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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1964 年盛夏的一个上午,长寿路上的大都会影院内坐满了上海市光新中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红色巨幅标语。台前坐着一排胸戴大红花批准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学生,其中有我的同班同学茆永福。他学习成绩不错,爱好文学,能写一手好字。毕业时他主动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在升学志愿书上写下了“奔赴新疆干革命”的豪言壮语。会上他作为先进典型作了激情洋溢的发言,学校对他的事迹作了表彰。

  部分未考上高中、也不愿去新疆的同学成了社会青年,但不久都进了工厂。我印象最深的是同课桌姓贾的同学,他学习成绩不好,没能考上高中,几年后当我下乡务农时,他已是“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那年茆永福去了新疆,我考进了上海市华师大二附中。那时对一个学生而言,升学是正常的,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考上重点高中更 能得到 老师的好评和同学的称赞。同时“好儿女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也是光荣的。尽管“边疆处处赛江南”的豪迈战歌大家都会唱,但到农村和边疆去的同学毕竟很少,而且出于自愿。这就是我初中毕业阶段,文革之前所经历的毕业教育,主题是:“一颗红心,二种准备”,学生毕业时有多种出路可供选择,我选择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

                从“四个面向”到“一片红”

  1966 年我读高二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被迫终止了学业,历史无情地骤然关闭了升学的大门。我失去了重点高中考大学的优势,等待我的是以“上山下乡”的方式来结束那充满美好憧憬的中学时代。 1968 年秋开始了毕业分配,和 1964 年不同的是没有毕业教育,上山下乡成了学生天经地义的事。对 66 , 67 届而言还有一点可怜的人性化选择,那就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但面向工矿的名额少得可怜,多数学生的出路是务农。我班大部分同学去了上海近郊的崇明农场。我怕冷,没去北方,对西南边疆的西双版纳产生了兴趣。因那年是上海知青首批去云南,分到学校的名额没几个,尽管来上海介绍情况的农场干部说:那里条件很艰苦,在原始森林里开荒种橡胶,要自己动手盖草房等,我还是写了几次决心书,申请去云南西双版纳。那情景有些像当年要求去新疆的初中同学茆永福,不过我没有他放弃升学去边疆的思想境界和勇气,而是在升学大门关闭后的一种无奈选择。

  1968 年 12 月 21 日 上午十时许,我和来自普陀、闸北、静安、卢湾等中心城区的一千名首批赴云南的中学生,迎着凛冽的寒风在上海北站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当晚广播中传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于是我们这代人有了个共同而特殊的名字叫“知青”。

  1970 年初,当我妹妹面临初中毕业时,上山下乡从 1968 年的“四个面向”升级为“一片红”,即无论本人是否愿意,不管是否独生子女或是家庭困难, 68 、 69 届中学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一片红”不仅使上山下乡在规模上轰轰烈烈,数量上成千上万,而且在性质上已演变为判定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政治运动。学校、街道及家长所在单位联手动员,将 16 、 17 岁,实际文化程度只有小学的孩子送往农村和边疆。除上海外,京、滇、川近五万名知青先后来到西双版纳境内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据重庆晚报( 2001.8.12. )《红土热血三十年》一文报道:自 1971 年 3 月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四川招收 4 万名中学生,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18 岁,最小的 15 岁。这批被称为“新三届”的中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非常有限,把他们称为“知识青年”显然是为了动员上山下乡的需要。

  从“四个面向”到“一片红”使上山下乡达到了顶峰,从而无情地剥夺了整整一代青年正常升学受教育的权利,别无选择地在广阔天地里开始了他们历时十年艰难而悲壮的知青生涯。

我成了全校年龄最大的学生

  1974 年 8 月,我完成了二团七营三连上海女知青朱梅华失踪案的调查报告后从大勐龙返回景洪,恰逢招收七四届工农兵大学生。 8 月 2 日 晚,一师机关招生办主任邱科长(现役军人)在大会上作了动员,并宣布了招生条件。招生对象为年龄一般不超过 25 周岁,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需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录取四个环节。因师部机关知青少,在我工作的保卫科, 7 名机关干部中仅我一人是知青。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极好的上学机会。会后我向保卫科长罗云、副科长杨国荣(均为现役军人)提出上学请求。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他们说:“我们就要回部队了,还留你干啥。”(当时外界已传闻兵团将恢复农场建制)。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我未被来自上海的招生院校录取。邱科长告诉我:“你是党员干部,政治条件好,高中学历,工龄又长,招生老师看了你的档案感到很满意。但你的年龄太大,他们不敢作主。后打电话向学校请示,答复是年龄最多放宽到 26 岁,但你近 27 岁了,因此未被录取。”那是上海科大的半导体专业。

