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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书摘

  

       

             
  我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其初衷试图结合支援农业发展,探索一条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这一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延续了27年。而在此期间,最震撼人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上山下乡变成一场政治性运动,其下乡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社会影响之大,令世人瞩目。

  历史需要正视那段岁月,人民需要了解历史的真实。在原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作为这—工作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比较熟悉上层的决策过程,也比较了解下乡知青的坎坷经历。为对历史负责,尽其所能,大家曾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997年初编写出版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部史料书,如实地反映了我国这段历史的演变过程。

  长期以来,人们对上山下乡有着种种议论,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论未来历史对上山下乡怎样评说,有三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一是知青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基本出发点及其相应的若干做法,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有着根本区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历史阶段。二是不同阶段下乡的知青尽管心态和追求有所差异,而他们都在为国分忧,经受了痛苦磨练,为开发、振兴农村不发达地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历史性奉献,功不可没。三是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投入了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给下乡知青以各方面的关怀与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深知广大下乡知青的境遇,为他们花费了很大精力。

  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人民总理”周恩来,他老人家生前十分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一再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对下乡知青要做到“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而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心系知青,为他们的妥善安置和健康成长,付出了尢数的心血。广大知青也无比崇敬和深情爱戴周总理。对此,我们这些曾多年从事知青工作的古稀老人感受颇深,许多往事依然铭记在心中。


             首次将知青下乡纳入国家计划

  众所周知,知青下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这—工作的开展,是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是1962年,为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3年多的失误,中央实施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把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作为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

  1962年10月,遵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国务院农林办第一次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周总理亲自到会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总理说: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万,总有一部分要下乡安置,要到农业上去找出路,当然就找到了农、林、牧、渔场,我们要为今后若干年内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打好基础,所以说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总理还说:安置到农村去的学生,一般要求年纪要到18岁,再小了下去不能参加劳动。城市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是当兵,可是入伍后5年又回来了,还得安置。大家来开会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事,不然,把18岁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变成闲散人口那就不好了。城市工业能吸收的人总是有限的,今后几年不可能增加太多。我们安置城市下乡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会上首次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后来几经变动,最后成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由此,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正式拉开了帷幕。


             以插队为主调整安置方向

  安置城市青年原本寄希望于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而且国家财政的负担也重。实际上,一些地方早已开辟了下乡插队的新渠道。早在1957年,天津市就组织了7800多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郊区县农业社插队。还有吉林、辽宁、四川、云南、广东、福建、浙江的一些县,也组织了城市青年下乡插队。他们大部分人思想稳定,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特别是嘉兴,由于浙江省委将该县的经验批转给全省各地县,同时也上报了党中央,致使嘉兴县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经验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

  为了总结经验,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进一步做好下乡上山工作,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召开各大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这次会议是围绕能不能插队和如何搞好插队这个中心议题进行的。周恩来总理听取了汇报,并就调整安置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侯隽在北京住家,是个“书香门第”,有条件在城市上学,但决心下乡搞农业。苏州市能动员人下乡,别的城市更可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15年内把我们的生产队办好,每个队只要安置两个劳动力,好的队还可以多安置几个。而且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

  周总理在7月9日的会议上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林、牧、渔场。要抓紧督促各地把安置工作的重点转到插队上来,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


             亲自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如天津的赵耘,吉林的吕根泽、吕向阳、栗心河,河北的邢燕子、王培珍、戴秀稳,江西的宋喜明,江苏的董加耕,北京的侯隽,广州的陈嘉鲲,安徽的张韧,陕西的韩志刚等等。周恩来总理曾经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

  这其中,在全国回乡、下乡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邢燕子、董加耕和侯隽了。他们获得的成功和声誉,是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鼓励,以及报刊的大力宣传分不开的。

  邢燕子:1958年7月,在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进城的时候,却响应党的号召,立志做有文化的新农民。她读完初中回到河北宝坻的司家庄村,团结当地一批女青年,组成“燕子队”,为改变家乡面貌做出了贡献,成为全国知青中有影响的带头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赞扬。

  董加耕:1961年在江苏盐城市龙岗中学高中毕业后,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号召,立志耕耘,将自己的名字“嘉庚”改为“加耕”,回乡到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务农,在农村做出了成绩,赢得了信誉,成为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先进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当选为本届全国人大代表。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1周岁诞辰。根据过去毛主席提出的并经中央政治局做出“不准祝寿”的决定,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只邀请了参加“三届人大”的十几位知名人士,用毛主席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设便宴祝贺,邢燕子、董加耕这两位知青带头人也在其中。那天,周总理把他们安排在毛主席的左右两侧。席间,毛主席与他俩亲切交谈,亲自为他俩夹菜助餐。此殊荣见诸报端,立刻在广大知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侯隽:1962年7月,以门门满分的成绩,高中毕业于北京市良乡中学,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乡到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由于她在移风易俗、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带领青年艰苦创业等方面做出卜些成绩,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

