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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上海知青 余 杰   上传日期 2008-0510



(一)

写写我们知青朋友的事

  “文革”结束了,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新的阶段的三中全会召开,使我们苦难的知青疲惫地回到了故土。(当然,还有一小部分留在了农村)从196812月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我们开始进入到“后知青时代生活”(尽管这个提法有待商榷),实际上就是我们重新开始了人生又一次拼搏。但是,这一切是多难啊!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立足之地、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一切要靠我们重新开始艰难的起步。

  时间过的很快,一转眼就到了我们知青开始“谢幕”的年龄了,大部分将陆续退休。人到了这个年龄,容易产生怀旧心理。许多知青朋友忙着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有人要出书,有人要办晚会,有人要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寻访。我想这大概可以持续上五、六年。就像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们一样,这些都是历史。我们这支队伍,当年考上了大学毕竟属于少数。多数人在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以后,成为最先下岗的一群。劫后辉煌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知青是不幸或者说是不顺利的。

  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要写写我们“不幸或者说是不顺利的”的知青朋友的事。写写他们的“后知青时代生活”。需要说明的是,在此说的事,我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用了一些代号。不少的知青朋友其实不希望我把他们“不幸或者说是不顺利的”事公开,因为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为我们知青说上几句话就很满足了。因此,请大家就不要“对号入座”。另外,我的“采访”对象基本是我们云南的知青朋友。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都说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其实到目前为止官方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说法,也没有专门的纪念活动安排。但我们知青朋友们都很起劲,各种的活动也真的不少。纪念一个有意义的日子,回忆走过的的路,是很有必要的。关键还是我们今后的路要走的更好!但愿天下的知青朋友生活幸福,一路顺利!

(二)

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老林,男,56岁。现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我是搞病退回上海的。家里孩子多,兄弟几个都是那个时候回来的。一下子家里都住不下了。街道里把我安排到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9毛钱。那个时候苦啊。回到上海以后,一把年纪了,快289岁了。要成个家实在是很奢望的。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人家一听我们从农场回来的,家里又这样困难,上海的姑娘那个会嫁给我?

  我是到34岁的时候,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谈了半年,她也不嫌弃我的条件,我们结婚了。先是挤在家里,晚上睡觉就拉块布。后来,总算分到了一间亭子间,8个平方不错了。对于我们来说,我是很满足了。可是我的命苦啊。老婆生女儿后,得了产后糖尿病。一直到今天就是靠药维持着。这个开销大啊。没办法,我只有拼命地工作,总想多挣点钱来维持这个家。好在我们知青朋友都很同情我,经常给我一些帮助。后来街道生产组倒闭了。我成了“下岗工人”。陆陆续续在不少的企业打工,每个月仅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费。最主要是老婆的药费,必须要保证的。好在女儿中专毕业工作了,我稍微可以喘口气。像我们这样上山下乡过的人,要文化没文化的,能找到好工作吗?就这样维持生活已经不错了。我曾在一所大学当保安,因为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刑事案件,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一批保安全部回头了。这样1000元的活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可没办法,我们一没有文凭,二没有靠山,有的就是在农场锻炼的力气。现在这样的社会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人的位置了。还是太太平平过日子吧。

  生活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三)

借酒消愁

 

   阿九,男,55岁。现在病休在家。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我是搞病退回上海的。家里孩子多,我排行老九。家里兄弟姐妹中我最小,可我跑的最远,到云南去了。真是生不逢时啊,79年回来以后,到街道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89毛钱。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要文化没文化,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大家叫我“阿九”,我就是爱喝上几口酒。久而久之我是离不开酒了。现在弄得一身是病,最最严重的是心脏病,发起来可厉害了。

  我不是不想做好工作。从云南回来以后,这些年来什么活没干过?可我们这些人没用。就是有点力气,这又不是农场。那时种橡胶,我上山干活不比别人差。现在不行了,老了,讲到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读过书啊。后来我也干过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一个月就是千把元钱,上海的生活水平那里够开销啊。我喝的是最便宜的酒,抽的是最便宜的烟,反正能过的去就可以了。后来,保安也做不成了,一病就什么也没有了。

