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7
 
                       当前位置: 首页  ->勐龙记忆 ->红土跋行(目录)
 
          文  余杰  上海知青     上传日期:2008-04-27
上一页 下一页

 
 
     
   
 

1978年12月21日(星期四)

 
     
 

  这是我的一位知青朋友讲给我听的事------我们东风农场的王场长挨揍了。

  那一天,在橡胶林间的小路上,一支近百人的队伍,随着手电光的闪现在行走着。人声喧闹,使宁静的夜间顿时热闹起来。

  “这回非要他说个明白。”一个粗狂的声音:“这个老家伙说,只有我王xx不死,你们知青就一个也别想回城。他口气不小,非要教训他一下!”

  “对,揍他。”

  “老子调回去的公函就卡在他的手里,害得我至今还不能回去。这口气不出,我死不瞑目!”

  “快走啊,别叫他跑了。”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农场的场部,把王场长的家包围起来了。

  敲开门,人不在。

  场长的夫人惊呆了,不知所措。

  知青们涌进屋内。询问声,怒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把场部宿舍里的人都吵醒了。只有几个干部出来看了一下。胆大的上来劝了几句,但很快就被知青们骂了回去。

  “瞧,这红灯牌收音机肯定是谁烧的香。这个贪官!”

  “还有缝纫机。”

  “那么多的油?”几个知青从厨房里搬出几口大缸,里面盛满了油。这一下,他们被激怒了。

  “我们天天喝盐汤,他却藏了这么多的油。这个吸血鬼。”

  “这油还不是从我们身上榨取的。”

  “咚”,“咚”。随着木棒的敲击声,这几大缸油哗哗的流满一地。知青们把收音机、缝纫机、棉被、书籍统统丢在地上,有的砸坏,有的浸泡在油里,有的扔到窗外。

  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扫四旧”那样,知青们在怒骂声中扬长而去。

  西双版纳的农场瘫痪了。

  空前的大混乱。

 
 
 
   
            1978年12月22日(星期五)
 


  通过朋友的帮忙,我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丁惠民他们北上的消息,而且是书面的文字稿。抄录如下----

  1978年12月19日

  代表团团长宣布休整一天。

  上午,丁惠民召集全团开会宣布纪律

  1、一切行动听指挥。代表团成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脱离集体自我行动。
  2、有事必须请假外出,外出两人以上同行,请假时间不许超过三小时。
  3、在外期间,除与当地组织、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正常和必要的接触联系外,代表团成员均不得与其他任何单位、个人发生接触,包括外国侨民。
  4、在外期间,绝对不允许参与和加入当地发生的一切事情。绝对不允许对这些事情发表任何评论和看法。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利用。在京期间的外出活动,要尊重有关部门的安排。
  5、递交请愿书后,代表团立即返回云南。向周总理献花圈的活动可酌情提前进行,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外停留。往返途中不准任何变相的游山玩水。代表团返滇后,要将整个在外期间的一切活动向全体知青作详细汇报。任何违反上述纪律者,一律取消代表资格,不予任何宽恕或悔改机会,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往返车旅费的由本人自己负责。

  北上请愿团的知青们对自己的组织进行了调整,成立了纠察组、宣传组、写作组,安排了秘书长、财金员、卫生员。

  当天下午,云南省农垦总局╳副局长、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副局长和两位秘书来到北上请愿团的住地,同丁惠民等人进行了交谈,听取了知青们的意见。

  晚上,思茅地区的一些国营农场知青团讯后赶来看望丁惠民,并且希望代表团能到他们那儿做些宣传工作。


  1978年12月20日

  凌晨五点三十分,代表团出发了。没有车,他们在雾蒙蒙的公路上步行着。天很冷,大部分人都穿的很单薄。他们一面走,一面浑身在发抖。

  从思茅镇出发,走了约三公里的路,他们搭上了一辆开往普洱的货运车。货运车无遮无掩,在浓雾和寒风中飞速行速,一部分知青代表们被冻得脸色发青,手脚麻木。到八点左右,他们到达了普洱县城。

