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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知青赵玉山   上传日期::2009-06-13


    我在《勐龙在线》上看到东风农场二分场上海知青聚会的视频报道。看着激情四溢的文字,辨认着各连队鬓发斑白的老人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我在激动着,回忆着。一件件久已淡忘的事情,随着这些笑脸浮出脑海。其中,一个我已经忘记她的名字、甚至忘记她的长相的二营上海女知青的模糊形象逐渐占领我的记忆,但是清晰的是,在漆黑的雨夜,她手握一支划破雨幕照亮山路带领一群人艰难前行的形象,以及她那颗热情纯净的心……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们二营工程连的知青们正在工地干活,忽然操场上的大喇叭响了,点名通知连队里是a型血的几个人立即到农场车队集中,去景洪医院为病人输血。我和木工班的邵文惠、陈虎根放下工具,跑回宿舍换件衣服就跑向车队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农场医疗情况:当时东风农场(当时叫二团)和各营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团医院又没有血库,但是有时一些急救手术不得不尽快处理,需要血液输血,于是农场将与医院路程较近的连队青年一一验血编号,以备急救之需。我们工程连是二营最靠近医院的连队,因此输血这项光荣任务就经常落到我们连队知青身上。这次任务就是我营一个连队司务长的婆娘难产,农场处置不了,送到景洪州医院处理,结果大出血需要急救。按照哪个农场用血那个农场负责的救治原则,我们准备献血的一行三人坐上大卡车,在颠簸中向45公里外的景洪前进。
    到了州医院,已经是晚上了。马上验血,然后每人抽了50毫升血。现在城市的人可能有疑问:怎么每人才献那么一点呢?太抠了吧!这里做郑重声明:我们是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不然不会大老远坐着难受的大卡车颠簸着跑来州医院。只可惜我们那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连队吃大锅饭,每天白米饭玻璃汤,人人缺乏营养,所以抽血时往往不到40毫升人已经面色苍白、甚至昏迷不醒了。所以医院规定对我们农场知青献血一般一次不超过50毫升。输完血后,我们被告之回农垦分局招待所休息待命,准备病人需要时再次上阵。
    对已经离开城市两年、一直在山沟里辛苦劳作的我们知青来说,能够再次到景洪算是犒赏了。平时即使请假也不可能批准我们出农场到景洪。当时我们来的仓促,谁都没有带钱,所以我和邵文惠立马拿着献血后给的几元钱上街了。景洪街上商店已经打烊,路上灯稀人静,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在景洪影院、旅馆附近闲逛。我们不得已返回景洪南郊的农垦分局招待所休息。不幸的是,由于连日辛苦劳动,晚上又抽了血,我的身体撑不住了,发烧、打摆子,身体忽冷忽热,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同室的邵文惠就跑到农垦分局(当时叫师部)办公室,告诉他们我病了,让他们派车送我去医院。后来一个卫生员来到我们寝室,看了看我的样子,冷冷地说,你们是下面农场的,到景洪医院看病需要农场医院开转院证明才能去。吃点药回农场吧!邵文惠说:那你们派车吧!那个卫生员说,你们不是分局的人,你们给农场打电话派车。没有办法,只好与农场联系,说明我们情况,请求派车。农场电话那边传来不耐烦的声音:“现在生产那么紧,那里有车派。你们看有东风农场的车下来搭车不就回来了”邵文惠大声说:“人病成那样,怎么搭车!”可是对方已经把电话放下了。我有气无力地说:“那我们走,去景洪旅馆门前找车吧”无奈他陪着我,一步步向3、4里地远的景洪市中心走去。
    挨到市中心,我们在旅馆大门口等车。偶尔一辆农场送胶回场的卡车驶过,我们招呼喊叫,司机见我们是男知青我又一脸病样,呼啸着远离而去。我已经挣扎着走了半天路,在夏日的酷热马路边又一烤,体温又上来了,并且哆嗦个不停。我对邵文惠说,你自己回去吧,我坚持不住了,我得去医院。他犹疑地说:你行吗?我说,路不远,我自己去没问题。他答应了:好吧。你先去医院,有车了我去叫你。
