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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公正       上传:2012-01-02
 
 

  日前,收到复旦研究生邓爽他们寄来的调查报告:《被遗忘的青春 ______ 云南勐龙知青口述调查》,告知他们在“首届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中荣获一等奖。和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可以说进行过一次“两代人”之间的交流谈话,事由今年初夏,复旦教授金光耀来电话说他带的几个研究生暑期想作一个知青口述史的调查来我处,我向这几位年轻人推荐了我们的知青回忆录《勐龙记忆》,不想他们真的当一件事来做并去了我们当年的生活过的云南东风农场,写出了这份报告并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高校历史专业的五十多支大学生队伍评比中脱颖而出,又在广州的交流会上从十支初选优胜队中拔得头筹。《南方日报》也有报导说: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支支调查小组,通过采访“大历史”下的小人物,他们发现,原来每一个个人的历史都有非常鲜活有趣的一面。以往的历史叙述偏向于帝王将相史的精英式历史,但因为口述史门槛低、来源多,边缘人物的追述往往能提供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历史。准确的口述史记录,完全可以成为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的历史细节,随着 10 支队伍的逐一展示而浮出水面, 10 支队伍中,有 3 支研究知青史。最后,以云南勐龙东风农场上海知青生活为主题的复旦大学学子摘得一等奖。这是复旦学子的骄傲,但作为曾在云南勐龙土地生活过一个知青人来说同样感到高兴,想不到这些“ 80 后”年轻人在当今浮华尘嚣的氛围下有什么不好研究的,却对三十前的“知青”兴趣有加,不免使人有些感慨:时下,关于“知青”,除了我们本身当过“知青”所以还关注,或者说还在“自说自话”地的聚会,办网站,出杂志,写回忆录外,有人不说“烦”已是好事了。但这几个“ 80 后”能不厌其“烦”,走进我们三十年前的生活、着实可喜,可能是他们学习专业的使然,但他们也正如他们所说的很想了解你们这一代人,很热爱研究这一段历史。

  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很是释然:一是有“ 80 后”的年轻人能关心这么一个现今社会价值取向“多余”的话题,对于我们知青人来说多少是一点心灵抚慰;二是看到了在这些“年轻旁观者”视野中的“知青”,相比于我们带着主观情感“自说自话”的一个更真实的“知青人”;三是一点欣喜:“知青”的可悲和可喜是后无来者,如果真从“史记”中抹去“知青”,那对这一代知青人也是不太公平的,现在能有“ 80 后”年轻人关注“知青”实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幸事,特别是看了报告的第五部分:结论,不抵是一种历史的留真和反思。正如这几个年轻人说的:当上山下乡的岁月离我们越来越远,当知青这代人已经或正逐渐跨入老年时,我们更需要历史学的介入,将这段已凝固成历史的岁月载入史册,并将其放在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审视。

  应该说这几个年轻人做的调查还是初步、简浅的,但毕竞是可贵的一步,我既要祝贺又要感谢的,其中有一个问题证实了原先的传闻:云南农垦改革举步维艰,近二年来又一个大动作,“分树到人,自行销售”。如果说二十年前对中国贫困农村的改革起步有积极意义的分田到户是经验,现在还当“法宝”来改革云南橡胶产业,真的说什么好?这些改革主语者真是能想敢做。不毁了橡胶,不毁了一个产业才是怪事。橡胶树不象水稻、小麦、棉花等农作物一年一轮回,橡胶生产的三十年投入、产生期能是小农个体经济的抓“现钞”致富来折腾吗?听说那位改革主语者“政绩”倒是有了并“荣升”,可就是苦了我们当年傻乎乎地战天斗地出来的橡胶产业。

  不说这些丧气话了,总之要谢谢这些“ 80 后”还想到去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看、走走。现将他们的报告正文附后(篇幅有限,文章注解和附录未载)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被遗忘的青春——云南勐龙知青口述调查

 

                   前 言

 

(一)上海赴云南知青概述

  从 1968 年开始的十多年间,累计共有 4 万余名风华正茂的上海知识青年 [1] 在云南西版纳,其中 8000 余人驻扎在东风农场。现实中的西双版纳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他们住的是自盖的茅房,吃的是“韭菜汤”,工作时不是烈日烤熬就是大雨淋漓,不少人因营养不良或患上脚肿等疾病而死亡。但是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他们不顾物质的贫乏,开垦原始森林,种植橡胶树,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水平,带去城市的文化。 70 年代末,知青回城潮后,东风农场的生产经营一度陷入困顿,经历数次改革,如今农场改组成为云南天然橡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东风分公司,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从 1968 年到 1978 年,上海知青将其人生中最青春宝贵的 10 年献给了东风农场这片土地。如今距知青返城已 30 余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段刻骨铭心的上山下乡经历给知青的人生以及当地带来了什么影响?当韶华已去,知青本身以及当地人对于知青是怎样的看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学术回顾