  看到被上海录取的知青离开师部,我感到很委屈。年龄大这不是我的过错,高中毕业时 20 岁,我不得不上山下乡。 1972 年首届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我在二团(东风农场)保卫科工作,根本不知道有此事,事后才听说有知青上了大学,那年我刚好 25 岁。 1973 年大学招生时我特地向二团领导说明,我 26 岁了,希望给予最后一次上学机会,但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团部机关的党员干部,不能走。”拖到 1974 年师部机关肯放我走了,终因年龄太大而未被录取。为此我感到无比痛苦,痛苦的是命运不能自己掌握。我感到十分悲哀,悲哀的是社会失去了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原则。我感到百般无奈,无奈抓不住本该属于自己的机遇。在求学欲望被残酷压抑的年代,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推荐招生制度将大批优秀的青年排斥在大学的校门之外。正如知青作家邓贤所说:“推荐招生制度是一个貌似民主的娼妓,它取消并公开嘲弄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的原则,践踏知识的科学性,严肃性,在民主集中的幌子下赤裸裸地为特权阶层和权利意志服务”。(《中国知青梦》)

  一个月后, 1974 年 9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在起草师部保卫科一九七四年度的工作总结,副科长蒋泽权(地方干部,原黎明农场派出所所长)敲开了我寝室的大门。他在我床边凳上坐下后,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对我说:“这是给你的录取通知书,你被武汉工业大学硅酸盐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录取了, 10 月 2 日前报到,离开农场前抓紧把总结材料写完。”接过录取通知书,还没等我适应从冰点到沸点突变的这一消息,蒋科长接着说:“你能否放弃上大学机会,你从事保卫工作有五年了,工作出色,已被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看中,王克忠局长对我说了多次,要调你过去。如果你能弃学从政,今后在这方面可有大作为。”

  面对蒋科长真诚和发自内心的挽留,我一时无从回答。我避开他殷切期待的目光,在马灯的火焰上点燃了一支金沙江牌香烟静静地抽了起来。这几年的下乡经历告诉我:能被推荐上大学,这对没有招工上调机会的农场知青而言,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若放弃这次机会,我会像此刻坐在面前的蒋科长一样,在云南边疆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度过一生。这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平凡和默默奉献的牺牲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抚育了一代知青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在热带雨林的红土地上根深叶茂。面对上学,我原本不需如此痛苦地决择,只因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太少,对绝大多数本该上学而被历史无情剥夺受教育权利的知青而言显得太不公平。是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上山下乡使一代青年生命之链发生断裂、错位和扭曲。在物质与文化极端贫困的年代,在生存环境与生活条件极为艰难的岁月,我无力抗拒上大学的诱惑,无法终止对求学的渴望。沉默了片刻,我终于答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学机会,我要去上学。”蒋科长见我决心已定,十分理解地说了一句:“那就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吧!”随即离开了寝室,消失在版纳的茫茫黑夜中。对此我心存感激,因为他给了我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一个献身于边疆的普通农场干部,能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知青的前途着想,在那个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尽管八十年代初他不幸因胰腺炎去世,他那正直而朴实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永远值得我怀念。

  临别时师部保卫科的同事们送我一本日记簿留作纪念,扉页上写着:“昔日屯垦戍边,患难与共,同饮澜沧水;今日握手言别,天各一方,永记版纳情。”在与师部机关的同事告别时,我没有返回大勐龙向曾经一起离开上海来到云南的知青战友告别,因为他们仍要留守在边疆,在中缅边境的红色土地上继续战天斗地;他们仍要在“扎根边疆”的战旗下继续奉献即将逝去的青春。作为 1968 年带队赴云南的普陀区上海知青指导员,我没有勇气直面仍要坚守在大勐龙的知青战友们,只能遥祝他们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一生平安,为他们企盼民主、公平、公正的社会竞争机制的早日到来。

  1974 年 10 月 2 日 上午,我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因我并不喜爱硅酸盐材料专业,那时学校和专业学生是无权选择的,能上学已是上帝的恩赐)地赶到武汉工业大学的新生报到处。一位带浙江口音的中年教师在办完我的新生注册手续后向他的同事们惊呼起来:“破记录了,年龄最大的学生突破 27 岁!”从这天起,我成了该校年龄最大的学生。

年过半百,仍有大学梦

  2002 年 5 月 22 日 下班后,我冒雨赶到同济大学第三教学楼的美术教室,参加该校装潢和室内设计第二专业艺术类成人高考招生的素描考试。在应试的考生中,我显得年龄很大,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到了考场的第一排。已多年没画画了,尽管手中的笔不太听使唤,我还是竭尽全力画到考试结束时才交了卷。

  我从小就喜爱美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参加上海普陀区少年宫业余美术组的学习。进高中后虽因功课太忙而中断了训练,但报考与艺术类相关的专业一直是我的愿望。尽管尚未练就扎实的绘画功底,但业余特长在下乡后不久就被生产队的领导发现了,他们让我不要上山劳动,给队里画主席像,并强调这是政治任务。那时,从农场部到各生产队都有“三忠室”,里面供着主席像和木制的语录牌。无论男女老少、干部或战士都要在这神圣的殿堂里顶膜礼拜,虔诚地向老人家“早请示,晚汇报”。知青每天出工除了肩扛锄头,手持砍刀外,还需随身带上“红宝书”,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牌插上山坡,在战无不胜的旗帜下披荆斩棘,向原始森林宣战。为了完成这 “三忠于,四无限”的政治任务,在西双版纳 1969 年的雨季里,我足足有半个月没有上山劳动。 1970 年 1 月入党后,我从生产队调到场部当机关干部,除了偶然参加毁林开荒的“梯田大会战”外,基本上脱离了体力劳动,也很少动笔画画,直到离开农场去上学。

