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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 杰    上传日期:2008-06-22
 

  我病了。脸烧得像秋天熟透了的苹果。自己事医生,就为自己诊治一下。当我从口腔里拿出体温表的时候,自己也吓了一跳:40度!

 夜,闪电把卫生所窗外宽大的芭蕉树叶映射在我的床边。一阵雷声过后,瓢泼的大雨倾斜而下。我不由的颤抖了一下,抱起被子蒙住自己的脑袋。

 我们这个卫生所只有我和所长两个人。我是身兼数职:医生、护士、药剂师,从门诊到住院的事“里里外外一把手”。每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搭上了,还是做不好。一个分场,五个连队,三四百号人,每天就有十来个病人。遇上流行病发作,我就更苦了。你一定会问,你们所长在干活啥?咳,别提了。她是我们场长的太太。(也许我这样来称呼领导不太妥当)她可真是一位“官太太”。在我来到这个卫生所以前,已经有五位“前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有的是“骄傲自大”;有的是“不服从领导”;有的是“怕艰苦”等等。总之都是一些“臭知识分子”,“不能好好接受再教育”的人。我就是这样破例从连队的卫生员一下子成为卫生所的“医生”了。因此,所长希望我好好干。当时,我的决心可大了,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渐渐的我明白了我的前任为什么一个个离开这里。

  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我听见所长在接电话。

  “喂,哪里?什么,难产。你们送过来吧。”

  “啪”电话挂了。我听见所长骂骂咧咧的说:“真要命,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么大的雨、这么黑的夜要生孩子了。”

  所长扭动着她那圆桶般的腰走进我的宿舍。她对我说:“一会儿,三连有个难产,你处理一下。我们家老刘一会儿要来打针。”说完,她扭头就走了。似乎是一种命令,容不得你有半点违抗。明明知道我在发着高烧,却偏偏叫我处理这样棘手的事。当然,我心里也明白,凭她的技术她也处理不了。我只好艰难的支起身子,晃晃悠悠的来到办公室。

  电话又响起了。

  “你哪里?”我问道。

  “是小王吗?你在就好了。那个猪婆(知青们气愤时是这样称呼我们所长的)混蛋!”

  “什么事啊,小张。”

  “我老婆难产啊,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小王,看在我们知青的面上,我求求你快来救救小琴吧!”

  没等到我回话,电话被所长一把夺了过去。她对着电话大声说:“叫你们自己送来,没听见吗。小王病了,我在值班!叫我们怎么办?啊!”

  我鼓足了勇气说:“所长,我去!”

  所长惊讶的看着我说:“不行!”

  我隐约还能听见电话里小张那绝望的叫喊声。我背起接生包,套上雨衣,不容分说的要走。所长拦住了我说:“不行,我不许你去!小王,到三连去,要过勐龙河,现在这么大的雨,河水涨得快,你过得去吗?”

  多么动听啊。

  她又说:“你不能去。以后这些人懒惯了,动不动就叫我们出诊,这还像话。”
我争辩道:“这是特殊情况啊。”

  “特殊情况?小琴会难产吗?前两天我还为她检查过胎位,好好的,没事的!”

  我一听就来气了。算了吧,你懂什么?要不是你丈夫是我们分场的一把手,你能当这个卫生所的所长吗。平时,你不懂装懂,开错药方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们这个农场,只要男人是个当官的,老婆就能混个什么教师、会计、医生当当。至于是否胜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人当道,鸡犬升天”。我算是看够了。用所长老公的话说:“这个卫生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老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工人!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嘛。这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参沙子。”真是名真言顺。要是叫这些当官的太太上生产一线,与我们一起同甘共苦。那才叫是“特殊情况”呢。

  “不,我一定要去!”我忽然有了一种无名的怒火,一种冲动。

  “不行,我是所长,又是值班医生!”

  好大的口气啊。换句话说,我说了算,你必须听我的!

  怎么办?现在我真的是浑身无力,无可奈何。来到卫生所工作快两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够从工人们愤愤不平的言谈话语中了解到我的几位前任的遭遇。都是因为不满这位所长大人的所作所为,被她的丈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赶走了。这个卫生所就好像是她的私人诊所,她就是一个“老板娘”。我清楚的知道,今夜我如果敢跨出这一步,我的下场将会和我的前任一样。我不稀罕这个工作,与这么一位所长共事,还不如到我们知青的伙伴中去。尽管艰苦,但是我们有中去的情结,有共患难的情感。

  桌上,电话铃一直在响,这是一位母亲的乞求啊。

  窗外,雷电在闪烁轰鸣,这是一位父亲的呼喊啊。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生命啊在哭泣!