  你说少喝点酒,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劝过我。你们不知道,我这是借酒消愁啊。反正这一身不顺利。读书的时候,碰上了倒霉的“文革”。要工作了,来了一个上山下乡,白白浪费了我们十年的青春。回上海了,好不容易成了家,又要文凭了,你说我们这样的人拿的出吗?国家又不会管你的,他要改革开放也没错,倒霉的是我们啊。下岗了,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待业”,真是胡说八道!连个保安我也干不了。怪谁呢?你们会说,谁叫你回来以后不去好好读书的?你想想,我们回来以后,都快30岁的人了。生产组的收入这样低,要成家立业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在单位里每天要好好干活,就是想多赚点钱好养家糊口。这样的环境下,我还去读书,要么书读我吧。

  都是一些牢骚,没用的。我们知青中混的好的人不多。我绝对不会嫉妒他们。这是命,我认了。

 

(四)

梦寐以求的上海生活

 

  小琴,女,56岁。现在退休在家。1970年去云南农场,2003年回到上海。

  你们福气好。那年(1979年)春节,你们都回上海去了,连队里就留下我们三个没有回家的上海知青。大年三十晚上,我是整整哭了一晚。就像70年我们到云南的时候,太伤心了。怪谁呢,谁叫我嫁给了他。(老工人的儿子)我的命就该在云南了。那时你们还在,大家都是一个学校一起来的,好像也感觉不到什么。你们一走,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靠山一样。这么多年来,好在老公对我还不错,总算熬过来了。

  我已经退休了,拿着农场给的800多元的退休工资回到上海来了。可这点收入对于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很难过的。上海这样高的生活水平实在是吃不消。要是回到农场去,马马虎虎还可以过的。但是我从18岁离开上海,到今天回来,我的一切都给了云南。现在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再过过我梦寐以求的上海的生活,再苦也值了。

  当时你们大返城以后,农场里一下子冷清了。学校没老师了,拖拉机没人开了,医院的医生不够了,这时大家都会说起知青在的时候的好处了。可你们都在的时候,那些领导怎么就看不到呢?你们一走,知青就留下几个了,连队里的人都很怀念你们。大家对我很好的。就是我太想你们了。我还是照样干我的工作,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这是你们体会不到的。现在想想,我们这些人很苦的。我回来以后,好像是乡下人进城,什么也不懂。有时心里在想,我还是一个上海人吗?真的,我太希望大家经常聚聚,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在一起上山下乡过,一起吃过苦。

  你说那些苦的事,唉,不想去提它了,都过去了。我还算好,现在在上海总算安了一家,好好坏坏可以住了。总算过上海的生活了。连队里还有xxx没回来,他老多了,身体也不好。有时间你们回去看看他,挺可怜的。

 

(五)

自己闯出一条路


阿德,男,56岁。现在开旅行车。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我是大返城的时候回来的。进厂以后勤奋工作,很快就混上了一个小干部当当。我们的支部书记动员了几次,叫我打入党报告,我就写了。后来,支部大会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成了预备党员。要提拔我当车间主任了,上面批不下来。理由是我没有大专文凭。我们这些人,哪来文凭啊。就在那个时候,企业不行了,快倒闭了。怎么办?等死吧,我确实有点不甘心。我提出了辞职报告,离开了工厂。所以,我现在不是党员,因为没有转正。

  干什么?我开过摩托车载人挣钱,要养家糊口。后来我去考了驾照,开大客车。先是帮人家开车,慢慢地积累起来,现在我自己买了一辆大客车跑起运输来。挂靠在旅行社,生意还不错的。当然,这说说是很简单的过程,谁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酸甜苦辣啊。

  靠谁?只有靠自己。我们从农场回来时都快奔30的人了。结婚后生孩子,买房子,哪一样不要用钱。可国营企业在80年代勉强可以吃吃饭,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干,而是不知道怎么干!还是那句那句老话,靠自己!好在经过这些年的拼搏,自己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我每天出车挣钱,老婆在家管孩子,平平静静的生活。相比较我们一些知青朋友,我现在的日子还是可以了,就是不能生病,一生病就麻烦了。我是“个体户”,自己为自己干,一天不干就没有收入。所以,身体是我的挣钱养家的本钱。

