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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云南东风农场一分场九队上海知青 周公正   上传日期:2008-11-03

  人生的岁月犹如西双版纳的溪流,几个急湾、几个浅滩,就这么快地流淌过了40年。去年,云南农垦代表來东部沿海地区考察,我们东风几个老知青同版纳分局的刘向东书记、匡公元场长相聚在黄埔江畔。说到云南农垦第二次创业的决心和期盼,说到东风农场建场50年庆典,从心底里涌起一股暖暖的喜悦。我们毕竞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十年,一草一木、一溪一沟总是牵挂在心,南疆农场沉寂了这么多年。现今,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和”风下有这么一个跨步,实是可喜。回想68年底初到农场,隨即投身到创建红卫九队的拓垦,至今历历在目,值此庆典之际,记之。

             建 队

  第一次踏上九队的地域是刚到农场的第二天(1969年的元旦),那天早晨,我正准备陪同护送我们的張军代表和俞惠莲师傅到各队看望知青安置得如何,突然警钟敲响,农场武装民兵纷纷跑出场部,说是有蒋残匪來骚扰,我听见捉坏人,挣脱了老張、俞师傅的阻拦跟着场部的牟绍福、何亚云等老同志跑去,牟绍福看我赤手空拳跟着,隨手从路边老傣族的竹篱笆抽了一根竹竿给我当“武器”。于是,我也不辨东南西北,跟着他们钻进了曼帅寨子后面的深山老林。

  当时,搜山有小街部队的解放军、傣族、菩萨族民兵和农场民兵,我们有一些知青也赶热闹似的参加了,记得有六队的孙万慷、卞殿政和八队的王寿民等。直到下午传來命令说已从隔山的红旗农场搜到降落伞、仅是境外蒋匪空投宣传品。这时,大家才觉得又累又饿,下到山沟、在密林溪边喝水休息,时任红卫农场革委会副主任的牟绍福用手中的竹竿擢擢脚下的沃土说,我们就要这儿新建一个九队。当时晕头转向的我是累得坐在溪边一动也不想动,但“新建九队”几个字倒是深深印在脑海里了。

  元旦过后,红卫农场各队抽调人员搭建九队房舍,我们红卫11队(总场试验站)也有建一栋房的任务。记得那天清早,晨雾濛濛,我们是坐着“老俵”的马车去的,在当时的农场连队有这么一辆马车是够显眼的,可想而知,我和小金、大宁波、中宁波等几个知青挤在马車上一路上唱着歌的神气劲儿。

  到了九队,这里完全是一片原始密林,两台推土机刚推出两层走廊式的平台,准备建房造屋。对于我來说,看着周围的大山老林、菁沟竹海、荫蓊青翠、碧绿苍茫,不仅仅是好奇,更是一种思绪涌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不是一句空话,就要象《边疆晓歌》里那样,要干就要从头干起,那股无限豪情油然而生。在周占民、白开发、罗正兴等老退伍兵的带领下爬到半山腰砍來竹子做竹笆;沿着溪沟砍來树杆做房柱;挖沟引水、垒起土灶。不几天,一栋兵营式竹笆房就搭好了。不久,三队、四队、八队各建一栋房也如期完工,为后续大部队开进來大会战打好了前站。

  那个年代是热中“人海战役”,红卫各队组成会战大军开进九队地域。总场调來两台“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加上红卫农场几台“东方红75号”推土机。近千人的锄头、砍刀,那个声势够浩大的,红旗招展,机声轰鳴,土喇叭声声。对于我们这些刚从上海來到大勐龙的小青年是有点吸引力的,,那个阵势是见所未见,使人激起种种离奇的理想和革命豪情,把远离上海、远离父母的“悲切”也暂时忘却了,我也把自已溶进了这股“大开荒”的会战中。