  当前大陆学术界对于知青研究较为缺乏。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2] ,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在 70 年代知青史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80 年代以来,对知青运动的回顾与反思主要以文学为表现形式,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研究才开始起步, 90 年代随着“知青热”现象的出现达到过一段小高潮,至今,知青史研究取得较大进步,包括大型的学术论著、回忆录、纪实小说、文艺作品以及研讨会、纪念馆、纪念展览、知青网站等等。

  80 年代对知青研究主要通过纪实文学 [3] 的形式表现,主要特点是描写知青往事,全面反映了 60 年代以来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个过程。但是“知青文学”这种题材,主要以记实性、回忆性为主,时间越长就越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因为每个人的回顾都是对这件事的局部看法,而每个知青从下乡到返程,他的经历,他的文化层次、家庭背景和所处环境,则是千差万别的。回忆的东西越多,集中了大量感性认识,难免会出现片面性,甚至误导。因此,需要从事知青研究的人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理论层面的科学分析。 [4]

  1989 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股“知青热”,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内蒙、四川、广州、海南、南京、山西、山西等许多知青比较集中的省份和城市出版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知青回忆录,甚至一些大城市还举办知青展览,至于知青文学、影视作品更是层出不穷,知青研究也开始有一定进展。 [5]

  此阶段,在资料整理上和研究问题上都有进一步深入。资料整理类别的主要有 : 刘小萌等著 120 多万字的《中国知青事典》,该书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主要概念、重要专题和国内外研究状况等分别加以阐述 , 对制度、组织、政策、会议、文献、事件、人物等逐条说明 , 是第一部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工具书 ; 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以中央级办事机构的工作活动为主线 , 适当选编地方的重大活动和突出问题 , 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 ; 口述式的知青回忆录有王江主编的《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 [6] 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7] 等,此外还有大量由知青下放地区所编写的地方志。

  在研究问题上,主要呈现一些专著及论文。火木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 25 年史》 [8] 、杜鸿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 [9] 、何岚与史卫民合著的《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10] 等。至目前为之,论文类已有三四十篇,如关海庭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米鹤都的《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柳建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兴起原因初探》。 [11]

  近年来知青研究虽取得进展,但有待拓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知青办的档案资料公布的并不多 , 已经公开或披露的 , 也往往散见于各种回忆录、纪实文学、资料集或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 , 很不系统 , 很不全面 , 有些甚至是零星的片段 ; 只有几个农场有农场志 ; 有些知青的回忆录虽有一定的代表性 , 毕竟很有限在研究成果上,对知青的历史研究远远落后于知青文学作品。

  从研究的内容上看,涉及的范围较广,如探讨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历史进程、内部矛盾、结局及影响、评价等 , 还对“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红卫兵运动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再教育”与“血统论”理论、国家在推行上山下乡运动中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的研究 [12]

  但是,受资料以及意识形态的限制,研究仍然停留在政府上层政策和知青整体运动情况的一些大叙述上,对于此段历史的评述也不是“苦难说”就是“青春无悔”说。对于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法对知青的群体进行的很少。当时知青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热情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理想中的国度是如何?到了乡下,面对艰苦的物质条件和困乏的精神处境,知青又是怎样的一种的心态和表现?在返程后,这段知青经历对于知青本人以及当地乡村又是一种怎样的影响,当地人对于知青的印象又是如何?知青上山下乡是非常丰富的面向。

  同样,对于上海赴云南知青的研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近年来,对云南勐龙知青历史的民间研究开始繁荣,在返城知青的推动下,组织一系列纪念,出版《勐龙记忆》 [13] 等多部纪念文集,并建立了“上海知青勐龙在线”专题网站,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勐龙知青书写记忆的互动平台,至今已出版多部回忆文集,如《岁月容颜》 [14] 等。。此外还出版了《东风农场志稿( 1958-1987 )》和《东风农场志续编( 1988-2007 )》,《东风之路 - 国营东风农场》 [15] 等介绍东风农场整体发展的著作。 2011 年 3 月 26 日,“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原云南东风农场上海知青周公正、潘沪生、余杰、邵国良作为首批会员参加了成立大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金光耀 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研究员担任研究会副会长。

  无论是《勐龙记忆》还是“上海知青勐龙在线”网站上的文章,刊载的都是作为事件经历人知青本身对于其自身的一个回忆和感想,而对于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共性以及差异,知青本身回忆与当地人对知青的印象的异同,以及这段经历对于不同个体的不同影响,这些都鲜有人关注。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走访原东风农场的返城知青代表和留守知青,以及当年与知青有过交往的当地群众和现任干部,分析探讨知青在上山下中对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处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困境以及知青的命运,人员覆盖面广泛,力求能够以多种视角客观回顾这段历史。

