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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正元        上传日期:2009-03-08

 



一、勐海知青罢工之我见

 


  我上山下乡在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1975年8月初被二分场派往勐海接水利兵团解散并分配到我分场的职工。赶到勐海糖厂报到。当天就听先到的人说:我们这次要接的水利兵团知青中有人吃人的悚人听闻事情。


  水利兵团建制归地方管理,干部由地方派出,大多是少数民族退伍军人。职工由北京、上海郊区农民知青为主组成(后来有知青当了基层干部)。主要任务是建造两座水库。因为管理十分混乱,劳动强度高,生活十分困苦,经常无菜玻璃汤下饭,知青普遍不安心工作,领导骗他们:完成水利工程后就安排他们到昆明钢厂,纺织厂工作。日益盼望的水库终于完工,可去昆明钢厂、纺织厂的承诺成了泡影,群情激奋,爆发了长达七个月之久的罢工风潮。

州政府决定解散该团,职工由版纳农垦系统的六个橡胶农场接收。我就是接收人员之一。报到的第二天,州委彭书记亲临勐海糖厂给我们作动员,首先介绍该团情况,其中两个例子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其一,“吃人”事件的真象是罢工期间知青们把集体的、老职工个人养的猪、鸡、鸭统统杀来吃了。一天晚上三个北京知青无事闲聊,不知怎么谈到当日他们队里的一名女知青未婚先孕,生下一死婴埋在山坡上,据说死婴大补(我看是腹中没油水馋得荒),于是,他们乘夜黑人靜之时将死婴挖出,带回队里蒸熟,分而食之。

从州委书记口中证实“吃人”传言属实。虽说与杀活人吃有本质区别,但还是惊得众人面面相观、不寒而慄,后背凉飕飕的。


  其二,干部对知青不关心。一上海女知青在水库工地上劳动时不慎被板车撞伤胯骨,鲜血淋漓,送州医院检查后确诊为粉碎性骨折,只能住院卧床,当时医院没有陪护,女知青沒钱买饭吃,大小便都在病床上。医院打电话通知她们团里,队里,竟无人问津。十多天过去了,伤口溃烂,臭不可闻,医院将她单独安排在一间病房。直到有好心人向州领导反映此事,方才得到关注。


  一个女知青离乡背井不远万里到边疆参加建设,接受再教育,因工受伤,竟落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惨境。同为上海知青的我被震撼了,彭书记的眼圈红了。老实说,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沒见过她的模样,三十多年过去了,总也忘不了这件事,一个当年标准女知青的影子老在脑海中浮现。


  总之,污七八糟的事太多,干群关系极其紧张,终于爆发了知青大罢工,驱逐干部,宰杀猪牛大吃一顿,甚至在勐海县城集市上抢农民出卖的鸡鸭等食品。州里派干部前往调查被知青们群起哄出团部。知青们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回家!


  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只有一条路:解散,安置到各个橡胶农场去,这才有我去勐海接收职工之行。


  我们共有二十多人,似乎只有我一个知青,对外我们称工作组,州委彭书记自然是组长,他还告诉我们,罢工的知青们占领了团部,在四周挖了壕沟放了水,公路被挖断,上面架起吊桥,平时可通车,有情况就拉起。还有,因修水利工程开山放炮,由于管理混乱,炸药雷管流失不少。知青们扬言,在公路上埋了地雷,未经他们许可,不得靠近,否则炸死不论。彭书记要大家小心,不要随意乱跑以防万一。接人还要冒生命危险,着实吃惊不小,但无人打退堂鼓,忐忑不安的心情还是写在了脸上。


  午饭后,彭书记亲自带队,工作组排成二路纵队,前面二辆履带推土机开路,向着团部出发,原本打算下午二时到达并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做工作,如有愿意走的立即帮助他们收拾行李,集中后用卡车拉走,以图分化瓦解知青们。由于路上怕挨炸,磨磨蹭蹭地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达目的地。


  呵,果然如介绍的那样,团部四遭挖了五米宽三四米深的堑壕,挖出的土堆在内侧,上面打了木桩,碗口粗的原木横排在上,俨然一座山寨模样。经谈判,他们放下吊桥,工作组在知青们的倒喝声中鱼贯而入,来到团部礼堂暂息。礼堂有四五百平方米,两侧是很大的玻璃窗,平时透光性还是不错的,可就是沒有一块完好的玻璃。好几百知青围着礼堂,也有的探头探脑看我们,可能是想看看有沒有熟识的人。