  但促使我坚定要成为九队一员的却是在当时东风总场“划线站队”形势下的一次“遭遇。”东风总场的划线站队“打落水狗”在西双版讷是出了名的,那种把人四脚朝天抛进河里的残酷斗争说成是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精神。那次东风商店前的大游街,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去找了当时东风总场的最髙领导宋天明,提出对打“落水狗”的看法,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注意党的政策等话。现在想來也太幼稚,总把宋天明看成是解放军的战斗英雄,是党的领导的代表。那知,时隔一天,宋天明就带着付之宁亲自來到11队,召集会议,大动肝火、声撕力竭的放言:不要以为你是上海红卫兵,老子也是造反派,是带枪的造反派,什么不符合党的政策。今天就是要來捅马蜂窝的。说着把“五四”式手枪也拍到讲桌上,那股声势给我极大的震惊和不解,心有不服,却也无可奈何。事后,虽有李忠孝、牟绍福俩位场革会正、副主任前來谈话、了解,只作为一个“误会”。但也坚定了我要到九队创建新队的信念。

  据说,九队的组建,当时在东风总场还是一件大事,要体现出“抓革命,促生产”的胜利成果。特为从疆锋农场调來劳动模范的民兵连长杨国汉仼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杨光俊是一位从昆明步校下放的、原“千岁军”15军的少尉军官,是有着丰富生产连队工作经验的原风光农场的连队支书。一排长李德华也是从昆明步校下放的转业军人;二排长白开发原是总场试验站副站长,一位干活不要命的白族退伍兵;三排长陶仕元是从景谷來场的老同志;文书是位秀丽、文静的重庆女知青陈维露。但其中有一点是很微妙的是除了老杨、老陶是“三.一九”派,其他的老同志都是所谓站错队的“八.一兵团”派。我也不管这些派不派的,总觉得这些老同志一个个和蔼、能干,干起活來一个顶过一个的。

  在九队的四年日子里,生活、劳动条件是艰苦的,但从中得到的乐趣也是终身受用的。当时九队,除了杨国汉、杨光俊、李德华、白开发、陶仕元、沈小良、黎道源、许业全、胡寿中等几家老工人,可说是汇集了各地的青年学生。昆明老知青陆建中、吴永康,重庆老知青陈维露、胡大模、张志荣,胡德仪、梁德仁,景谷青年柳灿、李育芝、郭启亮,景洪中学的王新喜、黎冰梅和老工人子女瞿光友等,还有广东热作学院的大学生刘昆莉和我们老上海知青36人及弟妹10來人。加上69年5月份到的北京知青50多人及70年初到的二批“小上海”和71年到的二批重庆“小四川”,前后进进出出,大约一百六七十号人。可谓是知青的“夹皮沟”,生气勃勃,在红卫农场是小有名气的。

  九队在我脑海中最鲜明的印象:一.踏实苦干的连队作风,二.乐观向上、勤于读书的学习氛围。九队人的干活,从第一把手老杨到知青中的大多数、那种革命加拚命的干劲,在当今人的眼里是不可理解的,挖梯田是天不亮上山,男同志赤膊、赤脚,头顶烈日,汗流成水。一条平脚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下來,裤腰上满是白花花的盐晶。而九队的女知青、那个干活,连九队的男知青都不得不逊三分。秋收扛苞谷,本是男生的活,而邱冰英、小华侨、杨葆平、于菱、华新这些姑娘们硬是巾帼不让须眉,叫你不得不服,她们扛着一大麻袋苞谷走在山道上,只见一只麻袋在草丛上移动却不见人影,你说这那是一个女孩的体力所能支撑的。当时,连农场的老同志都不得不佩服这些年轻人的干活精神。记得农场宣传干事李月华來我队目睹此景此情,下班了、大家已是精疲力尽,还每人扛着一根柴火下山,大为惊叹,说比她们省机关干部58年來开垦农场时还亡命。一再要我把这些事迹总结报导出來。