  经过一个多月的前期准备和联系,历时多日的实地考察,在上海、云南两地知青和复旦历史系的支持下,此次云南知青口述调查得以圆满完成。在东风农场,我们倾听了当地老乡对于往事的追述,感受到他们对于上海知青的怀念和不舍,也亲自走访了当年知青生活过的地方,体会到他们在此立足的艰辛不易,此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政企改革背景下东风农场体制改革与云南橡胶产业发展的关系,当今橡胶产业的发展情况与知青时代橡胶产业情况对比,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改革开放后,东风农场经历数次改革,也经历了改革的阵痛,当年与知青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成为了经济建设的主力,他们至今感谢知青为他们奠定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青及知青精神对于当地经济的影响。

  一、早期云南知青的理想化情结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有一本名为《边疆晓歌》的小说风靡全国,这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描写了支边军人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创业奋斗史,讴歌了他们的奉献牺牲、豪情万丈,在十六七岁的少年人心中激起阵阵涟漪,小说中虚构的边陲小镇孔雀坝风光旖旎,充满了异域风情,成为了他们心中向往的胜迹。

  1968 年,一批上海中学生厌倦了学校的派系斗争和串联活动,极力想摆脱现有的环境,于是主动请缨要求去西南边境插队落户,作为上海第一批插队云南的知识青年,他们所驻扎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龙镇东风农场,当时是一片原始森林,这里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与小说中的孔雀坝相差无几,对来自东南沿海的年轻人而言,一切充满了好奇和未知。

  当地干部欧阳孝菁与知青有着深厚情谊,近几年他负责整理编写东风农场的场志,对这段历史相当熟悉:

  东风农场第一批知识青年来的时候是 1961 年,来自于云南昆明。当时农场缺劳动力,为了提高农场劳动人员的文化素质,从昆明调了三百多知识青年。 1963 年来了第二批,二百多知识青年。这些历史资料上都没有记载,到了 1965 年 12 月,从四川又来了一批知识青年。这批知青的规模比第一批、第二批更大,文化结构也更高一些。有初中生、中专生,也有高中生,他们的文化素质和各个方面的条件,与前面两批来的要高一些。他们来的奋斗的历史也比北京、上海、重庆知青的时间要长一些,现在留在农场里的最多的就是 1965 年来的这批知青。知识青年来到农场之后,不仅增加了农场的劳动力,还改变了农场职工的文化结构,带来了城里的先进文化理念和观念,特别是 1968 年来的第一批上海知青和第一批北京知青,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农场的职工结构。 [16]

  1968 年第一批上海知青周公正的口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理想主义的知青心灵史,以下是他的自我介绍:

  我是 67 届的高中生,最大的愿望是可以考上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可是生不逢时,文革骤起,那时候上大学被当成为走修正主义道路。在那个纷乱而狂躁的年代,天不怕地不怕,坚信着焦裕禄同志“啃别人嚼过的馍馍没味道”这句话,受到小说《边疆晓歌》和电影《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的影响,放弃了去“北大荒”,拒绝了去接管“大丰劳改农场”,也放弃去已经分配好的上海奉贤五四农场,而是志愿申请去最艰苦最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 [17]

  在他们的印象中,美丽的西双版纳物产富饶,民风淳朴,“头顶香蕉,脚踩菠萝”,还能为祖国戍守边疆,抵御外敌,尽现英雄主义气概,因此他坦言:对于我来说,去云南是一个完全浪漫主义的想法,那是一个全然的陌生地,但是那时怀着“改天斗地”的志气,去改造那片未被开发贫穷落后的处女地。

  1968 年 12 月 21 日 ,在上海北火车站,我作为首批赴云南的知青,坐上了那列满载着千余名上海儿女的“知青专列”。当时赴云南的青年中以初中生居多,均是十六七岁的青年。 1968 年 12 月 30 日 ,抵达东风农场红卫农场。那里还有原始森林,今天你们去已经无法看到那个场景,只有在野象谷那个风景区中能窥视当时的一些景象。

  在我们到达东风农场之前,已经有许多解放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赴往此地支援边疆。东风农场位处金三角边缘地区,是蒋残匪骚扰重地。当年陈赓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执行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进军广东追歼逃敌,直插雷州半岛,切断白崇禧部的海上退路,协同兄弟部队进行粤桂边战役,歼敌 4 万余人。 1950 年初,指挥所部经 14 昼夜强行军,直抵云南边境,歼灭企图逃往国外的国民党军 2 万余人。 1958 年这批官兵和昆明步校的人员和云南省省级干部联合在东风农场开垦,但是当时的规模较小。后来昆明支边人员首批赴版讷,到了 60 年代,湖南近 2 万支边人员也陆续到达东风农场,开垦规模有所壮大,。

