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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三次“上山下乡”

   作者:张兆田
   原东风农场上海知青



 

  一个追求卓越的人,需要一番磨练的经历。

  经历是成才的催化剂,加速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经历是永不贬值的财富,让人终生受用不尽。经历是陈年的老酒,年代越久酒香越醇。

  回首 50 多年漫漫人生,我曾经选择了 3 次“上山下乡”:

  第一次是 1970 年,我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作为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奔赴云南兵团屯垦戍边,度过 9 年并非蹉跎的知青岁月;第二次是 1986 年,我响应胡耀邦总书记的号召,作为上海首批讲师团成员,奔赴崇明海岛顶岗支教,当过一年农村中学教师;第三次是 1995 年,我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作为上海首批援藏干部,奔赴西藏高原对口支援,做了 3 年“七品芝麻官”。

  3 次“上山下乡”历时 13 年,我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融铸为一段丰厚的人生经历。

西双版纳的知青岁月

  我是 18 岁那年随着“一片红”的时代大潮上山下乡的,下乡时只有 80 来斤体重、不足 1 米 60 身高、一副稚气未脱的童颜。在北站人流中,一位宁波阿婆见我背着行装,边抹眼泪边摇头自语:“可怜啊,作孽啊,这么小的孩子也要下农村!”

  当时的我,瘦弱却不乏刚毅,单纯而又率真,上进乃至激进。作为多年的学生“领袖”,我满怀那个红色年代的激情与梦幻。

  1970 年 6 月 9 日 是我离别故土的日子,虽是艳阳六月季节,天色却有点晦暗迷蒙。在汽笛鸣响、火车启动的一刹那,天地间爆发一片哭声,前来送别的人群像潮水般追着火车哭喊奔跑,车上车下紧抓的手死死不愿松开。车厢里的伙伴个个哭成了泪人,唯有我没流一滴眼泪。

  初到一营工程连,我就揣着笔记本去采访人称“罗老倌”的放牛老汉,他是贫下中农的一面旗帜,连队树立的先进典型。我问罗老倌:“你最高的理想是什么?”,我满以为他会回答“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在那个年代,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是一切先进人物的通用词汇。谁知罗老倌却说了一句“我的最高理想是每个星期能吃到一顿猪肉”。我感到十分惊愕和茫然,我们知识青年是受过 17 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这位贫下中农先进分子的觉悟还没有我们高?日后数年,建设兵团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才使我刻骨铭心地理解了罗老倌的回答是多么朴素和真实!

  我征询领导意见,请教“老上海”知青:作为一名新战士,应该从哪些事情做起,才是有志青年的进步之道?他们教诲我,必须过好两道关,一是劳动关,一是阶级斗争关。“过好两道关”成了那个时代追求上进者共同的努力方向。

  为了过好劳动关,我一直拼命干活,甚至超越自己的体能极限。在泥工班打土坯,踩泥、挑担、脱坯,日均指标 200 块,我却出工收工“两头黑”,每天完成 1000 多,累得直不起腰。到采石场打石头,我敢向“大力士”叫板,专拣大的上,负重远远超越体重。与人搭档扛起几百斤重的石头,颤颤忽忽踩着跳板抬上拖拉机。天长日久,竟把捆绑石头的铁索链扯得变了形!参加垦荒大会战,我披星戴月不歇气,一天能挖 40 多个种胶大穴。夜半休战,还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仿照东北抗联李兆麟将军写下“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的豪迈诗句。记得在建造橡胶加工厂的工地上,我在泥工作业时不慎从高空摔下来,还被盛满砂浆的泥工桶砸在脑袋上,当即血流如注,昏死在钢筋丛中。战友们用担架把我抬到营部卫生院急救 1 个多小时才苏醒。缠着满头的纱布绷带,我当天就溜出医院回到工地,“轻伤不下火线”!工程连大大小小 200 余人口,食堂历来由 3 名炊事员掌厨。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发出动员令,号召大家自告奋勇一人独当食堂重任。别人都不敢应战,我却举了手,于是从泥工班调到食堂。为了有效利用时间,我在食堂打了地铺,每天三更起床午夜收工,煮饭、炒菜、烧火、劈柴,一个人包揽食堂所有的活,每天只能睡三、四小时的囫囵觉。有一次半夜提着马灯在井边打水,突然眼前一黑昏厥在井台边。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是巡夜的哨兵发现了,把我背进连队卫生室。由于长期劳累过度,我患了腰肌劳损、胃病、肾炎和急性黄疸肝炎,眼珠黄得泛绿,面目狰狞可怖。凭着团部医院开的重病证明,我到副业连买到了 6 个鸡蛋,这就是当时条件下重病号才能享受的特殊营养待遇!

