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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向荣        上传日期:2009-02-02

 



一、寻访陶阿妈

 

 2002年4月2日上午9时许,作家刘晓航从武汉打来长途,说我3月27日寄出的有关朱梅华失踪的部分工作笔记资料已收到,请我再协助了解一下1974年4月2日晚上海女知青朱梅华失踪事件的最近情况。我决定下班回家途中去寻找朱梅华下乡前原上海的住所。我翻阅了1974年的专案工作笔记,在4月11日的一页上找到了摘自朱梅华档案的几行文字:“朱梅华、女、1953年2月24日生、汉族、江苏泰兴人,工人出身;1969届初中生,毕业于上海市新会中学,1970年4月20日赴西双版纳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三连。父、朱伯伯;母、陶阿妈。家庭住址:上海市昌化路994弄39号”。






  尽管从朱梅华失踪的第二天,4月3日至8月底我以兵团第一师(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政治部保卫干事的身份参加了朱梅华失踪案的调查,除在其遗物中见过她的相片外,从未见过她,也未去过她上海父母的家中。时隔二十八年或许朱家早已搬迁,特别是1993年以来上海大批旧式里弄被拆除,我今天想寻觅的地方可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昌化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其北端为苏州河;南接长寿路;东西走向的普陀路东端与其相交,昌化路994弄就位于这两条马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毗邻弄口北侧街面是具有西双版纳傣族装饰风格的傣家村大酒店。大门两侧悬挂着两块有“款款傣家美食,天天傣家歌舞”的牌子。大门左上方镶嵌着一块刻有傣族竹楼标志的镀铜铭牌,上有一行吉祥的文字“昌化路1028号”。由此朝北数百米便是苏州河,隔岸相望是新建成的中远两湾城。它原是普陀区著名的“二湾一弄”棚户区之一的谭子湾。994弄西面普陀路两侧许多旧房已拆除,现为高档住宅的建筑工地。仅丁字路口还残留着旧城区的痕迹。沿街面的二层旧屋,楼上是居民住户,底层开着各种各样的小店铺;粘土质青瓦覆盖的斜坡屋顶上开着一排“老虎天窗”。我走近昌化路994弄口找到了兰底白字的弄牌,上面的牌号为昌化路994弄1-17号,没有我要找的39号。弄内北侧恰好是公用电话间。我便上去问道:“此弄有无39号?”。守电话的中年妇女回答:“没有”。问:“弄内有否叫朱伯伯的住户?”。答:“早已去世”。问:“有无陶阿妈?”。答:“住弄内B号C室”,提问终于有了答案。


  这是数幢东西走向的老式公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由二层翻建为六层,门牌号因此作了变动。这里的居民大多为国棉二厂及国棉二十二厂(解放前的申新九厂)职工。故昌化路994弄又叫“正红里”,以纪念在上海“五卅”运动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顾正红而得名。


  B号恰好与傣家村大酒店一墙之隔,为北朝苏州河的第一幢公房,我拾级而上,找到了C室。C室敞开着朝北的大门和灶间的窗户,透过窗户的栏杆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妈正在炒菜。我问道:“阿姨,陶阿妈是否在此居住?”。老人放下手中的菜勺,用疑惑的眼神凝视我片刻后反问:“侬寻伊做啥?”。我说:“我来看望她,近来身体可好?”。她说:“我怎么不认得侬!”。我说:“我是伊女儿下乡时一个东风农场的知青,曾经参加过伊女儿失踪的调查,侬是伊娘吧!”。从她对我提问的间接回答中我已断定,眼前这位身高约1.58m,衣着简朴,留着短发的老人就是朱梅华的母亲陶阿妈了。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忧伤的眼神告诉我,女儿的失踪给这位母亲所造成的巨大悲痛和几十年来心灵上的创伤。

 
 
 
 
 

 

二、朱梅华失踪始末

那是二十八年前西双版纳傣历泼水节前夕的4月2日。二十一岁的上海女知青朱梅华同往常一样,下午收工洗完澡,吃完由同事帮她买的晚饭后穿着内衣睡裤就在寝室内休息。晚9:35左右她约同室的上海女知青刘桂花一起上厕所,刘说:“已经去过了”。于是朱梅华拿了火柴,在粉红色带小花点的确良衬衣上披了一件由紫红色劳动布翻做的无领无袋外套,下穿单薄的花布睡裤,拖着一双黑色布鞋出门上厕所了。