  由于个人境遇的复杂性,来到东风农场的知青各自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但我们所访问过的知青,提起自己最初的梦想时,一般都会提到这本年少时读过的小说,以及边疆、青春、理想、战斗这些字眼。如今,他们的青春记忆永远镌刻在勐龙的山川河流、橡胶林中,当年的知青回忆起这里的一草一木时,还带有些许怀念。

 

  二、失落的一代:理想与现实的困境

  初到云南的知青,怀着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梦想开始各自的征程,但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尽管人们往往以“青春无悔”来标榜这段历史,但作为当事人,提及往事,不管是同情还是悲愤,后人很难有一个公允的评价。 1992 年,作家邓贤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知青梦》中,记录了云南知青的悲壮历史,他在书中质疑了“无悔”的说法,他写道:“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18] 如今,我们远赴沪滇两地,寻访那些当年的理想青年,不只是为了追溯这段逐渐被遗忘的历史,也是为了“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初来版纳的知青生活条件比当地人甚至支边军人更为艰苦。知青下乡和支边的政策不同,下乡与农民一起挣工分,两年后有望通过招工回城就业提干;但支边的兵团知青只享受微薄的工资 26 元,不招工,不招干,过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他们大多数都是 1969 年前后从京、津、沪以及部分大城市来到边疆的,在云南一呆就是十来年。全国共有 12 个建设兵团,拥有知青 200 余万人,他们不仅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不到保障,有时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挑战。

  虽然在我们到达之前,东风农场已经稍有开发,但是规模仍然很小,我们到达时仍然是原始森林。而当时橡胶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开垦原始森林种植橡胶树便成了我们首要的任务。当时,我处于红卫九队——十四营二连。那时经常搞“大突击”,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我们作为年幼的“拓荒者”更是无所畏惧,具有九牛二虎之力,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地长时间工作。

  70 年我入党,我成为连队指导员。在当时我把这个小小的干部看的还挺神圣,看作是实践理想追求的一方天地。说起来可笑,每天,自己还擦着惺忪的睡眼,便抹黑敲着铁板钟,叫着大家起床。烈日下,饿着肚子咕噜作响,还要斗志昂扬,故作“先锋”状。我们头顶烈日,挑灯夜战,没日没夜地工作。我们吃在山里,睡在山里。白天赤膊短裤,挥锄挖坡,烈日烤熬的背脊,淋漓大汗直趟脚跟,饿得前胸贴着后背,最多是喝几口白开水,如有一口稀粥,几个红薯,那是无上的犒劳。为了将树木砍掉改造成为 一米 一米 的梯田,我们不分昼夜,无视体质好坏。

  那时的我们生活很艰苦,饭是国家供应,基本能吃足,但是其他物资都是自给自足。那时有个“两事万岁”的说法,两事指的是电影和猪肉。那时的连队普遍没有猪肉吃,最好的连队的待遇是一个月杀一头猪,但是要分给一百多人,而我们队只能在国庆节和建军节这种大的节日才能吃上猪肉。农场 10 月到 5 月是旱季,其他是雨季,在雨季,由于不熟悉环境以及长期泡在湿泥中工作,几乎每个知青都会烂脚。尤其是女同志,脚都是青一块红一块肿一块的。现在想回来,那时候自己能够撑下来,靠的是信念,是战天斗地的信念。 [19]

  提及当年的上海知青,欧阳孝菁尤为感慨,也对知青的吃苦耐劳精神颇为赞叹:

  知识青年来的时候都是 17 、 8 岁,来的时候很天真,把这个地方看的特别美好,当时农场是建设兵团,属于部队管理,当时把农场这个地方宣传的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但是到了现实中一看,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当时知识青年刚一来,如果分到新建的分场的,什么基础都没有,什么都要靠自己,住的是竹排房,茅草作顶,新分场知识青年的生活状况是很凄惨的,生活物资匮乏,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蔬菜吃,那时几个新分场买蔬菜都要到离这里将近有一百多公里的勐海县去买,那时交通不便,有时候买的那个菜几天都运不到家,等到运回来已经烂了三分之一,所以说在雨季天,知青连着两三个月,蔬菜只有茄子,冬天就只有莲花白,有时吃茄子吃几个月,吃到知青都不想吃了,没有办法,有时候吃点韭菜汤,所谓“韭菜汤”,就是一个大锅,割一点韭菜放在里面,汤上面漂了一点油,那个油还是花生油还没有猪油,新分场没有养猪。老分场还要好一点,像我是老分场三分场的,那时我们养了很多猪,每个月还可以杀两头猪,知青的生活还有保障。从七分场起,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九个分场是新分场,那时猪也没有,到了75年以后,他们才养了一点猪,才学会了种菜,慢慢地,知识青年养猪的也有,种菜的也有,生活才稍微好一点。