  不,我不能犹豫了。她要为她的丈夫打针(其实,她连针都不会打。要我留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为她的丈夫打针。)哼,我才不干呢。她的丈夫当年是一个造反英雄,靠着所谓的“划线站队”当上了分场的场长。“文攻武卫”时被人打伤了腰,一到雨季天就会犯病。好吧,就叫她的丈夫领教一下她的打针的技术吧。

  我终于迈开了这一步。

  凭着手电的光亮,我艰难的走着。地上到处是一个接着一个小水坑。脚步是飘飘然的,也不知道踩了多少个水坑。一阵闪电下来,我“扑哧”一下倒在地上。我马上捡起一根树枝,用力支撑起身子继续想连队走去。

  我不是凭着手电筒的光亮走着。眼睛在不断冒着火花,看不清前面是路还是水。这条路太熟悉了,我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的好朋友小琴,从戴红领巾的一刻起,我们一起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岁月。我们又是一起来到了云南的农场。我们俩是好姐妹,几乎形影不离。就说小琴和小张谈恋爱,我还是一个介绍人呢。人家小张是我们上海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第一个当上连队副队长的。小琴悄悄的对我说过,这辈子找到这样一位心满意足了。小两口恩恩爱爱,实在是叫人羡慕。前几天,小琴俩口子到卫生所来检查,还特意交给我一个任务,为他们的孩子起个名字,既要有意义,又要叫得响亮!

  我昏沉沉的边走边想。翻过了一道山梁后来到了勐龙河边。闪电照射下的河水在汹涌奔腾。这里曾经是干枯的河道,没有想到一下雨竟然成了一条大河。我望着眼前的一切,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从这翻腾的浪花中仿佛看见了小琴痛苦挣扎的面孔,她真和着这翻腾的浪花节拍在呼喊着:“你快点来呀!我的好姐姐。”

  我没有多加考虑,一手托起接生包,一手拄着树枝,朝着河里走去。河水渐渐漫过我的小腿、漫过我的腰、漫到我的前胸。一步、一步地前进。快要到对岸的时候,水流越来越急,一个浪打过来,一阵昏晕袭来。我连忙把接生包抛向岸边,自己无力的倒在河里。

  迷迷糊糊中我好像见到了小琴。那是在凤凰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俩紧紧的依偎在一起。仰望着勐龙河边高高的山坡,眺望着山下坝子:黄澄澄的稻谷、碧绿的橡胶树、明净的水库、弯曲的河道。脚下的勐龙河水温顺祥和;头上版纳的蓝天阳光明媚。小琴兴奋地对我说,再过十年、二十年,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呢。到那是,我们能不能自豪地说,我们没有碌碌无为虚度一生,我们无愧于这一片土地!

  这时,我醒了过来。自己被河水冲到岸边。我急忙站了起来,一看接生包就在不远处。我发疯似的跑了过去,跑向小琴。

  来到小琴家的门口,我一下子惊呆了。

  门口围着许多人。“唉,多好的姑娘啊!”“这是两条人命啊!”“走,到卫生所去,找这个婆娘算账!”

  我看见小刚拿着一把斧头,一脸的怒气。“走啊,叫她偿命!”

  小琴,我简直无法想象这是真的。

  忽然,大家发现了我。

  小张从屋里跌跌撞撞的走了出来,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他一把抓住我的双手,用嘶哑的声音吼道:“小王,你来了。小琴她走了!走了!走了!就是五分钟啊!”
我一把推开小张,冲进屋里,抱着小琴还有体温的身子叫道:“你不该死啊!”

  暴风雨过去了。

  我接到通知,叫我到三队劳动去。那位场长只是简单的对我说了一句话:“去锻炼一下,好好改造世界观。”

  小刚被抓进了“专政队”,罪名是“乘机闹事,陷害干部”,还给了他一顶帽子“流氓行凶犯”。

  场长找小张,要他“化悲痛为力量。”未了还加了一句:“你是干部,人死了就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三天后,我扛着背包朝三队走去。路过坟地的时候,不由地走了进去。这里埋葬着十一位知青。今天,加上小琴,是第十二个坟头。他们只有二十几岁,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我看见了小张,他一个人默默的站在第十二个坟头前。



                  1978年4月于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
                     1979年6月5日改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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