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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杰  上传日期:2008-07-22
 

  今年,对于我们云南知青来说,既是毛泽东关于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纪念,又是云南知青大返城30周年的纪念。
 
  历史似乎很有戏剧性。

  1968年的12月,伟大领袖迫于“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局面,或者是所谓的“反帝反修”的战略考虑,发起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上山下乡”运动。十年以后的1978年的12月,一位很普通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在遥远的云南农场写了一封给当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邓小平的信。一石激起千层浪!知青的罢工、请愿、返城势不可挡。一场知青大返城就此拉开了序幕。

  从开始到结束,仅仅十年。短命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划上了句号!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既滑稽可笑,又无可奈何!历史就是这样演绎着!

  结束上山下乡这一切的是人民,是知青,是历史的潮流!

  而三十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谢谢丁惠民!

  三十年前,当丁惠民振臂一呼时,有多少人为此欢呼、叫好;又有多少人为他担忧、不安;还有多少人在犹豫彷徨!假设当时,我们的掌权者动用了专政的工具,将丁惠民们全部拘留起来(不是不可能的),又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今天想想似乎这一切真的有点后怕。但历史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轨迹。两年前,上海知青周公正写过一篇文章《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写于“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我感到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作出的最有说服力、分析的比较透彻的一篇文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这个评论(结论)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且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只是在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到了原来的真实面貌。

  我想,我们在总结和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在今天我们大多数知青终于回到城市的时候(尽管有许多知青朋友在后知青生活中很不顺利),是不能忘记我们所需要感谢的那些人。

  为什么要谢谢丁惠民?

  1、是谁第一个站了出来,为知青的命运抗争?

  1976年10月是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党中央相继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恢复高考制度,召开科技大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这一系列做法深得民心。但是一直到1978年,两年过去了,困扰千千万万家庭的知识青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就在这个时候,国务院于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和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当天,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转发了这两个文件。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作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估计的基础上,会议也有几点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是开始冷静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其次是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要调整政策,逐步缩小知青上山下乡的范围。今后,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留城面要逐步扩大。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以至停止;第三是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第四是特别要求应办好国营农场,不断改善知识青年的生活条件,对于在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的许多实际问题,国家农垦总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可以说,这次会议有限度地制定了统筹解决知青的出路问题,但对农场知青规定是国家职工,不再按知青对待,不再办理病退、困退。这样全国当时仍在农场的近200万知青被武断剥夺了作为知青回城的权利,当时全国一片平反、落实政策之风,惟独农场知青仍要坚持“原地”,坚持“革命”。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继续担起化解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恶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境遇,云南知青奋起抗争理所当然。

  在这个历史的关口,这些决定实在是无助于解决累积了十年的知青问题。积重难返,唯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阻力,大刀阔斧的来一场革命!那么谁来带这个头呢?
历史选择了丁惠民!

  1978年10月18日,西双版纳景洪农场10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执笔写了《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等三封公开信。6000多名知青联名上书,说出了广大知青深埋心底的声音,由于时任领导的冷漠、官僚、偏见,根本无视知青的合理要求,使事态迅速升温并蔓延席卷整个农垦系统,集会、罢工、绝食、卧轨,形成了当时谁也不想出现的局面――北上赴京请愿。

  丁惠民还执笔写了《我们的心声》的传单,其中写道:“听吧!看吧!——这就是我们埋藏在心灵深处已8年之久的呼声——今天终于发出来了!谁能否认——8年了还不该回去吗?想一想,人生还有几个8年?签上自己光明磊落的姓名,滴水成海,心齐山移,邓副总理会听见我们正当的呼声。知青们,快行动起来吧!”

  仅两天,《联名信》刻印散发了302份。11月9日,景洪农场10分场2队上海知青倪斌在景洪大街上贴出支持丁惠民的大字报,并将丁惠民的公开信公布,在广大农场知青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引起了知青们的思想波动。他们认为只有造成一定声势才能引起上边重视,反映到正在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知青们在《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上签名,波及到西双版纳的景洪、东风、橄榄坝和勐满4个农场,尤以东风农场反响最大。

  不能否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丁惠民的举动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无论是农场还是地方,随时可以动用专政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把丁惠民抓了起来,知青们怎么办?假如对云南的知青罢工请愿的举动采取镇压的手段,知青们怎么办?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假如,这仅仅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的一种思考。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样的假如确实存在发生的条件和可能。从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农场领导和西双版纳州的领导在事件爆发的开始确实存在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付诸于行动。要不然,云南知青开大返城的先河的历史将会重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惠民的举动实在是令人敬佩。已经将自己的生死命运置之度外了,在为知青的命运奋起的呐喊中完全抛弃了个人的一切私心杂念,我想这绝不是每一个知青都能做到的。不管以后的结局如何,在1978年的时候兴起的云南知青罢工请愿的事件中,丁惠民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会被历史铭记的。因为,他是第一人!

  2、是谁能够有理、有利、有节的组织了这样一场抗争?