  在那时候玩命干活的岂止我一人?差不多所有的知青干部都有过类似的打拼经历。虽然那时候常常吃的是陈米饭,喝的是盐巴汤,住的是茅草房,干的是力气活,但知青们仍然充满革命豪情。“活着干,死了算”、“天大旱,人大干”、“活着就要拼命干,活活气死帝修反”、“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天当房,地当床,南瓜木瓜当干粮”、“空心菜,玻璃汤,兵团战士心向党”……那些“闪光语言”,不仅是当时流行的宣传口号,也是大家的真实信念和实际行动。

  对我而言,过阶级斗争关更加艰难。我不属于铁石心肠一族,看到“牛鬼蛇神”胆战心惊挨批斗,我连喊“打倒”的中气都不足,更别说对这些“阶级敌人”挥舞拳头了。为了追求政治上进,我另辟蹊径,在没有特指对象的大批判文章上下苦功。与我同在一个连队的沈玲玲是上海重点高中的高材生,因瘦削体弱、高度近视、缺乏劳力又沾染所谓“小资情调”,被连队贬去放牛。沈玲玲倒也乐此不疲,每天挎着书包夹着板凳,把牛安顿吃草后,便专心致志读书。数年苦修,满腹文章,又练就一手好字,是大伙一致公认的秀才。我很钦佩他的学识,不顾有人批评议论,与他既是文友又是师徒。在高人点拨下,我用半年多时间自修完初中到高中的全部课程,写作水平也日有长进。我把九转丹成的功力运用于革命大批判,把那些战斗檄文写得意气冲天,念得荡气回肠。渐渐地我成了连队和营里的大批判“明星”。

  由于在 “过两关”上表现出众,我受到了组织上的器重和培养。下乡 5 个月就首批入了团,下乡 1 年又首批入了党。从战士升任副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借调团政治部,被选送到州委党校培养,到州里和师里巡回演讲……

  命运从七十年代中期逆转。渐渐有了独立思想和个性的我,在血气方刚和年轻幼稚的冲动下,常常对团里和社会上的某些做法表达异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终被打回原形,下放到基层连队工作。以后虽有一次“仕途”复出,但我依然故我,再次淡出团部政治舞台。以后一直担任连队副职,直至 1979 年知青大返城。多少年过去了,回首那段坎坷历程,虽往事历历在目,但我对任何当事者都无怨恨。理性告诉我,那不是哪一个人的对与错,而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崇明海岛的教师生涯

  1986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重要讲话,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顶岗支教,把它作为锻炼成才的重要途径。为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中央和 22 个省市迅即组建了讲师团。当时我在吴淞区委宣传部任部长助理,是全区最年轻的干部之一。虽然上有老母下有 4 岁幼儿,家庭需要照顾,但我毫不犹豫地率先报名,成为上海首批讲师团成员。我和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 22 所高校的青年教师以及杨浦、吴淞 2 个区的青年干部共 44 人被分配到崇明。我又主动要求分配到边远农村的海桥中学任教。

  到崇明支教,条件比起西双版纳不知要好多少倍,但相对于市区而言,物质条件还是上海最差的。一年的支教生活是艰苦、忙碌而又快乐的。

  说艰苦,最突出的是交通不便。从市区到崇明岛,只有坐船一条路,一遇大风迷雾船就停航。县委书记姚明宝从市农场局到崇明上任那天,崇明群众在码头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锣鼓喧天中,只见姚书记在船头频频挥手,可就是风浪太大船靠不上岸,折腾了 3 个小时无功而返,第二天才顺利上岛。类似的尴尬事我也碰到过一回,有一次乘船途中遇到大雾,船泊在江心进退不得,滞留了 21 个小时!旅客们滴水未进,饿得前肚贴后背。短途客轮是不备餐的,船员把自己带来蒸饭的米熬成粥汤,凭船票给每人一小勺。那时候最费神的是买船票,每次往返都要托人,买到手的还常常是没有座位的散席。从码头去海桥的长途汽车 1 个多小时 1 班,客车又破又挤,在乡间公路上需颠簸一个多小时。我们吃在学校,以粗茶淡饭为主。住在学校,设施也较为简陋。