  所以从那种艰难状态下,知识青年思想动摇的很多,说得不好听一点,有的就直接请病假回上海、回北京去了,有的想办法找点理由就想离开农场,知识青年每二年有一次探亲,他们探亲回来别的不带,全是生活物资,肥皂、牙膏、香皂、香肠、火腿,腊肉、食用油等,他们带的都是这些东西,大包小包的提来,保证吃的差不多了,他们又回去了。

  但是知识青年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其中90%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岗位意识特别强,当时生产劳动都是很简单的体力劳动,就需要吃苦,它不复杂,比如砍树,一棵大树很大,一个人一天还砍不倒一棵树,有的大竹蓬比一个房间还要大,不停地砍,要三天才能砍完,工作量非常大。知识青年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你们这代人没有的,知识青年不仅带来了新的文化理念,而且确实把老同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学到了手上。我们后来也招了一些老工人子弟,和知识青年相比,真是差劲多了。那些好的知青,他们干活,就是穿一条小短裤,干活时不惜力气的,那时我和他们年龄差不多,我搞后勤,经常送饭上去,我亲眼看见他们干活。挖梯田是最苦的一项工作,他们挖梯田从早晨5点钟就过去了,一直干到晚上9点,就是这么吃苦耐劳,所以说知识青年吃苦耐劳的精神太让人感动了。

  原东风农场工会主席刁光明与上文提及的周公正相识于当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在东风农场办的一个写作班,他回忆知青当年的境况:知青来这里,吃了不少苦。那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场部周围才有砖瓦房,知青们住的是草房,农场博物馆里就有仿造知青当年住的房子做的建筑。吃的住的都没有,不要说那时物资条件很差,比如木瓜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产,那时候知青却很难吃的上。知青过的很艰苦,吃的是“包包白”(一种白菜名)、茄子,还有以吃辣椒为主的。挖梯田时,老工人带着他们上山,他们就把铺盖都搬到山上,就住在山上。挖梯田时,要先砍树,然后用火将剩下的烧掉,知青那时经验不足,烧死的知青都有,农场修了一个公墓,就有七十多位为农场建设牺牲的知青埋在这里,北京、上海、重庆、昆明四地的知青都有。农场还有一个知青,返城后考上大学,读了军校,在军队里干到了中将,因病去世后,将自己的衣冠墓也葬在公墓里。 [20]

 

三、 知青命运的交叉口

  那是一个纷乱的年代, 78 年知青返城是知青命运的交叉口。有些人因为受不了艰苦生活而提前逃离;有些人因为自身的出身不好,选择留守,希望改变身份;有些知青返城后,有的抓住了机遇,进入工厂,有的重归学园,或归于学术或高就官位,成就人生。

  据周公正的总结,他将当时的知青分为三类:逃离者、留守者、返城者。下面分别介绍三类人的命运: [21]

  (一)逃离者

  那时的生活真的很艰苦,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住的是自建的茅草房,四面通风;睡得是自搭的竹笆床,抬头望月;吃的是苞谷珍珠饭,盐巴葱花汤;干的是挥锄抡刀、赤背朝天、汗流浸土。很多同志也因为受不了那种生活而想尽千方百计逃离,她们很多的下场还是很悲惨。

  有的女同志为逃离而嫁给了上海附近地区(如江、浙)的农民,这批人的遭遇是很悲的,他们曾经作为知青的一员为祖国建设付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因为中途退缩,在知青返城后没有得到知青的待遇,这部分人很多就只能一辈子留在农村受苦,更有很多因为与伴侣不是真心相爱结婚最终落下离婚的结局。

  (二)留守者

  1978 年知青返城中,有 200 多名知青因为已经与当地人结为家庭等而留在东风农场当地,以我的了解,嫁给当地干部的生活还可以,如欧阳孝菁的妻子是上海知青,他们过得较为幸福,其他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如意。我们回到了城市,而他们选择留在农村,多年后我们再相见,由于双方的经济等方面的处境相差甚远,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明显的自卑,他们大多都不愿意交流,已经跟以前在上海时的样子相去甚远。

  如今,当年留守的这批知青均已达到退休年龄,通过各种方式与子女陆续回到上海,例如欧阳孝菁的儿子已经定居上海,他也打算退休后陪伴他的妻子回到上海居住。又如我们此次寻访未果的王龙英退休后,也已经回到了上海。

  (三)返城者

  知青返城后,知青就业由国家安排。一是顶替家人职位。二安排到里弄生产组。三是安排在工厂中当工人,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命运,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是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特殊的待遇。四是考大学,这部分多数进入事业单位或者政府机关,待遇很好。

