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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云南东风农场二分场九队上海知青老水牛  上传日期:2008-11-22

 

  1968年底,我和千余名上海知青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接受再教育,被分配在东风农场二分场九队工作。回想上山下乡的最初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农场人,竟是当时的“牛鬼”古炳炎。感慨之余不由得涂鸦几句。

           “牛鬼”古炳炎

  1969年元旦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这些才到农场不几天的上海知青与全队职工一起被“鐺鐺”的钟声集合到操场上开大会,当时生产队的领导机构还叫革委会,最高领导自然是主任了。

  我们队里的革委会主任姓普,是个少数民族干部,也是个退伍兵。只见他声嘶力竭地吼着不标准的普通话,我没完全听清他说了些什么,但大意是知道了,无非就是批判刘邓那老一套。忽然,见他挥着手臂大喝一声:“把大叛徒古炳炎押上来!”。我吃了一惊,怎么?这小小的生产队竟会有大叛徒?只见几个年轻的老工人从坐着的人丛中将一个身高约一米八的大个子,双臂反剪,迫使他上身前倾,弯腰呈九十度状。一阵混乱的脚步声,这个大叛徒古炳炎被押上了台前,面对全队职工弯着腰。此时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打倒刘某某,打倒邓某某,打到古炳炎!”知青们也跟着一起喊。“你杀过多少个解放军战士?”,“你钻进革命队伍到底是什么目的?”,“你必须老实交代叛变的经过!”...“老实交代……”“老实交代……”。台上台下一片叫嚷,分不清哪一句是谁喊的。几个表现“积极”的老工人在台上耀武扬威,摩拳擦掌,分外显眼。自以为这就是阶级觉悟高,路线斗争观念强。有几个男知青也跑上台去,对着始终弯着腰的古炳炎重复着老工人的那几句喝问。这时,我借着昏暗的马灯,方才隐约看清,古炳炎身着一件深灰色中山装,蓝色的长裤,似乎有点破旧,长脸,头发乱哄哄的,表情看不清。回答训斥时,音调有些高,跟着众人喊口号,包括“打倒古炳炎……”。

  在上海,批判会见得多了,到农场倒还是第一次,总觉得有点搞笑,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无厘头。坐在我身边的一名女知青,轻声用上海话和我说:“侬哪能伐上起啊?”“吾伐上起,宁又伐宁得。”我如是回答。坦率地说,我很想听听这个叛徒的罪行,可到散会也没听任何一个干部或职工揭露古炳炎的叛徒历史。二三十分钟,一场所谓的批判会闹剧就草草收场了。普主任少不了表扬了表现积极 ,感情激烈的几个知青几句,什么阶级斗争觉悟高之类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叛徒古炳炎。

  九队是个新建队,那时每年旱季都要盖房子。由于我干活不惜力,抢着干重活,就这么得了个“老水牛”的外号。因古炳炎会些泥瓦工,就令他带几个人盖房子,我也被派去做小工,当然也兼看管叛徒。所以那两三年中,总有几个月和他在一起干活儿。

  农场把古炳炎这类人统称为“牛鬼”,分散在各个生产队看管。古炳炎每天总是挽着衣袖,卷着裤腿,第一个到建房工地做一些准备工作,干活很卖力,话不多(他也不敢不卖力,不敢多说话)。工间休息,我常和他聊聊,开始,他不愿意多说,更不谈他的过去,时间一长,看我无恶意,慢慢地将他的所谓叛徒历史,曲折生涯断断续续而又杂乱无章地告诉了我。