  支教生活是忙碌的,因为教师严重缺编,不得不加重在岗教师的工作量。我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政治老师,有时候还要兼教历史、地理。我跨初中两个年级上课,每周排课 18 个课时,有时候不得已要排课 20 多课时。为了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我放弃了每周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每天只安排 6 个小时睡眠,其它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书、查资料、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调研、家访上,星期天也不例外。

  支教生活是愉快的,快乐源自淳朴的民风。在海桥中学,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都格外善良和真诚,生活在他们之中,能找到精神的家园。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学习、谈心、互访、郊游、聚餐、娱乐,感到特别投缘和亲切。无论是崇明本土的,还是市区知青下放的,或是启东、海门来代课的教师,敬业精神都令人叹为观止,严谨治学、钻研业务蔚然成风。一所不起眼的农村中学冒出了好几位拔尖人才,成为全县全乃至市知名的突出贡献专家!他们提升了我的教学业务能力,也成为我一生的挚友。班里的学生算不上聪慧,但不少人勤奋苦读,在当时全市高考录取率只有 4% 的情况下,我的班级 50 多名学生中,后来有 4 人考进大学, 4 人考进中专。从执教的成功中我尝到了欢乐。

雪域高原的援藏历程

  1994 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总结援藏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新机制。“分片负责”即国家有关部委和经济发达省市分别承担一定的援藏任务。“对口支援”即内地 14 个省市分别与西藏 7 个地市、国家有关部委分别与西藏地方部委形成对口援助关系。“定期轮换”即援藏干部保留原来的行政关系和工资关系,到西藏工作 3 年左右进行替换。按照中央要求,上海要选派 49 名中青年干部到西藏日喀则地区,分别担任地直机关和江孜、亚东、拉孜、定日 4 个县的领导职务。

  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和封闭性,内地人对西藏知之甚少,我也只是从 60 年代的电影《农奴》、奴隶巴桑的忆苦报告、见诸报端的猎奇文章中对西藏一知半解。就多数上海干部的认知而言,西藏是秘不可测的百慕大,去那里工作需要高尚的境界和健壮的体魄,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经过慎重思考,我向区委组织部递交了援藏申请,并陈述了自己的决心和优势。 1995 年 5 月 17 日 ,已经 44 岁早过不惑之年的我和其他 48 名上海援藏干部一起,踏上了赴藏的万里征程。那送行的场面,颇有点悲壮。农场知青的一曲《送战友》,让我充满暖意。

  我先在亚东县任职,担任县委常务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亚东是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边城,对面与锡金、不丹接壤。百年开放使它享有“小香港”的盛誉,山清水秀使它坐拥“小江南”的美名。但亚东海拔落差悬殊、气候复杂多变、灾害频繁发生。我刚到西藏不到半年,就遇上日喀则地区 9 个边境县 1500 公里 藏边普降近百年未遇的大雪。其中,亚东是灾情最重的县域之一。全县冰雪过腰、交通堵塞、通讯瘫痪、供电中断。 2 名军人和 8 个牧民冻死,近千名群众冻伤, 3 万余头牲畜倒毙, 10 万余牲畜嗷嗷待哺,数千名农牧民处于饥寒之中。当时,藏族县委书记正在上海带队考察,我担起了指挥全县军民抗雪救灾的重任。连续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战,在穿越雪崩区域、亲临重灾一线中,我被冻坏了跟腱,落下了终生不愈的后遗症。

  后来,我调任日喀则地区行政公署党组成员、常务副秘书长,代替进中央党校深造一年的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还兼任地区城建环保局党组书记。在地区任上,我再度带领百余人的军民运输队、医疗队跋涉千余公里,到灾区送柴、送粮、送药、慰问灾民。