  九队在当时以“当年建队,当年开垦,当年定植”,一年就建成一个拥有千亩林地的连队在东风橡胶开垦史上也是没有的。为此,宋天明还來召开了现场会。由此,同一年度、老杨、邱冰英和我分别出席了20周年国庆北京观礼、云南省军区和云南省“学代会”三个髙规格的会议,一个连队同出三个代表这在东风总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九队精神至今还应遗存下來的是连队知青、那种在艰难困苦环境中,努力向上的集体乐观主义。九连的文艺宣传队,人材济济。以北京知青阮丹娣、魏巍等文艺骨干,自编自演,参照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模式,排演了“红九连在前进”音乐舞蹈大联唱。一下班,顾不得一身臭汗,有的还饿着肚子就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把当时那种除了埋头干活,外加一張《云南日报》的单调生活,增添了许些生活的生气。不但在红卫农场独占鳌头,还演到了疆锋农场(六分场)。想來阮丹娣、魏巍等人以后能在中央电视台、广西歌舞团站住脚,不能不说是当年连队的“穷欢乐”的氛围添了一抹亮彩。

              趣 事

 

  说到九队、更多的是趣事,就说队革委主仼老杨,开始我们还把他看成“牛鬼”。当时,九队梯田大会战,各队的人都集中到这儿,人來人往,相识的不相识的比红卫场部还热闹。我队的“小宁波”是个调皮鬼,总是想出些主意,偷偷懒、出出洋相,一天,跑來跟我说:连长,下面住着个“牛鬼”,锄头把推得挺好的,你也去叫他推一根。当时,红卫农场的“划线站队”学习班办到了会战现场。这些所谓站错队的“牛鬼蛇神”其实都是一些老退伍兵和老工人,他们整天在“造反派”的监管下埋头干活,也不敢跟外人说话。一天傍晚下班,在山沟小工棚里看到那个“牛鬼”,黑黑的脸膛、瘦精干巴的一个景谷老工人在推削着一根锄把,小宁波等在傍指手划脚的乱嚷着,他也只是笑嘿嘿的不生气。我也只是出于同情,叫他们不要欺侮他。谁知道,一个月后,我们调到九队,第一个迎接我们的队革委主任就是那个“牛鬼”,大家又惊又好笑。时后,每当说起这件事,老杨也只是笑嘿嘿的,一点也没有责怪的意思。

  说起认识“小日本”柳灿更是有意思,当时,刚到九队,知青干活喜欢扎堆,又说又笑、边干边闹。几天下來,总有一个“小不点儿”的景谷青年喜欢同我们一块干,但他手脚特别麻利,一会儿就干到我们前面了,但他有一个最显眼的特征:有时总穿着一条女人的花短裤,干活又是埋头苦干,所以屁股翘得髙高的,那条花短裤特别耀眼。少不了我们知青都要耍笑他,他也从不生气。后来大家混熟了,更是没大没小,特别是和女知青说笑、荤一句素一句的、整天没有一个正经相。但大家都喜欢这个景谷小伙子。别看他人瘦小,干活是一只鼎,什么重活、脏活、累活都能拿得下。他虽说是从景谷大山沟里出來,还没见过火車是什么样,知青们总要开他玩笑说火车就象那大蟒蛇。人却是个鬼精灵,一个初中生,脑筋比城里人转得还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爽朗,整天乐呵呵的,从末见他忧愁的时候。也肯帮助人,特别是女知青一叫他,他总会笑着屁颠屁颠地跟着去了。还有他对劳动偷懒的人是最看不惯的,总会毫不留情地骂“懒鬼”。当然,他还有一点是不同的,就是他和我们一样的年龄、却已有了一个比他高许多的老婆,而且是一个人品、模样都挺不错的贤内助。而他俩的女儿却是又瘦小又乖巧,我们知青给她取了一个上海的小名“小懂经”,成了全队知青逗玩的“小东西”。那时,连队的生活伙食异常差劲,他家也就成了知青改善伙食的好地方,煮个面条、弄到只鸡啊、捉到条蛇啊,就到他家打“牙祭”。后來,他调往三队担任了连队指导员,我们九连的人还是叫他“小日本”。就是40年后的今天,九连的知青聚在一起说到他,总还是记得他的绰号:小日本。