  一师二团七营三连是1970年初新建的连队,有职工120余人。来自湖南农村支边的职工约15人;知青111人,其中1970年4月下乡的上海知青78人;1971年下乡的四川知青20人;北京知青13人。连队指导员江金山、副指导员周萍(女)、连长董照国、副连长易延早均为湖南籍职工。建队四年后,土坯墙茅草顶的两幢营房内点上了忽明忽暗的电灯,但室外的厕所却无灯照明。当时的厕所是由土坯围成的1米多深的坑,土墙上架着类似草棚的屋顶;中间一道高出人头的隔墙,将其分为男厕和女厕。厕所东面距营房最近的一端约19米,距朱梅华寝室约86米。除入口处外,厕所的四周长满了齐胸高的茅草,深草丛中有一条不足半步宽的小道,顺小道沿厕所左侧下坡数米是一条通往二团八营十三连的小路。厕所东北面20余米处是进入七营三连的另一条小路,向东约1公里,穿过曼凉散傣寨是大勐龙至景洪县城的公路,北上48公里可到景洪城;788公里可抵省城昆明。三连向东距中缅边境最近的路程约12公里。


  4月2日晚,朱梅华上厕所时除连队二幢营房中间的空地(篮球场兼晒场)上,18岁的四川女知青李兴惠在学自行车外,厕所四周伸手不见五指,象一个无声无息的黑洞。十时许,漆黑的夜空飘起了小雨,李兴惠停止了学车返回寝室。10:15左右雨下大了,同室的刘桂花见朱梅华还没回来,就在寝室门口喊道:“朱梅华……,”除了雨声,无人应答。刘以为朱梅华可能在别人房间睡了,就关了门休息。4月3日早上,同寝室的知青见朱梅华没回房洗漱吃早饭,直到出工时仍不见她的人影,便报告了连队领导。于是全队停止了出工,在各寝室和驻地附近寻找。刘挂花在距厕所东南面约25米处通往八营十三连的小路上发现了朱梅华昨晚独自上厕所时拖着的那双黑色布鞋。两鞋鞋面朝上,鞋头均朝着八营十三连方向,左鞋在前、右鞋在后,间隔距离90公分。刘桂花在返回连队途中遇到了上海知青唐本华。由唐本华保护现场,刘桂花回连报告。


  当时地处西双版纳景洪县大勐龙境内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团(东风农场)正在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上海市派出的知青慰问团正在云南建设兵团慰问和了解知青下乡后的情况,因此朱梅华的失踪引起了从兵团到地方各级领导及有关方面的重视。


  4月3日中午,二团副政委李秀奇、副团长邹礼先、副参谋长李英顺和上海知青慰问团的负责同志赶到七营三连,并组织七营、八营的150余人四出寻找一天没有下落。当晚就将朱梅华失踪的消息电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云南建设兵团范副司令员(现役军人)、云南省知青安置办公室卢洪,同时报告了云南建设兵团一师师部和兵团保卫处,景洪县及西双版纳州公安局。


  4月3日我陪同兵团保卫处副处长洪流教导队队长郭长河(现役军人),一师保卫科副科长杨国荣(现役军人)、蒋泽权、赶至二团七营。


  4月13日州公安局局长王克忠率领州、县公安局与大勐龙派出所的地方干部来到二团。


  5月6日云南省派出了由昆明军区军事法厅厅长赵培基(现役军人)、省公安厅徐洪仁、省高级法院严金明等组成的省委工作组,至此组成了由下至上,由兵团到地方各级领导、专职保卫工作人员和上海知青慰问团代表参加的联合专案组,开始了历时五个月的集中调查工作。


  据了解朱梅华身高1.62米,体重110斤,身体健康;容貌秀丽,性格开朗;善交朋友,表现较好。1970年4月来兵团后于1973年下半年第一次回沪探亲返兵团后除较为想家,曾想第二次探亲外在失踪前并无反常现象。


  失踪现场除留有朱梅华的一双黑色布鞋外,未发现其它有价值的痕迹。朱梅华在连队留下的主要物品有:毛料和的确良衣服11件、绒衣4件、高帮雨鞋一双、牛皮鞋一双、雨伞一把、旅行袋一只、钢笔一支、手电筒一只;现金40元和存在银行中未取的100元。除1973年朱梅华回沪探亲时由父母为其购买的一只价值185元,秒针带红点的瑞士手表可能随手戴走外,其它物品没有缺少,这就是她工作了四年所拥有的全部财产。