  侯隽声名远播,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著名演员、作家黄宗英。1963年,黄宗英到宝坻县体验生活,使她难以忘怀的是见到了侯隽。当周总理接见她和赵丹、张瑞芳等人时,她向总理汇报了在宝坻见到的几个姑娘和侯隽下乡插队的情况,引起了总理的重视。在总理授意下,不久,黄宗英与一同下乡的张久荣合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刊登在1963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自从周总理从黄宗英那里知道了侯隽下乡的事迹,这位共和国政府的当家人就记住了侯隽这个名字,时刻关心着她的成长。同年7月9日,在接见各大区安置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周总理说:“河北宝坻县现在又出了个响应党的号召、志愿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城里人到生产队什么都不会,无亲无故,难为地哭了^她已被批准为团员,对呀!要把这些青年带上去。”

  当年10月15日,周总理同各大区主管安置工作负责人谈话时说:“有人来信说我推荐侯隽错了,她家庭出身不好,可她本人向着新社会,向着光明,自动下乡,决心改造自己,这是好的,应当进行帮助。这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

  1965年2月26日,周总理在接见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问及侯隽现在怎么样了?当他听到清华大学要吸收她脱产学习4年机电专业时,就说:“这可怪了,树立一个旗帜,总不肯帮助到底。人代会期间,主席请邢燕子、董加耕吃饭,我问过邢燕子,侯隽怎么样?邢燕子说‘侯隽还是安心的’。你们可不要把他们搞上来,搞上来就架空了,让他们当个有知识的农民有什么不好?要想远一点,不要图近利,要高瞻远瞩嘛!宝坻的铁姑娘张秀敏、邢燕子、侯隽,这是几面旗帜,不要让他们倒下去。”

  周总理关心爱护知青中的先进人物,无限深情地倾注了大量心血,精心培养他们健康成长。他们也把总理对自已的亲切关怀和自己对总理的挚爱深情看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自己奋发向上,勇往直前。“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正是周总理亲自部署起草的。

  因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不仅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的渠道,而且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也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作用。按照中央领导人的设想,知识青年下乡至少要规划15年,才能理顺与之相关的各方面工作,做到统筹规划,适当安排,避免把它当作权宜之计,行动起来总是摇摆不定。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基本一致。但考虑到中下层干部及广大群众不见得思想都通,为进一步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这项工作,周总理于1963年10月提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他指定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牵头,农办副主任陶桓馥、农垦部副部长姜齐贤、农业部副部长江_真、劳动部副部长郗占元等一起参加起草。由于中央领导人对知青下乡的认识、工作方针和有关政策措施,甚至具体工作环节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起草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1963年11月,召开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还将《决定(草案)》提交这次会议征求意见。1964年1月9日,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于1月17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并继续征求意见。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表示同意,中央领导人指示各地,不再修改,按此《决定》精神执行。从此,新中国第一个指导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正式诞生了。

  《决定(草案)》在讲到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决定(草案)》对于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对于安置方向和安置形式,对于国家的投入和扶持,对于巩固安置工作和加强领导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

  为落实《决定》精神,各有关部门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在粮油供应、高寒地区冬装补助、安置经费的拨付、下乡人员的专用建房木材、安置工作机构的编制和经费等各方面,都采取了配套措施。也为解决供给下乡青年精神食粮、保护下乡知识青年、加强舆论宣传以及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等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高瞻远瞩勾画一幅总体设计蓝图

  周恩来总理再三强调,对待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孜孜不倦地认真做好。

  1965年2月8日至22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在京召开安置工作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周总理两次听取汇报,并作重要指示。

  总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各地代表汇报,对每个省的情况都问得很细,边听边思考,总结出10条动员安置工作的实际经验。

  2月28日,周总理在农业口的四个专业会议全体会上作重要讲话,讲到安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要提高认识。总理说:安置工作是一个大的工作,完全是做人的工作,不是一年就完了的,也不是几年能解决了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城市青年后备劳动力和一部分闲散劳动力动员下乡搞农业,其目的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要使这三个差别逐步缩小、消失。要把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搞齐了,做到又是城市又是农村,中国之大,这不是我们20世纪就能看到的,这是长期的。不消灭“三大差别”进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要打下底子。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相关链接:《老知青怀念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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