  古炳炎,河南人。家里很穷,十几岁就到地主家做长工。1948年,解放军路过他们村,他参了军,谈不上是政治觉悟高主要是为了混口饭吃。不几个月,他收到一封家书,说:还乡团杀回了村庄,把他父亲吊起来抽打,逼着他父亲写信,把儿子(参加解放军的古炳炎)叫回来,可以往事不究。否则就是“通共,助共”,要杀头的。中国几千年教育的主流就是孝字当先,无奈,为了救父亲古炳炎辞别部队,回了老家。不料,还乡团还是立刻把他抓起来审讯,家里亲戚都来说情也不顶用,还乡团头头们见审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原来前两天刚刚打死了两名游击队员(共产党领导的),尸体还在村外的麦田里,就逼古炳炎去将这两个人的头割下,带回村来。否则,就不是真的脱离共产党。为了活命,古炳炎在几个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员押送下,到村外战战兢兢地将两人的头割下,心里不停的宽慰自己:我没有杀他们 ,我只是取了两具尸体的头……。为了一家人的活命,古炳炎提着人头回了村。即使如此,还乡团头目还是不放心,继续把古炳炎关进了柴房。忍无可忍,当晚,古设法弄开了柴房门,杀了看守,夺了支破抢,逃出了村子,再次投奔了解放军 ,这次不是为了混饭,而是阶级仇恨让他走上革命道路。在队伍里,他进步很快,因作战勇敢,先后当了机枪班长、排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述那件事在部队时,他就多次向组织交代过。解放后,组织上派人做过调查,早就做了结论,无非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时过境迁,到了文革中,那些没有打过仗,享受着新社会幸福生活的人回过头来,找这些人的缺点错误了。他们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责问古:一、你参加了解放军,又跑回了家,就是逃兵;二、回家后你没有与还乡团反动派作斗争,却杀害了两名共产党游击队员,还残忍地割下他们的头,所以是叛徒;虽然这两名游击队员不是他杀的,但人们不管这些,就这样古炳炎被造反派定性为叛徒。被送到九连看管,劳动改造。

  文革时期,云南东风农场极“左”是出了名的,我好几次听过那个支“左”的军代表宋某某(农场革委会主任)扯着沙哑的嗓门,气势汹汹地叫嚷什么“二次革命”“痛打落水狗”等等。有一次,宋某某来我们二分场主持批判大会,将分散在各个生产队改造的“牛鬼”们全都押上台,挂牌子、带高帽,一个个自我介绍。语言上、态度上稍有不妥,就是拳脚相加。狠批了一顿之后,还真的将他们押到分场部的大鱼塘边,纷纷推进水中,几百人站在岸上大叫“痛打路水狗”。“牛鬼”们大多是北方人,不悉水性,在水中瞎扑腾,引得岸上耻笑声一片,还有人朝水中扔碎石土块。我虽只有十八岁,但也知道“痛打落水狗”是鲁迅说的,是追穷寇的意思。那时农场还真搞出了这么一出闹剧,这大概就是毛著中提到过的痞子运动吧。古炳炎理所当然的也在“落水狗”中。

  和古炳炎接触时间一长,他给我的基本印象是粗、是“野”,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有点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的性格。当年打老蒋,他很勇敢,不怕死,上级很喜欢他,升得也快,当兵不到两年就当上了机炮排长。古炳炎所在连,是军级英雄连队,连长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当时,他就在连长身边不到两米。战后,他哭了,为战友情,更为他十分敬佩的铁汉子倒下了。他说,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无数次大会小会地批斗,回家后老婆和三个孩子围着他哭泣,他没有哭。可那次,他抱着连长浑身是血的遗体,着实大哭了一场。

  用古炳炎的话说,“战争期间,每个战士都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不知哪天就丢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不知哪天瞬间就没了,火与血把他们锤炼成一群特殊的“怪”人,他们没有钱,没有私有财产,有肉大家一起吃,有酒大家一起喝,冲锋号一响,就抱定“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的决心往前冲,疯狂地杀戳。他们不考虑功名利禄,也不去想将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将来。

  古炳炎算是幸运的,他看到了战争结束。

  有次,我问他:你呆在部队不是挺好吗?干嘛要到农场来呢?他苦笑着告诉我两件事:

  刚解放时,云南边境地区,国民党军队残部活动十分猖獗。古炳炎所在部队参加剿匪战斗。有一次,他带着一个班,到某少数民族村寨搜索。正巧,在头人的房子中撞上了几个残匪,随即展开了战斗,打死一人,活捉四人,缴获了两背篓物资,都是鸦片和名贵的药材。从匪徒身上,还搜出了几根金条和几百块大洋,凭经验就知道这些人是当官的。他们兴高采烈地将这四个俘虏押送回连队。边疆地区都是原始森林,所谓路,就是在丛林中蜿蜒崎岖的小径。只能排着队,魏延前行。当走到一处草丛特深处,四名匪徒同时向下坡的一面团身滚下去,可他们没想到紧跟着他们的押送战士为防万一,早就将绳索的一头捆在了自己身上,此时毫无防备的战士,被一起拖下山去,当然滚不了多远,就停下了。匪徒们企图逃跑没有成功。古炳炎是个火爆性子,这下把他惹恼了,和几个战士一起蹿下山坡,子弹上膛,枪口顶在四个匪徒的头上。下令把这四人拖到悬崖旁,一枪一个,全给毙了。回驻地前,对战士们说:回去就说打死一个,跑了四个,缴获了两背篓鸦片等,谁也不准说路上的事。几个月后,上级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残匪的头头已被我军抓获,反复查找核对后确认,是古炳炎带人干的。在事实面前,他只能承认错误。上级调查人员告诉他,他们打死的四个俘虏中有一人就是该地区的残匪首领,姓白,原来是国民党少将参谋长。

  本来是件可以立功受奖的好事,古炳炎擅杀俘虏,犯了纪律,还隐瞒事实,把好事干成了坏事,不但没立功反而受了个大过处分。

  解放后,边境剿匪结束,部队没有了战斗任务。一日,古炳炎在全连面前骑马逞威风,不料,战马不服他,一个撩蹶子,把他摔出几米远,甚是狼狈,引得全连哄堂大笑。在众人面前出了丑,丢了面子,把一脑门子的怒火撒在战马身上,竟找了根三四寸长的铁钉,钉在马屁股上,造成战马残废。当然他也少不了处分。

  凡此种种,不一而终。古炳炎就是这样一个打仗不怕死,屡立战功。可平时总是错误不断,处分不断的人。

  1958年,部队搞正规化建设,古炳炎被第一批刷了下来,安排到农场垦荒种橡胶(其实,农场的开拓者中不少他这样的人)。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队里盖了新伙房,要挖一口井,就派古炳炎和我,带着两个知青完成这个任务。当挖到五米多深时,四周井壁上开始渗水,可是还得再挖下去一米多才行。我之前连挖井都没见过,自然不知道这活儿是有危险的,弄不好塌方,被埋在下面送了小命的事也是有的。我和古炳炎两人在井下,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挖土装筐,再由上面的人拉上去。水渗得越来越快,不时有小土块从井壁上脱落,掉在我们的背上,头上。朝上只能看见一块圆圆的蓝天,话音带着嗡嗡声,除了这个小小的井口,我们仿佛与世隔绝了……。挖着挖着,突然古炳炎直起腰来对我说:“你上去吧。”我一愣,井下的活儿两个人干都嫌慢(当然,再多一个人就转不开了),怎么叫我上去呢?“你一个人弄不过来。”我回他,我俩对看了一眼,没再说什么,弯腰继续干活儿。小土块还在不停地往下掉,绳索将泥、水不停地往上提。终于,最高的出水点齐肩高了,我俩将上面吊下来的沙子铺在井底,将事先准备好的砖交错状,沿井壁垒砌到井口。终于,我俩上到了地面,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真舒服!……。过了好几年,我才明白,在井下古炳炎为什么叫我一个人上去,在六七米深的井下,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突然塌方的概率是不小的。我是一个知识青年,从父母身边大老远只身来农村,丢了小命,那算哪门子事呐。这些话他没说,是我猜的,但我相信,他就是这个意思。我心里还有点感概? ,别看别人不把他当人,可他还蛮有人情味……