  如今上海企业的中层干部、政府部门的一些干部都有知青出身。例如(上海)副市长杨勇、组织部长沈红光。很多在最底层的里弄小厂(当时分配最差)任职的知青,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来当上厂的领导。政府改革后,这些人也变成了区干部。而国企工业系统,刚开始时待遇比他们好,政企改革后,待遇没有他们好。

  我认为,改变知青命运的是知识和机遇。关键的一点就是恢复高考后上大学,有很多人现在当上了教授、政府高层的人员,他们都是通过参加高考读大学,而不断地往高处走的。” [22]

  对于知青在农场的遗憾,据欧阳孝菁回忆,他接触的知青中,“讲遗憾、缺憾的,我听的倒不是很多。如果硬要说的话,他们就是感觉在农场这几年,没有学到知识,本应在学校里学习的,但最好的青春抛在了这个边疆,这也是那个年代的遗憾。他们干到半路就走了,如果没有他们在这里几年的发展,农场能发展到这个程度是不可能的,所以农场的老同志还是不会忘记知青的。当然,不同的人对农场的看法确实不同,没有成就的人会觉得农场耽误了他们,毁了他们,那些有成就的人会觉得农场培养了他们,给了他们力量和信心。这个要看不同的群体了。一般来讲,一般的人还是会觉得农场尽管当时很苦,但这段日子还是很值得回忆。我去上海,和以前的知青一起吃饭,本来说好十点就散各自回家的,但就是散不了,越讲越激动,有的讲着还掉了眼泪,有的讲着哈哈大笑,这种情感只有来过这里的知青才会有。知青这个话题近十年不会衰减,他们要么就在领导岗位,要么退休在家,都有时间也有精力来回忆这段历史,所以现在写书的多,勐龙在线的点击率也是很高的。我对知青的了解,也与我爱人是知青分不开。我爱人跟我在这里,没有回到城里去,我问她遗不遗憾?她说这有什么遗憾,有些回到城里的知青,还不一定有她这么幸福。她没有担过什么心,很平稳的到退休了,退休十年了,在这里生活的也挺好的,她已经把自己和这里融化在一起了。她 24 岁和我成家的, 25 岁生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现在在上海。后来我把她母亲接到这里养老,她母亲最后在这里逝世的。” [23]

  在我们的采访中,受访人表示知青命运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返城后的个人奋斗,也有机遇和其他因素,例如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有的继续深造,当了大学教授,有的在政府做高官、企业做高管,他们日后的命运要好很多。但大多数知青返城后,只是进工厂当工人,做了普通人,此后历经国企改革、下岗失业,生活陷于贫困。

  四、后知青时代的农场改革

  东风农场的盛衰与云南橡胶产业休戚相关,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一九九〇年国产橡胶大量积压,主要原因是缺少价格和生产优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云南知识青年种植的橡胶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死亡,而上海知青在东风农场种下的橡胶林依然能够产胶,为当地百姓带来福祉,但随着橡胶林的正常老化和体制改革,未来的橡胶产业令人堪忧。

  农场的改革进行过好几次,但都效果不好。“第一次政企分开改革是从 2003 年开始到 2005 年,经过两年改制,就由过去农场单一的体制,变成政企分开,形成分公司管生产经营,农场只管社会管理。这个改革的最大弊病在于,分公司和农场脱离之后,就形成了两张皮,增加了管理成本。”同时,“职工的收入没有增加,职工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 35% ,另外 65% 全部由总局拿走,这个 35% 里面还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产成本等。”加上“权力过分集中,当时整个生产经营权在昆明,我们请示一个问题,有时三个月都答复不了。”第一次改革的弊病归纳起来,一共是三个,“收益分配不合理,权力过分集中,精简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职工,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人员”。 08 年的时候,被精简的职工闹事,出了“ 120 ” 事件。之后,省里对农场的改革进行了否定,又确定了新的体制解决这个问题。农场历史上经历了四次改革,但都没有成功,在欧阳孝菁看来,“没有解决利益分配问题,都没有解决从根本上调动职工积极性问题,都没有解决怎么促进生产发展的问题。”