  朱梅华失踪引起人们各种推测:非法越境;私自跑回家乡;或自杀、凶杀、情杀、绑架等等,众说纷纭。


  为寻找失踪者或不幸遇难的尸体,兵团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从4月3日上午至4月7日,以七营三连为中心,在搜寻半径为7公里的范围内,二团组织了七营全营的14个连队和八营及营直机关共18个单位,出动924人次,进行了集中五天的突击搜山寻找。此后以七营为主体的搜寻工作延续了三个月,搜寻面积达一万多亩。期间4月19日七营教导员程载德带领营干部组织大勐龙公社小街大队的社员10余人打捞了距七营三连北面1.5公里处的红堡水库。


  联合专案组也派出了以二团八营保卫干部杨兆升为组长的7人搜寻组,从4月15日至5月9日全力搜索了25天。期间,搜寻组从距七营三连东面约2.5公里的曼咪寨附近,沿南阿河顺流而下,直至麻疯寨,沿河搜索约9公里。南阿河是大勐龙境内的主河道、河水湍急,由南向北流至麻疯寨附近折向东面,在中缅边境注入奔腾的澜沧江。


  4月10日我受专案组的委托赶到景洪县城照相馆,连夜翻印了朱梅华的一寸照片百余张,分送车站、旅馆等有关部门请求协助查找。4月13日至15日整个西双版纳沉浸在七四年度的傣历泼水节期间,我与二团的保卫干部,手持朱梅华的像片,分头在大勐龙镇、曼飞龙、小街等节日集会点不断穿梭在欢乐的人群之中,逐一搜寻,但未发现朱梅华的身影。


  派往上海、江苏等地的外调组报告,走访了朱梅华的父母及亲戚没有她返回故里的消息。


  云南省军区的侦察员提供的信息表明,朱梅华失踪期间,在大勐龙地区的中缅边境,未发生非法越境事件。


  止此历时三个月,出动人数累计2700余人次的大规模搜寻未能发现朱梅华的踪迹。


  除了搜山寻找、派人外调,为了获得与朱梅华失踪有关的线索,查清4月2日晚上和朱梅华失踪前后七营三连及周边地区人员的去向与活动情况,二团和联合专案组做了大量调查工作。据7月16日统计,专案工作人员对二团16个营的职工普遍定位三次,其中七营三连定位5次。对三连附近2公里范围内的曼凉散、曼景宰、红堡、曼养广、曼汤、曼张六个傣族村寨的成年男子509人进行了定位调查。


  对3月25日至4月5日大勐龙境内的流动人员及二团外出人员作了调查定位,重点调查了224人。


  对七营三连周边地区的二营、三营、七营、八营、九营、十一营和附近的傣族村寨召开了数百次座谈、调查会。然而几个月的内查外调,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朱梅华失踪前后正是兵团涉及知青的恶性事件多发期。


  1972年5月3日,二团七营九连陆xx(男,上海知青,1971年来兵团)因恋爱问题,无法忍受连队从5月2日至3日连续的批斗与殴打,当天下午在寝室内用剪刀自杀。下午6:30分送至团部医院时死亡。当天深夜,尸体被拖回七营埋于工程连菜地附近的山坡下。


  1972年11月6日,二团十一营二连上海知青冯xx(女,1951年生,70年4月来兵团)在来兵团后,第一次准备回沪探亲前夕,去五营一连找同学,在五营附近过河时不慎溺水。十五天后在距冯落水处下游10余公里的麻风寨附近,其残缺变形,面目全非的尸体被路过河边的傣族老乡发现。在冯离开二连至尸体被发现的十五天内竟无人报告其失踪。


  1973年4月1日二团六营三连重庆知青江xx(男,19岁,1971年4月来兵团)在欧斗中持刀行凶,致3人死亡。


  1973年8月10日二团四营四连上海知青徐xx因重庆知青陈xx向徐索讨其被连队扣发的14元工资(作为在6月份发生的欧斗中,陈打伤徐的医药补偿费)时持刀行凶,当场将陈刺死,并重伤知青胡某。


  1973年12月25日在一师党委对云南兵团第一师连以上干部奸污迫害女知青的刑事处理决定中(仅这一次专题会议)就涉及一团、二团、三团、四团、五团、六团、独立一营、二营等九个团级单位的连级干部23人,营级干部3人,其中地方干部12人,现役干部14人。