    我歪歪扭扭地向城北面的州医院走,一路上像有人推我似的不断摔倒。这时邵文惠追上来,扶住我说:不行,我得陪你去,你走路都走不稳了。到了州医院,医生看我病成这样,立即把我安排到病房,打点滴退烧。乘这会时间邵文惠出去买了一斤块糖,让我补补。我没有食欲。看我不能吃,他狼吞虎咽地把十几块糖倒进嘴里,嘎嘣嘎嘣地嚼起来。我惊奇他那么能吃糖,看呆了。也难怪,昨天输了血,只给我们喝杯牛奶、吃碗米干就算补养了。早上又照顾我,没有吃早点,只好用糖补了。
    点滴打到下午,我开始退烧了。但是人非常虚,说话都没有气力。邵文惠着急回家(我们没有多少钱,无法吃饭),又到分局要车去了。快到黄昏时,邵文惠兴冲冲地跑进我的病房,告诉我:“师部和二团联系了,团里同意派车接我们回农场。但是昨晚下雨,一团曼飞龙水库边的公路冲坏了。只能先由师部派车把我们送到一团毁坏的公路这边,我们自己翻过曼飞龙水库这片山头,再由二团派车在山脚下等我们。”我一听很高兴,连忙说那我也走。他犹豫地说:“你刚退烧,行吗?”“我行!”他一听,马上陪我办好出院手续,向师部去集合乘车。
    到了师部,看到已经有我们二营的5个人在等车。一个是和我们一起献血的上海知青陈虎根,一个是到师部医院看病的上海女知青,还有两男一女3位老工人。其中那个婆娘我认识,是营部缝纫组的,很爱说话。已经过了师部食堂吃饭时间。我和邵文惠因为赶路,没有吃上饭。我们饥肠辘辘地等着。不一会一辆卡车开来了,司机一边不满意地叨唠着一边催促我们快上车。没有等我们扶稳,车就急急地开上了公路,在雨季泥泞的路上歪歪扭扭地向二团方向驶去。
    此时细雨刚过,天边乌云挣开了一条细缝。一缕阳光把黑云镶上金边,远处山上裸露的红土地和山上的橡胶林披上一片金黄色。我的心情也和这缕阳光一样,开始兴奋起来:要回家了,不再在景洪流浪了。车上开始热闹起来,互相打招呼,叙述在景洪的趣事。营部缝纫组的那个婆娘拿出她在景洪买的布料和猪肝酱等东西让我们欣赏,说着她这次因公采购的不易。我看了一眼一直没有说话在车头站立的上海知青。她是5队的小上海,长得很漂亮,迎着风很惬意的享受着。我因为与她不熟,没有和她说话。老婆娘看我看那个女知青,悄悄凑到我耳边说:“她是5连的,我认识。她作风不好,和好几个知青谈恋爱。”我没有说话。
    车开出有七八公里,到了山脚下一座傣族寨子旁边,汽车停下了。司机叫我们下车,告诉我们前面快到断头路了,车只能从这里调头。他告诉我们,只要翻过这座山头,对面山脚下二团的车就在一个寨子里等我们,一会就能走到。我们跳下汽车,邵文惠搀扶着我,一行人向未知的前方走去。
  走出不久,天全黑了下来,刚停不久的雨又下了起来。几个同路人纷纷拿出雨伞和雨衣。上海女知青也从书包里拿出雨衣穿上了。她一回头看到邵文惠扶着我走,没有遮雨的东西,又拿出一块刚买的塑料布让我俩披上。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随后又拿出一支手电筒招呼同路人说:“我有手电筒,大家跟着我走,别掉队”。她让我跟在她的后边,不时关照我别滑倒。这个刚才还不爱说话的女孩一下子成为这些赶路人的首领,我开始敬佩她了。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刚才还依稀能够看得见路边的胶林和路上方的天色,现在我们完全被掩埋在黑暗之中。手电也只能照亮前方2-3米的距离。后边不时有人看不到我们,走到山路边上,滑下路坡。7个人的队伍不得不放慢行进速度,互相牵着手慢慢行进。人们身上也全湿透了。有人干脆把雨衣脱下包在书包外面。要知道在物资缺乏的当年,人们对商品有时比对自己还爱护。
    渐渐的,队伍里的老婆娘传出不满的声音:“这样走,什么时候到山下呀,你们前面的人走快点行不行?”女知青回过头说:“你没有看到人家是病人吗,怎么走快!要快你到前面去!”老婆娘不吭声了。她知道离开手电的光亮,她肯定得出事。我感激地对女知青说:“谢谢你,我牵累你们了”她说:“什么叫牵累!你是为献血病的,谁没有病的时候。”
    约摸走了近两个小时,估计是晚上10点多钟了。一个老工人在暴雨渐稀时看到远处山脚下有一片灯光。他过去在一团连队工作过,根据方位判断是一团某营的连队,离景洪不太远。这下队伍里开始炸窝了:“走这么半天才走到这儿,再慢走汽车肯定不等我们了,想办法吧。”有人提议,让那个熟悉这边地形的老工人带路,不随着公路走,翻下坡插过去,可以少走不少路。老婆娘和另几个人随声附和。女知青马上制止:“天这么黑,迷路怎么办?再说他那么虚弱,又两天没有吃饭了,不行!”大家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她的话就是权威。因为她有队伍里唯一的手电筒!