  在藏 3 年,在孔繁森等一大批“老西藏”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克服了高原反应、语言不通、吃喝不惯、达赖捣乱的种种困难;消除了藏汉各族干部群众与我们的感情隔膜;调查研究走遍了日喀则 18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撰写了振兴西藏加快发展的 100 多篇论文和可行性报告;从上海两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筹集了 9000 余万资金,投资兴建了 90 多项希望工程、健康工程、市政工程和“造血”工程;组织 100 多名上海专业技术人员进藏帮助工作,落实近 300 名西藏党政干部和专业人员赴沪培训。拉动了经济发展、市场繁荣、面貌改观、社会稳定,与各族干部群众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感情和友谊。

  援藏干部的付出是鲜为人知的。在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超常环境中,对父母的牵挂之情、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和对儿女的舐犊之情“三情”系于一身。 3 年中, 5 位同志的 7 位老人不幸去世, 16 位同志的老人病重告急, 15 位同志的妻子儿女患病住院。绝大多数同志谢绝了组织的照顾,坚守在援藏岗位上,把难以割舍的父母情、夫妻情、儿女情转化为对西藏人民的民族情、同胞情。两次集体留在西藏与当地父老乡亲一起过年。还访贫问苦扶助农牧民渡过生活难关, 49 名援藏干部为困难群众个人捐款 25 万余元,人均 5000 多元,捐物难以统计。我本人捐款 27000 余元,捐物超过 1 万元(其中包含了知青朋友的馈赠)。

  我们履行了“情系浦江,做上海人民的优秀儿子;建功高原,当西藏人民的忠实公仆”的诺言,以优异的政绩和良好的口碑载誉而归。

上山下乡的人生感悟

  上山下乡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情,它震撼二十世纪,长达数十年,涉及千百万知青,牵动 10 亿人心。

  对上山下乡有不同的时间和对象界定。若从 1955 年团中央决定借鉴苏联开发西伯利亚经验,筹组青年志愿垦荒队算起,到 1981 年国务院有关批复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历时 27 年,涉及青年 1800 万人。若从 1966 年文革开始算起,到 1976 年文革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历时 10 年,涉及城镇知识青年 1403 万人。其中, 229 万人到兵团和国营农场, 126 万人到后来成立的青年集体场队, 1048 万人到农村插队落户。

  上海作为全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从 1968 年到 1978 年,上海共有 109.38 万知青上山下乡,其中到本市郊区 49.25 万人(插队落户 11.72 万人,农场 37.53 万人),到外省区 60.13 万人(插队落户 38.28 万人,农场 21.85 万人)。

  为了接收安置知青 , 从 1968 年开始,到 1970 年 10 月止,全国先后组建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州、兰州、安徽、江苏、福建、浙江、山东、湖北等 11 个生产建设兵团,加上 1954 年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 12 个兵团,还有西藏、江西、广西 3 个农建(生产)独立师。生产建设兵团共计 242 万人,连同家属共 485 万人。到 1972 年,解放军总参谋部统计,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官兵总数达 292 万人,其中知青 110 万人,约占 38% 。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于 1970 年 3 月 1 日 正式成立。下辖 4 个师、 28 个团、 7 个独立营,近 20 万官兵,总人口近 30 万人,其中知青 10 万人左右。据 1973 年 10 月统计,共有在册知青 95128 人,其中北京知青 5035 人,上海知青 35052 人,四川知青 41712 人,昆明知青 7229 人。截止 1974 年 8 月,云南兵团共安置上山下乡知青 10 万余人。

  从 1968 年到 1971 年,东风农场(一师二团)共接收安置城市知青 13522 人,其中北京知青 1525 人,上海知青 7937 人,四川知青 2938 人,昆明知青 1122 人。

  对于这么浩大的一场运动,这么庞大的社会群体,笔者收集到的唯一官方评价是国务院知青办 1981 年 10 月起草的《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文中对上山下乡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 50 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社会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害了上山下乡的声誉。第三,对于广大上山下乡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予以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第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但是这条渠道也不宜堵死。至于今后城镇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与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