  今天我们重新来回顾这段历史,已经能够在一些官方的报刊上断断续续看见了对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记录。就在今年,3月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的一篇文章《“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作者是《重庆晚报》的记者张卫。刊登在2008年5月8日和5月9日昆明的《生活新报》上《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文章,是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写的。这是迄今为止比较系统反映云南知青大返城历史的一篇文章。从这些回忆来看,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云南知青能够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许多的斗争的策略上也是别具一格的。这里不能不说丁惠民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第一是合理合法的抗争。

  据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作为当时的云南知青的领袖人物丁惠民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

  写信,在当时我们的国家法制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是一种十分合理合法的手段。丁惠民说的:“觉得该写了”是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手段上的考虑。采用这种合法的手段也是当时知青们对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可以采取的方法。丁惠民在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丁惠民说:“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可以说,在这次事件的一开始,知青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在一种合理合法的范围里进行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和农场无法采取专政行动的一个原因。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大环境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了。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全面拨乱反正。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特别是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使广大知青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柱。在这种大势下合情、合理、合法的提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这是知青唯一的、也是最低的要求),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统一行动的纲领。

  第二,有理有节的斗争。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云南农场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犹如在干柴上浇上了汽油。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

  1978年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会议代表共120多人。会议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写信没有进展,知青们依旧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以“赴京请愿”的方式展开了新一轮的抗争。

  这时的丁惠民虽然是大家公认的“知青领袖”,但是在这股洪流的面前,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要不要立即赴京,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丁惠民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路线中断三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

  到这个时候,局势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知青们的行动已经超越了一种“底线”,就是法律的范围。当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昆明火车站的卧轨事件的时候,丁惠民还是顺应了知青的潮流,采取了“暗渡陈仓”的策略,带领50名代表经过艰难辗转,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这样,一切阻止知青北上的企图宣告失败。

  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为知青的“对立面”的各级领导的麻木和迟钝。先是极力阻扰,接着是威胁恐吓,然后是耐心倾听。最后是彻底“缴械”,承认知青的要求。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责备这些处理知青问题的各级领导。都是第一次碰到这样棘手的难题。假如那时丁惠民不是从读书铺这个小站“暗度陈仓”的话,不是采取一种特殊的抗争手段的话,那么云南知青北上请愿仅仅是一相情愿的事情了。正是这个“暗度陈仓”,改变了我们知青的命运。如果是要把这段历史拍成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的话,这将是十分重要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

  周公正同志在《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一文中总结的十分精辟:“云南知青返城问题的圆满解决对云南知青应该自豪的是事实证明了他们在十年的艰苦磨炼中已从少不更事的孩子成长了、成熟了,知道了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把自己的愿望同人民的愿望结合起来,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寻求自己解放的途径,不管当时何种议论、何种情绪、何种躁动,他们善于团结组织、注意方式策略,因势利导,运筹谋划,着眼‘实惠’的人文精神,把握住主流,把握住整体,把握住大方向在理性的抗争中行进,保证了返城风潮在有理、有利、有节的通道中进展。”

  3、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

   1978年底在云南西双版纳所爆发的知青罢工请愿的事件,最终导致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潮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是云南的知青打开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先河。是云南的知青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创造了历史。今天我们再来谈及这些往事的时候,更多的是要总结教训,避免这些事件再度重演!至少有这样两个问题需要重新再认识一下。
一是需要重新审视王震的接见。

  今天,丁惠民在谈到王震的接见时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这位开国元勋。在当时的情况下,在老一辈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里,这样的训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我是老革命,我是来教育你们的!你们必须听我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根据记载,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是不是他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这只是后人的一种理想化的猜测。我感到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种“融洽”的气纷下,在接见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副总理也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愣头青对他这样叫?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骂话的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了。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这是最为勇敢的也是知青最需要得到的东西。我一直十分钦佩这位知青朋友的勇气!今天,你再认真地看看王震的讲话,你可以发现在王震通篇的讲话中确实没有我们知青所需要的“实际问题”:我们要回家!仅仅是泛泛而谈,描绘了西双版纳美好的前景,包括了早年在新疆采用过的什么请邓大姐从内地找一些姑娘来解决知青的婚姻问题等等。已经到了新世纪的门槛了,还是用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知青的新问题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今天我们不是去责备这位国家领导人,每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王震同样不例外。

  二是需要重新看待丁惠民等人给王震的信。

  1月23日,丁惠民、胡建国、刘光国写信给王震,向他汇报离京返回云南后的情况及思考。信中写道:1月4日,您接见我们10位知识青年代表,深刻地体现了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青年的关怀。18日我们回到云南后,看到农场情况比较混乱,心里很着急,10位代表分头回到本单位向广大青年传达了您的指示和国家农垦总局的16号文件,并自动解散了当初我们自己成立的组织,配合农场党委和中央调查组做了一些工作。目前,除个别单位外,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当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有一些单位没有复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好工作,请党中央、邓副主席放心。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一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想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就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影响了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您和程子华部长(民政部部长)批评了我们,当时我们还不服气,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思想转了弯子。对您亲切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从内心深深表示感激。我们之所以会做错事,就是因为只考虑自己,而没有想到国家。现在经过您的批评帮助,在大量事实面前,我们从内心认识到是我们做错了。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错误的。在这里我们向您,向党中央、邓副主席保证,我们全体青年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劳动中,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而发奋百倍的努力。最后,请王副总理把我们以上的决心,向邓副主席汇报,请他们放心。

  1979年2月10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都刊登了王震的讲话和丁惠民、胡建国、刘光国写信给王震的信,在知青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说丁惠民等人的写信是知青的“叛徒”大有人在。许多人很不理解丁惠民的这个做法。其实,这绝对是一种高明的抗争艺术。无论是各级领导需要,还是从保护知青自身的利益都需要丁惠民作出这样的举动。检讨了,认错了,但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大返城开始了。大家都有了一个可以下的台阶,大家都可以有所交代,何乐而不为呢。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多样的,方法是多变的,结果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丁惠民们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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