

  那是来边疆第三、四个年头了吧,又迎来每年一度收摘花生的季节。八分场场部、连队在传递着一个外国人几度被折磨要死,却又大难脱险,在一座孤岛上找到宝藏,惩治恶人的复仇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故事源自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最早我是从分场部人事科陈静芳那儿听来的,那时碰到抢种抢收,分场部干事都要下连队。我们边摘花生边听她娓娓道来。故事讲完了,我还回味无穷,深深为故事中人物命运扼腕叹息。以后我又把这故事传讲给另外一些知青听,大家听得都入了神。事后,我还用笔录的形式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用了三十多页信纸,至今还保存着。偶尔也翻阅一下,不禁感慨万千:如今二十岁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当年发生的事了,电影、电视、各种艺术享受应接不暇。然而当年对精神食粮的渴望,至今仍使我怦然心动。

               “老工人”

  云南农场中主要组成部分:转业军人、湖南支边农民和知识青年。大返城改变了知青的生活轨迹,但一旦回想起这段在红土高原共同生活的日子,眷恋之情仍从心底油然而生。我们称之为“老工人”的他们,因大批知青的到来,都选拔出来成了新建连队、场部的领导。不苟言笑的王照明指导员、舍己救人的阿甲教导员------

  王照明,工程连的指导员,个子不高且瘦,面部表情常常很严肃,与当时样板戏中党代表的“高、大、全”形象似不能相提并论。他是湖南人,极喜吃辣,尖的小米辣朝灶火里一烤,一口一只,眨眼就能把一顿饭打发完。男知青们见他都有几分敬畏。记得有个知青,脸上长满雀斑,大家戏称他为“麻脸”。传到王指导员耳里,就在晚上全连大会上批评:“什么马里,马里是个国家!”知青们哄堂大笑,但面对王指导员严肃的表情,笑声一下子又嘎然而止。

  去边疆的第一年冬天,就轮到了全建设兵团开垦梯田大会战。工程连也被拉上了第一线。那几天,不知是不是体力不适应,还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我开始拉肚子了,浑身软软的,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还是咬咬牙,坚守在第一线。那时每人每天的工作任务,是在荒山上环绕着山拉出3米宽的梯田带长20米,再在梯田带上每间隔3米要挖底宽60公分、高70公分、上口宽为80公分的种植橡胶穴8只。由于体力不支,我完不成任务,天已慢慢暗下来了,我还在尽力挖着。就在这时,我听到不远处有人叫我的名字,王指导员来到了我面前:“怎么还不下山?”“我没完成任务。”“你已带病坚持工作了,快跟我下山。”王指导员边说边拿过我的锄头。也许太虚弱了,还是耗尽了体力,我刚走了几步,一下摔倒在地上,怎么也挪不了步。王指导员一见此情景,不由分说,让我伏在他背上,用他那瘦小的身躯,楞是把我背到了宿营地。

  梯田大会战结束后不久,某天晚上,王指导员找我谈心,从知青来边疆到他以前在部队的趣事,交谈中,我突然感到他其实是个很热情的人,只是不接触,给人一种冷峻的感觉。他突然问我:“你愿不愿意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入党组织?”“我?够格吗?”“只有向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才会努力奋发,我相信你经过努力,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油灯下,看着王指导员充满期待的眼神,我也认真点点头,心中默默回答:我一定会努力的。那晚上的谈心后,我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至今还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总感觉到干活做事,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我担任了工程连的文书,还在卫生员回家探亲时,把卫生员的工作也兼做下来了。来到边疆的一年多,我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那时我还未满19岁。

  陈阿甲,墨江人,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讲话声音响亮,很有感染力。他来八分场当副教导员大约是在我到边疆的第三个年头了吧,那时我临时调到场部保卫办,阿甲教导员主管这一块工作,接触中感受到他责任心强且很平易近人。

  最难忘的是阿甲教导员舍身救李副场长的事。场部附近寨子里的一头牛突然疯了,冲上场部大平坝,见人就挑,整个场部一片混乱。部队转业的李副场长(知青都称他为草鞋营长)躲避不及,被牛角碰了下,摔倒在地上,眼见牛就要用牛角再挑李副场长了,在这关键时刻,阿甲教导员奋力冲了上去,大声呵斥疯牛,疯牛听到背后声音,放弃了摔倒在地上的李副场长,转而进攻阿甲教导员。几个迂回,阿甲教导员也摔倒在地上,“砰”的一声,工程连陈国全连长猎枪瞄准了疯牛,正中疯牛面首中央,疯牛站起身,瞪大血红的眼睛,对着射来子弹的方向,几秒钟后才轰然倒下。众人冲上去,有的对着垂死的疯牛一阵乱砍,有的扶起阿甲教导员和李副场长。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王照明、阿甲教导员都已退休了。近来,听说阿甲教导员因病双目失明了,我不由在心中默默祈祷: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知青的榜样

  八分场的知青典型,在我印象中要数十三连的四川姑娘刘红鹰和五连上海知青后升为指导员、分场副教导员的沈瑾瑾了。

  刘红鹰,小小个子,瓜子脸,一双大眼睛。当时刘红鹰是十三连的林管工,管理的一片胶林带可真算得上样板。梯田带平平整整,橡胶树长得壮实舒展,斜坡上的杂草都被砍倒。经常有其他连队的领导带队参观刘红鹰的胶林带,总看见她弯着腰,脸上挂着汗珠,不停地用锄头在忙碌着。有一次我也去了,看见她这么辛苦,我问她,“你这么辛苦,不怕累倒吗?” 她抹了下脸上的汗“大寨的铁姑娘也是这么干的。”我注意到,她说这话发自肺腑,并非为了炫耀什么,因为我看到了她的一脸真诚。

  沈瑾瑾,劳动起来从不戴草帽,一脸的黝黑。在当时同时赴滇的上海女知青当中格外引人注目,上海姑娘的娇骄二气,在她身上荡然无存。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岁月的刻痕似乎在她身上放慢了脚步,比起其他女知青,她的变化反而不大。一次知青的见面会,让我对她有了深一步的了解。

  我俩的谈话是从一部“根深叶茂”的纪录影片开始的。她告诉我,拍这部纪录片,纯属偶然,因为最早上海电影摄制组来到云南并不是专程来拍农场知青生活的,因为一些原因发生变化,才到农场来。一部“根深叶茂”使当时上海父老对云南知青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使沈瑾瑾红遍了整个军垦农场。“其实,每一位曾经在云南农场度过七、八年青春年华的知青来说,这段记忆是会永远印在记忆中的,功过是非已不显得那么重要了。”沈瑾瑾淡淡地说出这话。我突然醒悟到:以平常心对待人生的鲜花与荆棘,才是人生的最好哲学。


  (作者陈筱萍曾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团八营工程连副连长、八连指导员、三连指导员,现为上海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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