  笔者认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是一个复杂、敏感、沉重和多元的话题。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从社会各个层面不同群体不同角色的视角,都会做出不同的评价和结论。作为一名亲历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当事人,容易被个人遭遇、个人情感所左右,在对这场运动的缘起、演变过程及其历史终结缺乏宏观掌握的情况下,很难对它做出全面、深刻、理性、客观、公正的评价。笔者还认为,应当把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同上山下乡对个人影响的评价区分开来。我抛开对上山下乡的总体评价,仅仅从上山下乡对个人成长锻炼影响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人生感悟。

  我认为, 3 次“上山下乡”对我来说至少有三大收获:

  一是拓展了视野。

  因为 3 次“上山下乡”的缘故,我去了全国很多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从汉族居住区到民族自治区域,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贫困落后地方,从东南沿海到西部山地,从高度现代化到原始社会遗存,我见识了一个泱泱大国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从“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生活实践中,我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商贩、僧侣、流民各色人等。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中国国情,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如何求真务实富国利民。一句话,胸襟和视野绝非一辈子蜗居在大城市所能拥有的。

  二是增长了才干。

  实践出真知,锻炼长才干,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次“上山下乡”,使我学会了割胶、种地、伐木、烧窑、泥工、木匠等生产生活技能,学会了怎样当好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学会了怎样面对社会,怎样适应社会;第二次“上山下乡”,使我学会了如何教书育人,如何钻研学问。使我体验了一个人民教师的光荣与艰辛;第三次“上山下乡”,使我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特殊的民族环境、独特的宗教环境中总揽全局,举重若轻,发展经济,促进稳定,维护团结……。人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处的小环境。 3 次“上山下乡”,加上工作调动,我换了 18 个工作单位,整合了学生、战士、农民、工人、教师、干部等多种角色身份和厂长、书记、主任、局长、县长、秘书长等多项领导职务,职业生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多重领域。我的思想感情、价值理念、知识架构、思维模式、工作作风、业务技能等主要得益于上山下乡的实践。

  小小一个东风农场, 13000 余名知青中,奇迹般地出了 7 名省军级干部。他们是:上海知青,原四分场战士沈红光成为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上海知青,原农场宣传科干事邵其伟成为云南省副省长,转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四川知青,原农场青年科科长陈际瓦成为重庆市副市长,转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昆明知青,原农场宣传科科长黄建国成为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北京知青中有 3 位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原一分场九队梁建荣,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原六分场五队曾塞外,成为国防科工委少将官员;原三分场七队孙晓青,成为南疆军区政委。还有不少东风农场知青在海内外各行各业大显身手,有大学校长、教授、博导、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律师、记者、医生、工程师等等。放眼神州,建国初期出生的共和国第三代人,许多已经成为社会精英、民族脊梁和行业骨干。即使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乃至下岗、退休人员,他们也都是为革命流过血汗、为建设做出贡献、为国家分担困难、为大局承受苦难、为改革付出代价,并为历史所记载、世人所称道的优秀群体。这整整一代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上山下乡的磨练。

  三是锤炼了思想。

  上山下乡几乎给我们每个知青的最大收益是培养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它还培育了我们拼搏、奉献、进取、知足、合作、宽容、真诚、实干等诸多优良品质。它使人情感得以震撼,灵魂得以净化,思想得以升华。 3 次“上山下乡”,我获得过多项荣誉,有的还是国家级的殊荣,它激励了我永不懈怠、激流勇进。我也遇到过多次挫折坎坷,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正确还是错误,高雅还是低俗,都使我从幼稚变得成熟。尽管我像芸芸众生一样有七情六欲、有许多人性的弱点和缺失,但它并不影响我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

  3 次“上山下乡”令我付出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失落了青春、学业、亲情、健康、财富、享受等弥足珍贵的东西,但也使我获得了精神、情感、事业、发展的愉悦和满足。尽管 13 年时间长了一点,个人的牺牲多了一点,但与多数知青同仁相比,与长眠在滇边红土地下的孤魂相比,与自己得到的人生回报相比,我是幸运的,也是值得的。

  我终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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