  九队的趣事不少,但恶作剧的事也是够损人的。70年农场组建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面派來了现役军人连长刘光模,他也是一个爽快人,有话就说、有活就干、有牢骚就发。上面有会不愿意去开,就喜欢同我们知青混在一起的“大兵”。我们九队也划归为新建十四营九连。新建的机务连就建在九连通向营部和外界景大公路的三叉路口。这可给九连知青办事、看病、玩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路经机务连可搭个拖拉机出行、少走十几公里路。当然,有时不让搭车,男知青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自行爬上去就是了。一次,机务连指导员老吴就出來把知青们吼下车去。于是“好戏”就來了,周日清晨,一帮男知青在老吴家门前列队“静默三分钟”嘴里齐哼哀乐,引得全机务连的人看热闹。把老吴气得干瞪眼,却也没有办法,连他婆娘也骂他,要你出头來得罪知青,弄得全家晦气。老吴只好到营部告状。最后,也只能黄副营长到九连做工作,才算了结此事。当然,今后九连知青出行搭车也就一帆风顺了。

  九连还出过更“绝”的事,当时,连队新建、条件差,沒有洗澡设施。男知青还好,下了班就在由竹槽引下来的山泉水下露天冲浴,有说有笑,倒也快活。但是,就苦了女知青,只能一下班冲向伙房,抢一桶热水拎到自已寝室洗澡。抢水时,免不了有时发生争吵。不知那一个“促掐鬼”恶作剧,就在大锅水里放进几只“小米辣”煮一下,据说,曾把洗澡的女知青皮肤辣得“娃娃叫”、双脚跳。队革委主任老杨知道了,也只能在大会上吼几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到底是谁搞的鬼,也无从查起,只能不了了之。

  现在,九连知青聚会,谈起这些苦事、累事、荒唐事,是当着茶前饭后的“趣事”來说笑的,说來还挺有滋味的。

              回 访

  2002年,我们九连十來个“老上海”结伴囬访农场,踏在九连熟悉的土地上,物是人非,感概万千。当年亲手栽下的小胶苗,已是绿树成荫,手扶粗壮的树身,连连摄像留影。看着胶碗里奶白的胶乳,当年我们梦寐以求的为祖国种橡胶、就是盼着这么一滴一滴的胶乳。说是我们的一点一滴心血,一点也不过份。队里只有一家老工人胡寿中还在,他还能一个个认出我们,特别看到一身警服的王松龄,隨口就叫出了他当年的大名“王疯子”,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说笑起他当年喝醉了酒,啃鞋绑、说胡话的“洋相”,说起了王松龄、金家林、陈五一、田占雄(现任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四位帅小伙子的刚健舞姿。说不完的当年事、道不完的当年话。一转眼,已是三十多年啦。当年,我们离开九连时,还是草房几栋,篮球场一个。今天的九队已是按我们当年?队后的规划,搬到对面的山坡,背山朝南,建成了大大正正的四合院连队,四周胶林成荫,绿山环绕,漫步在一栋栋齐整的瓦房住家前、芒果树下,好不令人感叹,这要感谢九连的后來者们,我们所谓艰苦奋斗要追求的梦想,现在已是眼前的九队。唯一遗憾的一点是把我当时力争保存下的一株髙达二三十米高的攀枝花树砍掉了。这是我当时出于一个年轻学生的浪漫情怀,要保留这棵在连队球场边的髙大英雄花树(攀枝花树的别称),象征着我们知青屯垦戍边的形象、精神和气貭。历史是严谨的,人走了、树倒了、精神散了。这次回农场,唯一的感觉:农场物厧条件好了,但我们当年那种“穷欢乐”的生气没有了,一片死气沉沉。俱往矣,人生苍桑,长林一碧。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现在听说农场体制改革,十四分场撤建制,九连又回归到一分场(原红卫农场)九队的建制和名称。作为一个九连人,好不欣慰。一个人,只要做过了一点事,总会留下一点印跡的。我作为当年九队的拓垦者之一,祝祖国的橡胶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祝东风人富裕、安康。

 

                     二00八年八月十二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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