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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离别之时

 

 

  离开西双版纳已经四分之一世纪多了,可是每当电视中播放有关西双版纳的节目时,当年离别的情景就油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七九年泼水节前夕,正在探亲的我由上海火速赶往农场,办理回城手续。位于东风东路上的民航昆明售票处挤满了各路欲往西双版纳采风的老记和文艺工作者(当年还没有国内旅游者)。凭着批条,我好不容易挤到了一张第二天上午飞往思茅的机票。螺旋桨尖叫着抽打着空气,苏制客机掠过滇池,渐渐向高空爬升。我坐在机舱中,透过舷窗,望着像沙盘模型似的群山,小镜子似的反着阳光的山间湖泊,心里一直念叨:好好看一眼吧!也许今后就再也不会回到这片曾经留着我的汗水、留着我的泪水、留着我的欢乐与惆怅的红土地上来了。

  下了飞机,出了机场,竟大出以外地遇到了曾经的现役军人连长罗正昌。入夜,和老连长畅谈了一个通宵。我们曾经为农场付出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付出了我们的体力,付出了我们的智慧,甚至,还有许多知识青年的生命。他们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捆绑吊打中;他们没有死在敌机的轰炸里,却死在了和平建设的农场里——排障炸死的、翻车翻死的、砍坝时被毒蜂叮死的……我自己也差点给菌痢夺去生命。还有多少冤假错案!谈到这里,我和连长不禁感慨万千,热泪盈眶。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故事,云南知青怎么可能成为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导火线呢?这多少有些让人无奈。

  四周一片寂静,连长又给我将了许多当年的往事。黎明时分,我们握手言别,两手握了又握——也许,这是我们今生今世最后一次握手了,从今往后,天各一方,不再相见。

  两天后,我回到了连队。早在两个月前,各地知青就已经走光,只有昆明知青孙垦在等我一起走。我开始马不停蹄地去营部、团部、大勐龙,转关系、转档案、迁户口、跑寨子、处理各种生活用品。

 4 月 24 日下午,孙垦的姐姐派来接我们的卡车来到连队。我们刚把行李放上车准备离开,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我们赶紧卸车。当最后一件行李放回走廊的时候,旱季中一场罕见的大雨就瓢泼而下,豆大的雨点在地面上激起一团团的白气。真是下雨天留客,我们想趁农场上班的时候悄悄离开连队的想法也随着这大雨泡了汤。骤然来临的大雨,把山上干活的老职工赶了回来。看到停在操场上的大卡车,看着走廊上守着行李的我们,他们顾不上换下淋湿的衣服,就纷纷围上来和我们互道惜别。这时,平时话语不多的副队长许万才邀我们进晚餐;副指导员普世文、连长董发贵留我们过夜。这几个领导都是平时很少说话的人,今日盛情相挽,我们怎可不留!再说,苍天也在为我们的相别而痛哭。

  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夜。在老许家的小餐桌旁,围坐着老许一家、我和孙垦、还有驾驶员。餐桌上是食堂打的茄子、一碗自己家腌的酸菜、一碗葫芦瓜,还有一碗炒鸡蛋。这在当年的农场,可以说已经让老许倾其所有了。望着这一切,令我久久不忍下箸——只有经历十年农场生活的人,才能体会这一餐饭的金贵——三月不知肉味,对于当年的农场职工,真是太稀松平常了。在互相祝福中,我们结束了晚餐,分头在各家睡下,是夜无语。

  第二天清晨,我们漱洗完毕,把行李装上车,就开始挨家挨户道别。知青走了,剩下的人也就不多了,一个连队只剩了十来户人家。当我们坐进驾驶室,车子发动的这一刻,我才深深地体会到百感交集这个词的含义。农场,曾经留下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爱、我们的委屈、我们的友谊、我们的辛酸、我们的痛苦的地方,真要离别,此时此刻的心情,竟是那么地难以描述。车上,我和孙垦不约而同地向驾驶员提出了一个要求——去沿途各营转一圈。望向车窗外,映入眼帘的是建了一半的土坯房、趴在窝里的拖拉机、缺了医护人员的卫生所……每过一个营,我和孙垦都叹息良久——知青走了,整个农场的一半都瘫痪了。最后离开的我们,看到这一幕,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酸楚和无奈。

  在小街吃过午饭后,我们正式踏上了归途。驾驶员很理解我们急切的思乡之情,尽管山路崎岖,车速仍然不减。晚上八点,我们就到达了思茅。孙垦的姐姐请我们吃饭,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我和孙垦却相对默然。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分手饭了。明天一早,我将乘汽车转道昆明回上海;孙垦将在他姐姐处逗留几天,然后乘飞机回昆明。真可谓:“今宵与君别, 何日 君再来。”

  别了,朋友!别了,农场!别了,云南!

  离别之时,一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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