  对于农场最近的一次改革,欧阳孝菁用三句话概括,“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体制融入地方”。 “体制融入地方”就是我们一切都属于(景洪)市里面、(西双版纳)州里面管,企业也分成参公、参私两种人员,一部分参公、一部分参私,通过考试录用决定谁参公谁参私,另外,以前我们是县处级单位,现在是乡科级。过去被开除的职工,只要是户口在农场的,这一次都要分配有橡胶树,有岗位。而这些人都是农场技术比较差、素质比较差,不适应岗位的人,这次全部把他们拣回来。由于下面已经对农场不信任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生产上就开始混乱了,混乱到什么状态?割了胶自己拿去卖,过去是谁私自卖胶就开除谁,我们之前有很多人就是这么被开除的。今年的橡胶树分下去后,胶工从一开始就不交公家了,直接卖给收胶的。橡胶卖的好的时候,像卖白粉一样,非常值钱,现在胶工根本都不理管理人员了。现在有句话叫“你一千两千抵不到我一两天,你正科副科抵不到我一两百棵”,就是讽刺管理人员。农场现在整个生产、经营、管理比较混乱,欧阳孝菁非常痛心的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我们几十年形成的管理优势,农场是以严格规范的管理著称的,我们的橡胶产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是以严格的组织管理分不开的,现在没有了。第二,技术优势,过去我们什么时候割胶、什么时候收胶、什么时候检查、复查,都有规范的管理措施。现在胶工晚上六点多,吃完饭就上山了,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过去是晚上三点到七、八点为割胶期,橡胶树在这段时间是最有效的排胶时间。过去规定两天才能割一次,中间停一天,现在个别胶工为了追求自己的利润,早晨割一次,晚上割一次,第二天早上再割一次。一天割两次,或者三天割两次。由于技术措施、管理措施的失效,他们的行为成为短期行为。第三,组织优势,农场的组织健全,农场、分场、生产队相当健全,社会管理水平相当高,现在组织优势也没有了。现在干部讲话大家根本不听了,各行其是。农场长期形成的管理优势、组织优势、技术优势丧失殆尽。”

  对于最近一次的农场改革,欧阳孝菁从老农场人的视角,给我们分析了这个改革,“第一搞垮了一个产业,橡胶产业将来要毁在这些人手上,为什么说搞垮了一个产业呢?我们过去大批被清理的职工回到岗位以后,那些人的技术本来就很差,加上现在胶水的利润这么高,那些橡胶树被他们割的七零八落。橡胶树是能割三十年的,一年只能割一点皮。现在很多橡胶树最多只能割十年了。还有不该涂刺激剂的,也涂刺激剂,因为一涂刺激剂,胶水就猛流。过去一个月才涂两次刺激剂,现在天天涂刺激剂。刺激多了,树是不会死,但皮里不会出胶了。第二搞散了人心。第三搞乱了一支队伍,整个管理队伍的优势不存在了,什么作用也没有了,那不是整个搞散了吗?第四,搞丢了三大优势。” [24] 真正的创业者并没有得到实惠,包括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农场的各地知青们,农场早期的创业者退休了,知青返城了,但他们才是最应该享福的。当地人谈到创业者包括知青都充满感激。

  对于农场最近的改革,在二分场主任看来,改革之后增加了管理难度,“以前我们农场割胶、收胶都是统一的,所以产量很好计算。现在割胶、收胶都是每家每户自行安排,产量很难计算,管理上也混乱了很多。”“技术培训、技术管理还是在进行,但根本没法兑现处罚措施,胶工要是割胶、收胶出了管理、技术上的问题,按规定是要罚款的,但钱在他们手上,怎么可能扣他们的钱呢。管理上的困难相当大。”从改革的实际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过去产品生产、销售一系列的流程都是公家管的,管理措施、规范就好操纵了。但现在是承包到户,管理措施就不好操作了。过去也承包,但承包方式改变了,现在产品是自产自销。其实橡胶树的所有权并不在承包户手中,但现在实行分树了,承包户就认为所有权是他们自己的了。经济措施失去了,管理上的措施也不复存在了。” [25]

  东风农场政企改革之后,整个农场进入了另外一种状况,农场的管理措施无法得到贯彻,农场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于缺乏经济措施作保障,很多措施制度形同虚设,可以说农场政企改革之后,农场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状况。短期来看,这样的状况并不如人意。在当地人看来,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五、结论

  1958 年春天,在祖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勐龙坝上,东风人掀开了创业的序幕。从那时起,被称为瘴疠之地的红土地上,陆续走来了云南省直机关下放干部、人民解放军复转退伍官兵、思茅地专下放干部、湖南支边青壮年、思普地区青壮年、城市知识青年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志愿:屯垦戍边,建设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五十年来,建设者们在这块红土地上演绎了一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建设边疆、保卫祖国的艰苦奋斗的壮丽诗篇。

  而今,五十年过去了,昔日的东风农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很难再看到她旧时的面貌。五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迈着艰辛的步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当中既有成功后的欢欣和鼓舞,也有暂时的失败和挫折;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五十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东风人创造的丰功伟绩,彰显了东风农场不同历史时期奇丽壮阔与丰富多变的岁月容颜。