  再向北,天气将越来越冷了。几位负责人一商量,决定买些白纱布和棉絮,等到了北京以后做棉背心和棉裤套。于是,他们在普洱的商店里了买了三面七十二尺白纱布,二百一十条小棉絮,又踏上了路程。

  再搭一辆车,到了墨黑。34公里的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十点,他们再也等不到车了。全体代表就在墨黑城外的公路两旁排队坐下,耐心地等车。每人发了一个甜馒头,作为一顿午餐。到十二点四十分,又搭上了开往通关的车,于二点三十分到达通关。

  还要继续前进。

  他们来到墨江林业局的路口等车。一直等到三点四十分终于又搭上了开往墨江的车。一路颠簸,于六点到达墨江。

  一天,四次换车,走一段停一段,行程二百二十公里。

  晚上,在丁惠民的主持下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让一部分返回农场,由丁惠民给这些人写了一张“因代表团人多经费少,行动不便”的证明。

 

 

   
   
 

 

   
 

1978年12月23日(星期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公布发表了。

  我仔细的阅读了全会的公报。有这样几点体会:

  从现在起,阶级斗争终于结束了。主要的方向是搞经济建设。这是一件大好事。这十年,我们七斗八斗,结果是民不聊生。邓小平的功劳在这一点上就是大。

  实事求是的提法再次得到了重申。我感到这一条很重要。就以我们知青的问题来说,如果实事求是的去解决,也不至于闹到今天的地步。但是,要真真做到实事求是,实际上是很难的。特别是在经历十年的“文革”后,我看农场相当一部份的“土皇帝”们的思想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还是老一套。难啊!

  平反的问题。这次全会对一大批老干部的错案进行了平反。事实上,这十年来有多少事是如此荒唐。再追述上去,一直到反右,老人家做了多少错事。不能把一切都说成是林彪和“四人帮”的事。许多事没有老人家的点头,他们也不敢干的。我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可以得到平反了。对于这一切,我从心底里感谢邓小平。

  每天无所事事,也很难过。家里来信说是我可以顶替父亲回上海进厂工作。父亲已经填表了。看来,我们终于可以回上海去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心里反而矛盾起来。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了。而且使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现在要离开了,去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既是激动,又很留恋。人啊,就是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

  晚上,和几个哥们一起喝酒,大家都有这样的同感。Xxx、xxx还流下了眼泪。是啊,来云南的时候是眼泪,真的要走了,还是眼泪!

 

 
 
 
   
            1978年12月24日(星期日)
 

 

 


  继续抄录知青北上请愿的消息-----

  1986年12月21日

  从墨江步行出发了二公里,便停下来等车。

  早晨起来以后,每人吃了两只馒头。走了二公里以后人还是受不了这晨雾中夹带的寒潮,他们有的不停地跳着,活动活动身体,有的干脆大声唱起来;有的却蹲在路边忙着写材料……

  上午十点,来了一辆货运车,只能上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原地等车。

  一点左右,他们在离安定22公里处下了车,等后续的队伍。云南的天气,早上还是雾气重重、寒潮袭人,到了中午,太阳还是烤的人发热。先前出发的人在路边等了两个小时,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又饥又渴,一个个都躺倒在路旁。

  三点,后续队伍上来了。大家一起乘车到了无江。车子仍要前进,司务长见大家渴得慌,连忙用自己的钱买了十几斤番茄,每人两只以解口渴。

  晚上八点,代表团经过一天约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到达了杨武。

  1978年12月22日

  从杨武到昆明只有一天的路程了。

  代表团反复研究,决定在杨武“休整”一天,来一个“观察观察”。

  他们在杨武住下了。有的忙着做棉背心、棉裤套,有的赶写材料。而几位“首脑”人物一直在研究下一步如何走。

  从昆明下农场路过杨武的知青们,向代表团提供各种各样来自北京、上海、昆明的消息。

  “省委要派人阻止你们进京!……”

  “昆明很乱,有的说我们知青好,有的也有反对的”。

  “上面(指昆明)都知道你们到杨武了。我看你们还是小心一点吧……”

  “有一批知青同铁路局干起来了。昆明到北京的火车停开……”

  丁惠民和代表团们一起仔细地研究着。

   
   
 

 

   
 

1978年12月25日(星期一)

 
   



  昨天,北京隆重召开了悼念彭德怀、陶铸的追悼大会。这也许又要记在毛泽东的“功绩簿”上了。

  今天,国务院来了指示-----

  “国务院决定由省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意见。青年职工代表不要来京,望很快返回本单位,坚守岗位,搞好生产。”

  还是青年职工?叫一声知识青年就那么难吗?