  1993 年 7 月,我从武汉调回了阔别 25 年的上海,在一家房地产企业做着与所学专业和兴趣毫不相干的工作。为了回归故里,我只能委曲求全。这些年来,我和十多年前大批返城的知青一样面临着没有住房的困境,并为适应新的岗位而勤奋工作。 1998 年至 2001 年间,在解决了住房和高级职称的评定后,生活才趋于稳定。当动荡的时间钟摆正常运转时,一种从所未有的失落感向我袭来,我意识到在脆弱面短暂的生命中有一种使我惶惶不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自下乡踏上社会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忙碌,为谋生而奔波。如今当我静下心来想按自己的意愿寻求张杨个性的发展空间时,突然发现已年近花甲,两鬓斑白。时间和机遇早在为谋生的忙碌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对茫茫宇宙,我惊叹生命是如此短促。在当今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竞聘上岗的人才竞争机制面前,在高速高效,优质低耗,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我感到力不从心;在严密的科学技术与理性的文化知识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近年来,我身边许多知青战友纷纷下岗待业,面临着就业困难和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一不容置疑的现实,揭示了一条沉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求学对青年一代是多么重要!正如《新民晚报》载文指出:“庄稼是一季,上学是一辈子。”大部分知青由于历史原因,在年轻时未受到应有的教育,因教育贫困导致能力贫困的严重恶果现已有目共睹。痛定思痛,正是这一历史教训召唤我去追寻在那有播种却无收获的季节里所失落的青春梦。于是,想学艺术类专业的愿望终于死灰复燃,激励我在 0 二届成人高考时报考了融艺术和工程为一体的室内设计专业。

  考试后的二个月,我收到了同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 1974 年 9 月去武汉上学一样,我又一次成为学校年龄最大的学生。不同的是这一次专业是自己选定的,需通过入学考试并交纳昂贵的学费,要在下班后的三年业余时间里,完成第二专业的高等学历教育。

  开学后的日子是十分紧张而辛苦的。家、工作单位、学校在空间上构成了每边长度为 12 公里的三角形。除不影响日常工作外,每周有二次要在下班后六点前赶到学校听课,晚九点下课后才能回家。最疲劳的是周六,有三门课,从上午 八点半开始直到晚上九点才结束。因白天要忙于单位的工作,学校布置的作业只能在晚上做,凌晨一点睡觉逐渐成为常事。每逢“五一”、“国庆”、七天长假,人们纷纷外出休闲度假时,成了我赶做作业的大好时机。紧张的生活尤如打仗,有些年轻人坚持不下去,到第二学期便退了学。对于我,困难不在于学习的深度或难度,而在于精力和体力的不足。尽管如此,入学两年来我从没缺过一次课,漏交一次作业。来自设计单位的同学绝大部份二十来岁,许多是艺术设计或美校的中专毕业生。尽管我的作业不是班上最优秀的,却是最认真的。正如标志设计课教师吴国欣在一次作业讲评时所说的:“个别同学作业太潦草,是到大学来混文凭的,而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学习却最认真。”

  也许是知青生涯的磨砺使我能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也许是西双版纳这片神密的土地赋予我灵感和智慧,在我的作业中时常会流露出佤族的粗犷和凝重;傣族的秀美和灵气;流淌着一条知青心中的河。在当今这个风调雨顺的季节里,有播种就会有收获。两年来我考试的平均成绩都在 80 分以上,专业课大部份达到 90 分。设计初步、室内外环境艺术设计等部分作业作为教学范例被同济大学收藏并被学校评为 2003 至 2004 年度的优秀大学生。然而我毕竟错过了播种的季节,即使精耕细作也不可能硕果累累;即使以最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也不可能成为艺术家或设计大师。但作为一名在不可抗拒的历史灾难中生命之树被严重扭曲和错位的知青,为追求科学文明和艺术之光,曾经努力进取过,积极参与过,顽强奋斗过!

  在一次水粉画写生课上,美术教师李军走到我的画架旁问道:“你已经有了大学学历,又是高级工程师,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来上大学?”我回答道:“以前没有机会,也不可能进高等学府接受艺术类专业的训练。我是来圆一个知青的求学梦,来了却一个埋藏了几十年的心愿;是来用人类文明和艺术的甘露滋润那片曾被无情遗弃、文化极度贫瘠和荒芜的土地;是来尽微薄之力修补那段历史留给我们这代人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原云南东风农场二分场 孙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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