  如今回顾这段往事,云南勐龙知青在全国知青群体中显得较为特殊,他们的经历也许更为曲折,但即使相隔几十年后,仍然具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正如作家邓贤所言:“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26]

  但作为进行了较多深入的外部了解、内部走访以及经过指导的社会考察者,本考察小组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与历史的怀旧与各类历史叙述编织出的纷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学术界对知青的限制。提要知青研究的主要途径是需要从认知上和心理上解除束缚自身的敏感和紧张,鼓励研究者大胆而准确地利用包括档案在内的各种史料。固然,全国 1700 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奔赴边疆、农村,从人口迁徙、城乡互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诸多角度,其过程和结局,其认知和心态,其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所有制境况下的种种差异,其关系一代人命运的种种方针的制定和政策的演变等,足以构成中国知青史研究的权重和价值。

  除了尚未挖掘出的档案以外,本次社会考察所涉及到的口述与回忆仍然是目前研究中的重要材料。口述与回忆并不象征着历史的实像,但是其不断衍化、并包、感染的结果已经深深影响了历史叙述;甚而可以这样说,这些对历史本身的回忆已经成为知青史的重要部分。对于考察者本身来说,应该领悟历史及其回忆的重要区分,以及同等又异质的重要性。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文字完全称得上汗牛充栋,难以计数,其中最大量的是知青自己已写的各类回忆,其次应是知青文学,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前者以具体、生动、常常是富有细节的形式记录了知青的各种生活,后者则以文学语言描绘了知青生活的图景,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这些文字曾经激动了整整一代人。但当上山下乡的岁月离我们越来越远,当知青这代人已经或正逐渐跨入老年时,我们更需要历史学的介入,将这段已凝固成历史的岁月载入史册,并将其放在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进行审视。

  诚然,作为青年考察者,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那一代个人经历和情感给考察主体所带来的影响,但应该试图比知青一代更冷静从而更客观地来审视这段历史。而因时代差异产生的“隔阂感”,却完全可以随着阅读史料并对之研究的深人得到弥补。

  在勐龙、在东风农场,我们了解到东风农场建场初期艰苦创业的曲折历程: 1958 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令人痛心的失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洪潮涌动及返城前后留下的青春伤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风农场调整发展思路,加快经济建设的辉煌业绩;二次创业开垦胶园大会战场面的波澜壮阔。我们也看到了东风农场赢得的一项项殊荣:主业产品“东风牌”天然橡胶获“云南名牌产品荣誉”;“云象牌”浅色橡胶获中国博览会金奖:场、地共建工作被国务院授予民族团结先进单位;三个文明建设连续十七年被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我们走访听闻了已过去多年的许多珍闻、趣事:场群团结共建边疆;警民合力勇擒杀人犯;与死神较量的老农垦;茁壮成长的东风下一代;省部级领导回场探亲诉衷肠。我们还深切体会到过去不久的许多要事:东风农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惊人壮举;为构建和谐社会东风人奋力拼搏的激情活力;实施政企分开体制改革的有力措施。

  1968 年 12 月 21 日 和 1978 年 12 月 10 日 ,对中国的知青运动和知青人来说,是两个十 分重要的日子。前一个日子是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如果说这是掀动起上山下乡高潮的标志,那么后一个日子是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闭幕,并形成主题为“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会议纪要,则应是标志着高潮的退落。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日子的跨度恰恰为十年,不仅与文革运动的大势紧密相关,且与文革运动的趋动和结局相吻合。

  知青的命运大体是随着政治走向的,国内政策和政治路线的变化,使大批的青年相聚一隅又相隔千里。不仅如此,如周公正回忆,红卫九队还要和解放军、傣族、菩萨族民兵和农场民兵一起“抓蒋匪”。然而,知青的命运又不是政治所掌握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颠沛流离,他们的热情奋斗都是珍贵的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无论是悲情的回忆还是高亢的讲述,在具体的政治聚焦中自然会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本身或许是非政治的。那是由超越于理性的感情、欲望、信念等种种的交织,是知青生活的丰富的体现;而这些复杂的因素本身也是构成历史真实的潜在分子。正因为勐龙知青生活史的纷繁复杂,才使得本次实践的视野中,政治事件的回忆仅仅成为当地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作为考察者,也得意在离去的路上产生诗意的想象:

  “勐龙河畔
  我们烧起熊熊的篝火
  飞龙塔下
  我们放飞年轻的理想
  那是激情难忘的岁月
  那是挥洒汗水的战场”

 

                  复旦大学历史系 邓爽、袁煦筠、孙路遥

 

 



和橡胶分公司经理合影

和刁光明一同走访傣家人

和农场宣传科长欧阳孝青合影


“ 80 后”眼中的橡胶林

“ 80 后”摄的农场一隅

复旦双子星座楼(复旦历史系所在楼)

复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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