  还是“马后炮”-----云南知青的请愿团这个时候已经在赴京的列车上了。

  拨乱反正的年代,我们的各级机关似乎还是老一套,还是如此的缓慢的对待正在发生的一切。这真是天晓得。

 
 
 
   
            1978年12月26日(星期二)
 

 

 

  好消息,丁惠民他们终于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我继续抄录他们情况----

  1978年12月23日

  代表团突然真分三路。

  丁惠民带一部人上北京。

  巫学建带一部人去上海。

  钱桂梁带一部人到重庆。

  他们把请愿代表团的大旗收了起来,把每个人胸前佩戴的代表证收了起来。九点四十分搭乘一辆去峨山的车,于中午一点到了峨山。又从峨山乘客运班车到了玉溪,再换车到达离昆明很近的中谊村。

  丁惠民对赴上海、重庆两地的代表们布置:

  到北京去的一组,不进昆明。在读书铺去等昆明发往成都的列车,由成都直赴北京。而赴上海、重庆两地的小组进昆明,大造舆论,扬言要上北京,然后见机行事,分赴沪、渝两地。

  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经过周密研究的。代表团给赴沪渝两地的小组下了六条纪律:

  1、不能在上海、重庆进行募捐。
  2、不能吸收一个新代表参加活动。
  3、不能和任何组织发生任何关系。
  4、对违反纪律必须严肃处理。
  5、上海、重庆两组一切活动由丁惠民负责。
  6、服从组长,少数服从多数。

  到上海和重庆的两个小组进入昆明城,而丁惠民则带人在读书铺这个地方,晚上八点,他们乘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1978年12月24日

  晚上6点20分到达成都。11点15分到达德阳车站。为了把进京的准备工作做的更充分,代表团在德阳下车,住宿在车站招待所。

  1978年12月25日

  上午,代表团全体人员做各项准备工作;有的刻写腊纸;有的抄写文章;有的画漫画;有的外出买宣传品。

  上午11点30分,他们乘上了成都开往北京的64次特快列车。

 

   
   
 

 

     
   
 

1978年12月27日(星期三)

 
     
 

   今天有机会与《西双版纳报》社的一位好友交谈。她给我看了一份1968年12月22日的报纸。上面是是这样记载的----

  新华社1968年12月22日电  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

  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毛主席的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

  北京传来大喜讯,
  最新指示照人心。
  知识青年齐响应,
  满怀豪情下农村。
  接受工农再教育,
  战天斗地破私心。
  紧跟统帅毛主席,
  广阔天地炼红心。

  那天,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所谓“12、21”指示。十年来,这就像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使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是他从个人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用来对待我们知青了。什么“书越读越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阶级斗争应当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等等。

  我们在交谈中谈到,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了好皇帝。”毛的思路很奇特。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也有过这样的观点:“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为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毛的理论就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还是不识字、少识字的人可靠。于是今天就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幕。晚年的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的毛泽东可能是出于更深层的原因考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承认农民身上也有落后的东西,而把农民当作无产者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了。

  可悲的历史。倒霉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啊。

  好了,小范围的议论。尽管拨乱反正了,可还是要小心啊。

 
 
 
   
           1978年12月28日(星期四)
 

 

 

  这几天,我们最多的话题就是罢工请愿和用什么方式回去。有的是搞病退,有的是可以顶替,还有的是想搞困退。大家都在与家里联系。

  该走了,该作出决定了。

  我们连队里有两位知青很难。一位是上海知青小华,一位是四川知青小柏。他们都与湖南来的老工人的女儿谈上恋爱了。而且已经是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当我们在谈论回城的事时,我看见他们总是刻意的回避。是啊,确实是很难的。