  “咣、咣、咣”,突然一阵急骤的钟声传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我们不由一惊,说时迟那时快,一群知青呐喊着冲向礼堂,乒乒乓乓一阵石块在窗户木框上的撞击声伴着砖石土块在身上身旁的落地声闯入耳膜,我带了个大书包,赶忙顶在头上。“快跑”,不知是谁大叫一声,二十多人不约而同窜出礼堂朝来路飞跑,无数砖石土块在我们身边飞过。我顶着大书包,头是保护住了,背上挨了好几下,随着众人逃离团部,跑到射程之外方才回头,知青们站在吊桥两侧“嗷、嗷”叫着,打了大胜仗似的。前面传来“撤”的命令,只得悻悻地跟上队伍。彭书记请点人数后下令回糖厂。


  饿着肚子跑回糖厂,灯光下,一个个浑身泥土,有几个还受了伤,那样子甚是狼狈。几个操湖南口音的干部骂骂咧咧地吵着要回去,几个退伍干部大叫:派部队去,军管,看他们还敢。我是个知青,又沒受伤,觉得刚才的事挺可笑,想着我们挨打、逃跑的样子和电影里有点象,属抱头鼠窜的那种,当然我可沒敢笑出声来。


  晚饭后,彭书记宣布工作组成员明天各自回家。第二天,我可能起得晚了点,睁眼一看才发现,昨天还是信誓旦旦的傢伙早饭前都不见了踪影,跑得还真快。


  几个月后问题终于解决,水利兵团的知青被分散安置到各个橡胶农场。几年后,同样在西双版纳距水利兵团仅几十公里的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等发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知青大罢工,这就是著名的知青大返城运动。同样的口号,同样的方式,前者无人响应,后者风起云涌;前者失败了,后者获得成功,个中道理、前后者之间的关联,值得研究知青史的人们探讨、寻究。


 
 

 

二、赔牛


  西双版纳的旱季少雨有利盖房。那是1976年年初,祖国大地正处严寒季节,版纳除早晚稍有凉意外,白昼在阳光下光膀子干活是常有的事。


  一日,我正在山上为橡胶树除草,卫生员小四川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指导员,冯付营长来了,叫你赶忙下去”。“什么事”?“说啥子伐木山有事”。一听伐木山上有事,冯付营长亲临,心里“咯噔”一声,出事了。二活不说扛起锄头一蹓小跑赶回连队。
  
  那年头连队的房子都要自己盖,烧砖用木柴,所以我连由连长马梅良带着二十多名壮小伙住在伐木山上,伐树砍柴。这项工作有些危险性,因砍树出工伤的事常有,偶尔也有出人命的。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赶回队里,冯付营长正坐在我房门前抽着烟袋,看他脸神还算安祥,悬着的心放下一半,“冯付营长来啦,什么急事啊?”冯付营长站起身看着我说:“老陈,你们的人在伐木山上砍伤了老傣的牛,要我们赔。”冯付营长是老干部,比我大二十多岁,为人十分客气,总叫我老陈,几次试图纠正他叫我小陈都未成。冯付营长告诉我,昨天我们在伐木山上的人砍伤了满崩寨子放养在山上的一头黄牛,人家告到公社去了,早上公社打来电话要我们处理。“走,到山上看看去。”我赶忙叫手扶拖拉机手出车。


  伐木山离我队最近,可也有十多公里路,一路上坡,顺着山势一条简易车道在丛林中弯延曲折,伸向原始大森林。一个多小时来到伐木场区。


   己到午饭时分,山上的同志一见我和营领导一起来了,立马明白我俩是来查昨天伤牛的事。“大家辛苦啦”冯付营长抢先和同志们打招呼,我连忙掏出香烟每人发一支,招呼大家坐下说话,情绪缓和了。连长马梅良把昨日中午伤牛的过程说了一遍。原来,昨天午饭前炊事员知青外号“小公猪”的,做完饭到溪水边提水,不料傣族的几头黄牛乘虚而入,抢先烹用起午歺来了,炊事员赶上前去抄起一把短把砍刀丢了过去,想把牛赶跑了事,不料刀锋正中一头牛的后腿,被砍伤的牛一瘸一拐地跑了。事情的经过搞清了,吃完饭,冯付营长察看了伐木山的木材情况,我俩坐上拖拉机返回。