  好了,我们知青就是这个命吧。

 

(六)

上海,我太陌生了


小云,女,55岁。现已退休。1970年到云南农场,1977年结婚到江苏工作。

  这次同学聚会,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从70年离开上海到云南去了以后,后来嫁到江苏。这以后我就几乎很少回到上海。你们不要笑我,现在我连上海的话说起来都很生硬了。要不是你们来接我,这个地方(指聚会的酒店)我都不认识。上海的变化太快了,我现在是外地人了,对这里实在是太陌生了。算起来,我在上海就是待了18年,从此就是外地人了。这一晃就是378年了。想想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现在,我跑到上海的马路上,不要说是不认识路,就是看见这么多的汽车心里也会发慌。

  那个时候,我离开农场的时,你们都很羡慕我。终于可以离开云南了。随后,我到了江苏(具体地点这里隐去。----编者),在父母的操持下,我结婚了。进了一家工厂工作,生活很平静。比起在云南的日子,那里要好多了。就是一开始很不习惯。因为在农场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总是有个照顾。一下子与这样的“集体”脱离了,无论从习惯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好了,也算过来了。加上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的变化,日子还可以。不过心里总是想着上海。毕竟我从小在上海长大的。现在每个月有千把元的退休工资,老公还在工作,家里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寂寞。所以,你们以后有这样的聚会,一定要记得叫上我。

 

(七)

在资本市场里游泳


阿敏,男,56岁。现在待业在家。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我这一路走来,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刚从农场回到上海的时候,按部就班的进了工厂上班。就是这样一点收入,日子过的一般。后来,我开始进入了资本市场,做过股票,也做过期货。赚钱的时候确实是很风光的。就像是个大户,这样的日子真的叫过瘾。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把握这个资本市场的规律。确切的说,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没有规律可循。结果,脑子一冲动,先前赚的钱全部交了学费。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工作已经辞掉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总不能就此罢休了。于是,我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天24小时,干一天休息一天。我开始重新进入股市。小心翼翼,一步一个脚印,现在有了一些积累。做的还不错,这是不容易的。每天我要做许多“功课”,分析行情。没有这些付出,那里来天下掉馅饼。

  今年,我们的单位要开始执行新的《劳动法》了。我们做保安的是这家单位请去的。知情人告诉我,单位为了减少麻烦,在我们这批人合同到期以后就不再聘用了。自己赌口气,不要你的一千元了(每月的工资),不等你来回头我,我自己就交了辞职报告。回家,一门心思在股市。好在老婆还是支持我。还有女儿也是我的安慰,考上了大学,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

  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了。生不逢时啊!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去打打羽毛球,然后就到股市“上班”。下午收市后就在家做“功课”。就这样过日子吧,期望女儿她们这一代的日子能过得比我们好。

(八)

我能怪父母吗?

 

  阿娟,女,56岁。现在退休在家。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8年嫁到安徽。

  当年我们一起乘上火车离开上海去了云南,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说句笑话,我那个时候认为男女坐在一起就会生孩子。所以在火车上我是死活不会和男同学坐在一起的。在农场这些年,我们渐渐长大了,也渐渐懂事了。唯一的心结就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78年初,父母来信说为我在安徽找了一个对象,是铁路机修厂的工人。只要结婚就可以把我从云南调到安徽的工厂去。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我的前夫是个酒鬼。每天三顿饭就要吃三次酒。特别是晚上,总要喝的大醉。我是希望他醉了。不醉,就开始找我的麻烦。都是结过婚的人,说说也没有关系。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就是我例假来了也不放过我。唉!后来有了儿子,我们的生活就更加艰苦了。厂里的效益很差,工资常常拖欠。特别是我听不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不是嫁给我,你还在云南修地球呢!好像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就这样混到儿子上高中了,我下定决心离婚。我们大吵了三年,法院就像是我的娘家,三天两头去调解。最后法院判了我们离婚。他要儿子,行,只要结束这个婚姻,我都同意。现在,我一个人回到了上海。