  正如云南省工作组组长赵培基厅长1974年7月19在总结朱梅华专案工作时所指出的“近期一师二团连续发生知青重大恶性事件,引起省委重视,立即派我们下来协助调查解决。朱梅华失踪仅为一例,此案难点在于未能找到朱梅华或不幸遇害的尸体。同时因4月2日晚朱梅华失踪后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早上除那双黑色布鞋外,现场没发现有价值的痕迹,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极大的困难”。


  二团副政委李秀奇在会上表示:省委工作组撤离后,二团的专案组不能撤,由副政委韩卫东(现役军人)、副参谋长李英顺、七营教导员程载德继续负责。二团在近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发生了好几起知青事件,暴露了行政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和干部队伍中的问题,要总结教训。


  朱梅华失踪是偶然事件,但偶然中却蕴含着必然。短短几年中大批知青来到云南兵团,仅西双版纳境内的第一师就约五万余人。由于兵团疏于管理,忽视安全教育、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未能及时跟上,因翻车、溺水、欧斗、自杀,医疗和工伤事故等原因引起的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当这群热情而天真的青年,高举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牌,呼喊着“要胶(橡胶)不要命”的口号在热带雨林中战天斗地时,很少有人想到如何照料和保护自己,其中很大一部分知青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假如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对知青多一点关怀、多加强教育与管理;假如知青的生活条件及时得到了改善,七营三连的厕所不设在营房外的路边上;假如知青多一点自我保护意识,或许朱梅华失踪事件不会发生。然而不该发生的事件终于发生了。虽经五个月的全力搜寻,却末能找到朱梅华的踪影,她象一缕青烟消散在莽莽的西双版纳密林中,消失在中缅边境的红色土地上。

 

 
 
 
 
 
 
 
 
 

三、母亲仍在企盼女儿的归来

 

1974年9月,因去武汉上大学,我离开了云南,此后从未得到朱梅华的有关消息。今天当我来到朱梅华母亲陶阿妈面前时,一段封存了整整二十八年的往事,一幕幕日夜企盼女儿回归的场景,触动着这位慈母的心。


  陶阿妈告诉我,当里弄居委干部前来通知我们朱梅华失踪时,我丈夫当即昏倒在地。我俩于1974年4月23日在区知青办和国棉二厂及华生电扇厂单位代表的陪同下赶到七营三连。因一时不能查明女儿的下落,一个月后便返回上海。离开云南时,我们除了要求兵团组织上对我女儿的失踪有个明确的交待外,没有其它要求。


  回沪后我丈夫一直埋怨我将他最疼爱的独生女儿送往云南。我只能对丈夫说,1970年知青下乡一片红,我是个党员,不能不带头送女儿下乡。自从女儿失踪后,她父亲日思夜想,连做梦都在呼唤着朱梅华的名字。十四年前,他终于带着一颗追寻女儿踪迹的慈爱之心遗憾地离开了人间。


  现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了,假设女儿跑到了缅甸,也该有思乡寻母的消息。看到与女儿同去的孩子都回到了父母身边,我的女儿却如西去的黄鹤毫无音讯,想起来就心如刀割。至今兵团(农场)对我女儿的失踪没有一个说法,今天难得还有知青朋友前来关心、看望我。此刻的陶阿妈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为了不使老人过份悲伤,我安慰了一番便告别了朱梅华的母亲。


  离开陶阿妈家,走出昌化路994弄,已是傣家村大酒店华灯初上时分。在“泼水节期间消费者优惠”的横幅下,身穿云南民族服饰的迎宾小姐正在门口接待前来的宾客。大堂内又在表演西双版纳的傣家歌舞。在芒锣和象脚鼓的伴奏下,葫芦丝吹奏的傣家乐曲悠扬地飘荡在夜空。傣家村大酒店内的“天天傣家歌舞”无时无刻不在牵动陶阿妈的心,将她的思绪带向那遥远而神密的西双版纳。

  听说有人以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和主观想象将朱梅华失踪事件编成荒诞离奇的故事流传于社会。我写下上述经历不仅仅为了真实地记录朱梅华失踪事件的始末,以正视听,但愿这些文字能作为一则新的寻人启事。我热切地希望社会对陶阿妈多一份关切。愿有知情者继续提供有关朱梅华下落的线索;愿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在有生之年能盼来女儿失踪迷案终于烟消云散、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愿吉祥的孔雀为陶阿妈带来欣慰的消息。




         孙向荣   二○○四年五月十二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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