   晚上,我俩赶到满崩寨子找到他们的支部书记岩罕,寒喧一番后话归正传。冯付营长首先对伤了傣族兄弟的牛表示道歉,主动提出赔偿一条牛给他们。我原想这条件足够优厚了,岩罕支书吱吱唔唔的不知啥意思,冯付营长补充说:你们可以到农场的牛群中随意挑一头满意的赔给你们。可支书还不满意,半天才说出,受伤的是头母牛,已经怀了小牛,要赔两头牛给他们。冯付营长无奈只好答应。我在边上听不下去了,提出:既然要我们赔两头牛,那受伤的牛就该归我们。岩罕支书先是一楞,接着就气呼呼地说:你们不赔也行,还我们那头沒受伤前的牛。岂有此理,这不明摆着敲竹杠吗,正侍发火,冯付营长抓住我的衣袖往后拽,赔着笑脸对岩罕支书说:“就按你们的意思办。”赔牛的事就这样极不公平的解决了。


   出了寨子往回走,大概是冯付营长看出我不乐意,就说:“老陈,给你讲个故事。那是刚解放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残余部队很猖狂,解放军部队在这些地区剿匪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那时到处都是原始森林,在山中行走很容易迷路。一天,解放军一个班外出巡逻就迷了路,无意间闯入了傣族的神山,那是他们祭祀神灵和祖先的圣地,不要说外族人不准进,本民族的其它家族人也不能进入,否则惊动神灵,触犯祖先,灾难将降临!这有点象过去汉族人家的祠堂,按傣族祖传的规矩凡进入神山的外人必须杀死,割下头颅祭祀神灵和祖先,方可保家族平安。


   如今,解放军战士们误入神山,惊动全寨人众,提着火药枪,手握傣刀将战士们包围要按宗法处置。可解放军纪律严明,对少数民族秋毫不犯,他们来打国民党残部,少数民族兄弟是欢迎的,拥护的,(我下乡时傣族骂人最重的汉语就是恶狠狠地冲人‘国民党’三个字)。为保宗族平安,头人们、佛爷们商量后决定破例:只杀一人,其余不究。战士们争着当牺牲祭品,都请求班长批准,这位枪林弹雨中过来的班长、共产党员突然严肃的下令:服从命令,听我的。随后将卡柄枪交给付班长,‘你要把同志们带回去,把情况向连首长报告’沒有豪言壮语,没有国际歌伴奏,也沒有电闪雷鸣,班长光荣牺牲了!”

 
   冯付营长的故事讲完了,很平静就讲完了。我在他身旁黙黙地走着,心中似有一口大钟沉沉地撞击着!


  “老陈,前阵子你们和老傣打架,现在想通了没有?”冯付营长指的是几个月前一场惊心动魄的民族冲突,我点点头,似乎明白些了:民族团结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于生命。

 

 

三、弃婴

 

 

  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的生活很艰苦,东风二分场十队地处二分场最西端,到分场部单程步行需一小时五十分钟,女同志一般需二小时以上。营部放电影、演节目队里职工们只能望洋兴叹,去不了的,业余生活十分枯燥。



  那是1975年雨季的一个清晨,天才蒙蒙亮,突然门口的电话铃声骤响,我赶紧抓起电话,那头传来营部保卫干事老邱的声音:“你们指导员在吗?”“我就是”,他也听出了我的声音,“刚才接到报告,老傣在河里发现了一个死婴,可能是你们连队职工的,是在七分场卫生所刚生下的。”还没放下电话,就想到了我队小四川小杨和小白夫妇昨天傍晚去了七分场卫生所,说是小白快临产了。



   “卫生员”,我立刻敲门叫起卫生员小李,她昨天和几个四川知青一起送他们夫妇去的七分场。还没等我把电话中的事说完,“恁个可能有这种事啥”,她不信,“去趟七分场看看再说”我觉得事情定有蹊跷。


  天下着大雨,斗笠只能挡住头和肩膀,不一会衣服湿透了,我的思絮回到了几个月前一次简单的婚礼上,小杨和小白自由恋爱,感情甚好,可不慎偷吃禁果,怀上了孩子,决定结婚。他们是我队小四川中第一对夫妇。景洪产的赤膊糖(无糖纸包裹)、芭蕉、甘庶等虽不丰盛但还算热闹的完了婚。之后两人关系甜甜蜜蜜的,没发生过不快,他们还商定,待孩子降生后一起回重庆探亲。怎么会把新生儿丢掉呢?