    尽管队伍不得已又开始顺公路慢慢前行,我咬着牙和邵文惠紧紧随着女知青尽可能加快脚步,但是队伍仍然很慢。这时候老婆娘走到我前面,开始热情的和女知青拉话,说她原来也是5连的,对她印象很好,许多人夸她,等等。接着就开始小声嘀咕起来。我知道可能和我有关系,放慢了脚步,让别人走我前面。不一会,女知青就和老婆娘吵了起来:“不行!这么做太缺德了。要走你们自己走,我不跟着!”老婆娘也提高了嗓门:“你充什么好汉!离了你我们还回不了家了不成!”她回头一招呼,那个熟悉地形的老工人与另一个男的立即与她一起,离开队伍,向公路下面走去,很快就消失在雨幕中。我追上女知青忙问怎么回事,她气愤的说:“她和那几个人商量好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抄近路,让你们自己在公路上慢慢走,说你们顺着公路走迷不了路。我没有答应。大家是同路人,哪能不管别人呢,她太自私了。”我流下了眼泪。非亲非故,原本也不认识,这时候却能这样大义凛然出手相助,这才是真的革命友谊呀!说也奇怪,我忽然感到自己脚下不软了,浑身有了力气。不用别人搀扶,我越走越快。4个人在漆黑的夜中,手拉着手,随着手电筒的光亮,迎着暴雨坚定地前行。
    也就不到半小时时间,队伍里有人听到后面隐隐约约传来呼叫。我们停下静听,雨声里夹杂着老婆娘和那两个男人的张惶声音:“等等我们…….”女知青笑了。她说:“一定是他们走迷路了,又回到公里上追我们。等等他们吧。”我们都笑了。不一会3个人追上来了。老婆娘满是惊慌和愤怒的表情:“什么他认识路?我们离开公路一会,他就那也不认识了,带着我们瞎转,差点把我们带进泥坑里。瞧我这身泥,都是跟着他走瞎路摔跤摔的!我买的猪肝酱也摔碎了一瓶,多可惜!咱们还是一块走吧。”我们听了笑得前仰后合,老婆娘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走到后半夜,雨终于停住了。借着微曦,我们看到了山下公路边的傣族寨子。一位老婆涛接待了我们,燃起锅灶,一边烧开水一边帮助我们烤衣服。打听昨晚农场汽车是否来了,她告诉我们汽车傍晚就来了,等了3个小时,看我们没有到就回去了。我们互相看了看,都没有吭声。看看表,已是凌晨4点。议论了一下,大家先休息几小时,小睡一会儿,到8点左右估计公路上该有车了,我们再上路。
    早上8点,我们重新上路。走到10点,终于从后面来了一辆两轮货运拖拉机,又经过2个多小时颠簸,快到下午1点钟,我们到达了二营。连队的同志们看到我,惊奇地说:“两天没见,你怎么这样了?”我不明白我怎样了,拿镜子一照,本来就挺瘦的我已经瘦脱了形。到磅秤一称,原来114斤体重的我只剩了97斤。
   忙着和队里人打招呼,没有注意同路的其他人。找那个上海女知青,早没了人影。后来在农场与她见过几次,好像不久她就办理病退回城了。但是,这个曼飞龙山路的风雨之夜,却牢牢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她一手握手电筒、一手拉着我们一队人慢慢前行的形象,在我生病时,在我站在窗前看着雨幕刷刷留下时,总是不时浮出,给我温暖,给我信心,给我无尽的思念。今天的你,能看到我这篇回忆文章吗?还能想起你在那个雨夜帮助过的我和那群农场人吗?我衷心祝福你:美丽的好心人一生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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