  那时,队里什么累活、脏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都会派这个“牛鬼”去。什么人都可以对他吆五喝六的。除了忍声吞气,不能有任何不满的反映,否则,晚上又要开他的批判会。比如星期天休息,队里会派他去冲刷厕所;伙房里的柴火没了,会令他去劈柴;饲养员病了,他就得去喂猪;总之人家休息,他得干活。九队离分场部九公里路,凡有人生病,得送分场卫生所,当时队里没有车,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得靠人抬担架送去。一路上大家轮流抬担架,唯独古炳炎无人替换,那时他可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现在想来,他那时的境遇连牛都不如,就是鬼的生活。

  还有北京知青来农场了。队里需要盖房子,有个知青叫王某,自持是高干子弟,不好好干活儿,队里派他到我们班干小工。那天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见古炳炎爬在四米多高的山墙顶上干活儿,便用木行条对着土坯墙有节奏地猛撞,土坯墙随之左右晃动,顶上的古炳炎措手不及,眼看就要摔下来,不由得嗷嗷大叫起来。我赶过去一看,王某一边撞墙一边哈哈嘻笑着。这样要出人命的!我猛然将他推开,王某收住笑脸,冲着我大叫:他是“牛鬼”,你帮他。这小子平时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主,不由我火上心头,一拳打在他腮帮子上,两人就此扭打起来,众人上前拉开了我们。这是我在农场打的第一架,也是唯一的一架。王某乘机耍无赖,找领导说他被我打伤了,不能上班了。晚上领导找我谈话,批评了几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知青刚到农场时,年轻不谙世事,常有人拿“牛鬼”逗乐子,甚至有侮辱人格的事。农场的“牛鬼”们比谢晋那几部电影中的“牛鬼”可怜多了。有多少人同情受欺负的古炳炎呢?我不知道……。

  1971年,我要回家探亲了,古炳炎偷偷叫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我按时去了。在他家的小伙房里,托我回上海探亲时帮他女儿买一件上衣。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衣服之类的,就说:帮你带回来没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买什么样子的。他老婆轻声告诉我,就是某某女知青探亲回来穿着的那种,浅灰色的。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我突然侧身一看,才发现,他女儿就站在旁边,亭亭玉立,是个大姑娘了,女孩爱美,天经地义,托上海,北京的知青带衣物已是常事。可是古炳炎是“牛鬼”,不能像其他职工那样理直气壮。只好悄悄得,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事。那时我们统称老职工的孩子叫:小娃娃。我知道古炳炎的女儿在农中读书,几乎没见到过她,我想队里的其他人也很少见到她。现在想来,爸爸是“牛鬼”,三天两头挨批判,家人也受牵连,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处在青春期的大姑娘自然格外不愿露面了。古炳炎当时那为难表情,我至今还记得。

  探亲归队后的当天晚上,我偷空抽身出来,拿着帮他女儿买的衣服,抓了一把水果糖(当时上海的水果糖很有名,连昆明都买不到),悄悄到古炳炎家小伙房,把衣服交给他夫妇,见身边无旁人,孩子们也不在,我快速地将口袋里的水果糖放在小饭桌上,“给孩子吃”边说边溜出门来,身后传来他老婆压低嗓音的感谢声。以后,我没有看见过她女儿,当然也就没看见过她穿着我从上海帮她带回来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现在我早就为人父,我也有心爱的女儿,我 真的能感觉到当年古炳炎那埋在心底的心酸和无奈……

  在农场的最初几年,我干活很卖力,在九队的知青中,我是数得着的,艰苦的任务总是抢在前面干。有的知青并不出色,却又是入党又是提干,而我只混了个小班长,甭说入党,就是个团员也没轮上。现在想来,大概领导认为我和“牛鬼”太亲近了,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的缘故吧。

  探亲回队不久,我调离了九队,就再也没有和古炳炎接触过。后来随着政策的松动,他的日子好过一些了,至少批判会不常开了。但据我所知,直到1978年知青回城时,他们这些“牛鬼”还是没有解放。我相信,古炳炎们后来一定见到了阳光,他们的晚年过得还好吧?

  这都是三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如今知青们在一起,时常谈起当年酸甜苦涩、凄风苦雨的人和事,可很少有人提及那些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牛鬼”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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