冒雨趟过满崩寨子旁的小河,赶到七分场卫生所,进了小白的病房,只有她一人躺在床上,面色惨白,我和小李快步走到床前,一见我们“哇”小白哭开了,拉着小李的手不说话一个劲哭,怎么也劝不住。无奈,我抽身出来找医生,问明身份后告诉我:凌晨小白生下一男婴,有生理缺陷---兔唇。农场医院是沒有婴儿房的,直接由产妇领着,她男人陪伴在旁。不知怎的,孩子沒了,我们追问,除了哭什么也不说,只得上报,刚才听说老傣在河里发现了孩子。团里马上派人下来调查此事。


  我返身出来找小杨,绕了一圈才发现,他蹲在墙角,双手抱头,浑身战抖着,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容易从断断续续的诉说中弄清了事情原委:孩子是兔唇,女方父母本不同意他们结婚,知道是残疾就更麻烦了。小杨乘黑夜将婴儿投进了不远处的河中。“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当时沒想那么多。”见鬼了,连这都不知道!他后悔了,可太晚了,无法挽救了。


  二十五六岁的我还算冷靜,想到小杨这次在劫难逃,要吃官司的。拉起他回到小白病房,告诉他们这是件人命关天的事,上面来人查,就说是小杨乘小白睡着了一个人干的。这时他俩才感到问题的严重,真是失去了孩子,还要去坐牢。又是哭成一团。

我立马赶往营部,向领导汇报案情。除了说通好话,已无能为力。党委书记钱建民明白我的意思,表态:尽力保。


  几个月后,判决下来了:判处小杨三年有期徒刑,考虑到本人刑前表现较好,决定监外执行。这已是法外开恩了。保卫干事把他送回了队里。沒有知青歧视他,沒该批斗,和知青们一样干活,每月写一次思想汇报。从前活泼甚至有些调皮的小杨沉默了,再沒见他笑过。






 

四、赵秉志

 


  “赵秉志,偷听敌台、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现决定对他进行审查。把赵秉志揪上来。”东风二分场九队指导员老严在全队大会上大声宣布。混乱的脚步声中,一名中等身材,带着眼镜的男知青被二名老职工双臂反剪着押上台前。“赵秉志老实交代”,“老实交代”,一场令人揪心的批判会开始了。

二分场九队常开批判会,每次挨斗的是被称作“牛鬼”的古炳炎。这是第一次正式批斗知青,(过去知青打群架曾被喝令上台亮相,不算批斗)。“我来揭发,”一名云南景谷县来农场的职工冲上台前,“我们中国‘东方红’(卫星)上天啰,赵秉志说‘美国人阿拉(阿波罗)到月亮上去了’这是反动……”,“打倒美帝国主义”一阵口号后,干活不行马屁功夫不差的女知青跑上台去指着弯腰屈背的赵“你说过美国人每天喝牛奶,天天有鸡蛋吃没有,”“说过”,“你说过最好的营养是百分之七十的菜,百分之三十的饭没有,”“说过,”“这些话哪里听来的?”老严立刻抓住要害,“我听‘美国之音’上说的。”在打倒赵秉志的口号声中结束了精心策划的批斗会。从此,赵秉志被立案审查,罪名是“里通外国”,整了一大叠材料上报农场保卫科。


  赵秉志(化名)和我是校友,大我三届,67届高中生。我们一起下乡,分派在同一个队。平时言语不多,爱写点东西,可从来沒公开过。下乡时带了架高级收音机,能清晰地收听到外国对华广播,晚上夜深人靜躲在被窝里听外台是常事。我俩关系不错,学习中不认识的字,不懂的成语就找他(他有一本四角号码字典),有时也讨论一些政治、人生、历史问题,他的观点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刚到农场,他就偷偷告诉我美国人登上了月球,可我们还在……。我听后将信将疑,美国之音的话不能信,沒想到中国卫星上天,大家热议,他却说阿波罗登月的事,这不找死吗。


  不久我调离九队,而赵秉志因为那张嘴,过上了几年的半牛鬼生活,在那政治挂帅,碰不碰就无限上纲的年代,他是要吃不少额外苦头的。


  有次,偶遇团保卫干事孙向荣(上海知青),问及赵秉志案件,他说:赵说的事情是真的,沒有造谣,就是方法上不注意,很快会解决的。好在孙向荣有文化,政策把握得好,赵案一直被他压着,否则大笔一挥,赵秉志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五、老教

 


  西双版纳二团二营教导员刘庆生是现役军人。知青们都喜欢亲密的称他“老教”,即老教导员,中等身材,剃个光头,文化程度不高,不善言辞,不穿军装时很象个精干的农村基层干部。对老教想说可说的事很多,在此仅就老教的廉洁说上几句。


  年近花甲,回首往事遇见的领导干部总有几十上百位,才华横溢者有之,朴素踏实者有之,对上阿谀奉承、对下蛮横刻薄者有之,而廉洁奉公者中首推刘敎导员。
 

   知青下乡带去了城市的文明,特别是上海知青在服饰,家具方面引领潮流,干部、职工托回沪探亲的知青带衣物是司空见惯的事,本无可非议。可老敎手下近千上海知青,几乎每日有人在探亲假期间,从未见他托人带东西,衣着永远是老三样:军外套、本白衬衣、白圆领汗衫(俗称和尚领),天冷时偶尔加件手织绒线背心。笔者绞尽脑汁回忆,就是想不出老教还穿过其他衣裳,他的朴素成为知青干部们的榜样。