  应当说,这两对青年都很好。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也很喜欢。可是,现在未来的女婿可以回到城里去了,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去了。大家都很难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刻意回避他们,尽量不在他们面前谈起这些。

  我和小华都是上海知青。前几天我们有一次悄悄谈起这件事。我感到小华太为难了。好几次他都掉下了眼泪。他很感激女友的父母这些年来对他的照顾,他很珍惜与女友的这份感情。可是,上海家里的父母急切的盼望他回去,毕竟他是家里的长子。走还是不走?难啊!在这个时候,我实在是想不出任何办法,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和劝导他。

  能怪上山下乡吗?天晓得!

  爱情,亲情。这真的是两难的选择啊。

  我暗自庆幸自己还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我是出身在“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有哪个姑娘会看中我们。现在是光棍一个,一打背包就可以出发了。

  真的很同情我的小华和小柏。  

   
   
 

 

     
   
 

1978年12月29日(星期五)

 
     
 

  今天,又一次打开《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上面刊登的是《伤痕》。这是我这次回上海探亲时特意带回来的。我太喜欢这篇小说了,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从我们懂事开始,就是这十年“文化大革命”,十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精神的缺失,导致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怜。这些留在我们心中的“伤痕”将深深的印在记忆中。

  弟弟寄来一封信。信中还有他最近创作的一首诗。弟弟很有才华,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这首诗写得不错。我把它抄录下来了。

  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一个红卫兵的忏悔

  我曾焚毁你的一切手稿和书籍,
  使你失去了智慧的财富和宝贵的光阴。
  而今,看见你那苍苍白发,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幼稚,
  竟把乳汁当成剧毒的水银。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我曾用拳头和棍棒对你审讯,
  给你留下了鱼麟般的血印和伤痕。
  而今,望着你那瘦骨病驱,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天真,
  竟把鲜花当成醉人的酒精。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我曾在你的档案里打满了“xx”
  给你带来了数不清的流放、苦役和监禁。
  而今,望着你那满脸皱纹,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糊涂,
  竟把蜜蜂当成可恶的苍蝇。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是的,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忏悔,决不能使它的两端平衡。
  为了洗清我的耻辱和内疚,
  我要在天平的另一头
  加上千吨重的砝码----觉醒!

  我十分欣赏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咬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今天,我们迫于无奈,奋起了,同样也有一个责任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是悲哀的。曾经是“文革”的冲锋者,现在呢?应该觉醒了!

 
 
 
   
           1978年12月30日(星期六)
 

 

 

  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简报,得知赴京请愿团27日的活动情况-----
27日午12时许由成都开往北京的64次列车即将抵达北京站时,请愿团全体代表的心情非常激动,随着列车上的广播声,深情地唱起了深情优美的《北京颂歌》。

  12时25分列车抵达北京时,代表们在旅客下车时唱起了请愿歌,尔后在站台上整队高举国旗走出车站,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3点零5分,队伍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旁。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代表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们的团旗在天安门前迎着寒风挺立飘扬。全体代表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展开了写着“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和“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的两条横幅,代表们就地而坐下。不少群众围着代表索取传单,希望了解版纳知青的真实情况。我们组织了几个讲演小组向群众宣讲了目前西双版纳知青的情况,首都人民深表同情。我们同时散发了一部分《告全国人民书》。全体代表在一起照了相。

  7点30分,国家农垦总局刘副局长亲自乘车将全体代表接到了农林部招待所,安排吃饭和住宿。

  在广场静坐的过程中,有的代表冻坏了,冻病了,可代表们的心里是热的。我们终于冲破阻碍,来到了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身边,我们终于把版纳五万知青的心愿带到了北京,我们作为代表吃点苦是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把版纳地区知青的情况和愿望向党中央汇报。

   
   
 

 

              待续
上一页 下一页

 

 

 
 
                  建议使用1024*768分辨率 IE6.0以上版本浏览器
                上海知青勐龙在线编辑部制作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