   分场办干部学习班、开先进代表会议等一般会改善伙食,弄些肉鱼之类的给连队干部们、先进代表们打牙祭,算作一种慰劳。其他领导干部都会将自己那份菜打回家去与家人分亨,可老教一不打那份菜,二不和干部们一起会歺,回家吃伙食团的饭菜。这在当今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几个月吃不上一次肉,极少荤腥的艰苦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


   军队干部到农场时成家的都拖儿带女,行装、家具十分简单,几家人合乘一辆卡车。农场木材多,不用花钱买,各营都有工程连,凭着权势要他们按上海时髦式样做几件家具不难,最多象征性付点杂费,这在已成家的军队干部中很普遍。大衣橱、五斗橱、两头有门的写字台、两头是板的大木床等等,往往是应有尽有。


   刘教导员在二营工作几年,未添一样家具,木条床、只有二只抽屉的写字台、衣物放在木板箱中、吃饭坐在小板凳上,饭桌是高三十厘米未上漆的。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曾经有人打算为他家做几件家具,均被他严厉拒绝,之后谁也不敢再提及此事。


   兵团建制改回农场,军队干部离开农场,不少人满载而归,一辆卡车装不下一家人。部队给刘教导员也派了一辆卡车,大伙来帮着搬家具,一下就装完了,驾驶员看着堆在车箱一小角的家什直纳闷:就这点,沒有了?沒有了!刘教导员带着一千多职工其中近千知青的祟敬走了。留给干部、职工很多,包括廉洁、朴素、无私,至少当时我认为一名好干部就应该是老敎这样的人。后来营部的干部谈起那些头头脑脑来时和去时的情景,对比老教真是言者激动,听者唏嘘不已。

  后来,我探亲回农场路过江城县,特意去县武装部看望已担任部长的老教,在他家吃晚饭,真是本色不变,除墙上多了一张不知谁写的“永不变色”大毛笔字外,与农场时完全一样。


   临别,我拿出一包上海水果糖送给老教,他死活不要,我说:您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吃您家的饭?见我俩相持不下,老教夫人接过水果糖拿出两颗,就两颗,那袋糖又塞回我的旅行袋。老教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知青娃儿们苦啊!






 
 
 

六、梅-剑

 

朋友在网上发表了一组拍摄梅花的照片,欣赏时慕然想起一件关于“梅花宝剑”的往事。


   那是1978年下半年,西双版纳东风农场掀起一场揪“四人邦”爪牙的政治运动。少数投机分子认为机会来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搞出个“翻烧饼”运动,即当权者统统打倒,換一批人掌权的意思。东风二分场的党委书记老田也被“送”进了学习班。

我因申请探亲假找新调来的党委靳书记请假,由此发生一场“梅剑”对话。
“你对那首诗怎么看?”靳书记不理我请假要求,却说什么诗。“什么诗?”“就是梅花宝剑那诗。”“噢,你说的是那幅对联啊,怎么啦?”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明知故问,其时,墙上的大字报就有批判老田这幅对联的内容,己经看到了。“你应该站出来揭发批判,不要以为是老乡就你好我好的,这是不是反动诗?”己经说了是对联,还要说那是诗。哦,明白了,大字报上说这是反动诗歌,居心何其毒也!原来是你的授意。


  “他把自已比作梅花,把我们新社会说成苦寒,这就是反动。”靳书记打断了我的思絮,明确了反动的要害。“那不是他写的,是一幅古对联。是他抄来贴在门上的。”靳书记楞住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的对联出自何年代,何人之手我不知道,但知道早就有之。不敢说这是一幅绝对,至少是一幅精对,意境高雅,对仗工整,属不可多得的佳作。老田抄来贴在门上,无非是抒发情怀,激励精神之意,怎么也扯不到反动上去,真是与把《资本论》当作资本主义反动书籍一样可笑,无知到令人可怜的地步。


   我想给靳书记解释这对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是同我探讨对联来的,是鸡蛋里挑骨头,是要拉我站在他一边反对前领导来的。“四人邦”早己被打倒,可农场还在搞四人邦那套,莫须有的给人戴高帽子。我探亲回家了,后来怎么样?我只知道知青大返城运动中止了那场可能不堪回首的运动。


   忆往昔,看今朝,“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来形客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走过的路倒也恰如其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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