  父母都过世了。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我在上海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我借了一间房子,才8个平方,就像过去石库门里的亭子间。每个月300元,等于把我的工作三分之一交了房钱。怎么办,我就到保姆介绍所去,好歹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东家也是知青。人家混的真不错,两口子每月上万元。他们很同情我,对我特别好。就这样做下去吧。

  今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我就这样了。我不怪我的父母,他们是好心,想把我从云南调到离上海近一点的地方。如果我遇上了一个好男人呢?唉,不说了。

 

(九)

我很知足了

  1979年回到上海。

  1970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西双版纳。现在说句老实话,我一点也不觉得后悔。记得刚到连队,为了欢迎我们知青的到来,连队里杀了猪。我是好久没有吃到猪肉了。你们不要笑,我家里很苦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就靠母亲在里弄生产组每个月30元的收入。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要我们上山下乡时,我是一点也没有犹豫。毕竟每个月有28元的收入了。我开始的时候,每个月往家里寄20元,用现在的话来说,对于我们家我是个“大户”了。

  回到上海以后,我进了生产组工作。我们很快被一家集体工厂招去了。我工作很卖力的。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可是好景不长,我们这家厂倒闭了。我成了下岗工人。我去站过柜台,去过饮食店洗菜,去干过推销员。反正自己也搞不清干过多少工作。好在我的老公的单位效益不错,他是钳工,有技术。他不止一次叫我不要去做了。可我不想吃现成的。多挣一点对家里总是有点补充。就是儿子不争气,高中毕业,大学没有考进。现在在一家饭店当领班。要是能上大学该多好啊。最使我高兴的是,现在我每个月有900多元的退休工资,加上自己干点零活,一个月也有2000元了,该满足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

  我们知青,现在能有口饭吃已经不错了。知青中日子过得好的人不多。但是人家有本事。我看最主要的是有文化,就是冲着这一点,我真的很恨儿子不争气。但是也不能全怪他,我们当爹妈的都是知青,没有文化知识,哪能再去向他提更高的要求呢!总之,我是很满足了,比比以前的生活,现在不知道要好多少了。

 

 

(十)

我们比别人付出的更多

 

  老刘,男,56岁。现在一家合资企业担任车间主任。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我是顶替我的母亲进厂的。刚到上海工厂的时候,我一下子很不适应。什么要八小时上班,迟到早退要扣工资的,我们在农村时哪有这样的习惯。我干得工作是钳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都胡子一把的人了,派给我的师傅是71届的小阿弟。他命运好,中学毕业就进厂了,现在可以当师傅了。我暗暗下了决心,为了更好的生活,好好学吧。由于我们在农场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上我也不笨,很快我就能独立操作了。

  后来,成家,生孩子到了85年,我当上了我们钳工组的组长。日子就是这样平平淡淡过来了。96年,我们厂与一家日本企业合资了。一下子我们的收入就提高了不少。我被日本老板看中了,当上车间主任,负责全车间的生产调度。合资企业就是管理很严,各种规章制度很多。我感到严一点好,总比收入少好吧。现在干什么都要钱,你少一分钱就叫你上不了厕所弊死你。

  老婆是我到厂里认识的,原来是到江西插队的知青。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语言吧。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小姑娘很争气的。大学毕业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了。所以我和老婆现在的任务要多挣钱,供她读书。老婆退休后,我们厂里留用。日本老板才不管你那么多,看中的就是我们当过知青的人能吃苦,认真!

  这辈子过的还可以吧,其实我们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如果当时我去读个什么大专文凭的,现在可能还会好一些。当然,人家外国人主要看你干得怎么样。我们不能与我们知青中混的好的人比,但是我自己感到,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十一)

我的日子是马马虎虎可以过了

 

  阿黄,男,56岁。现在开出租车谋生。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4年享受独子政策回到上海。

  我比你们都早回到上海。因为我是独子。其实你们也知道,我是被领来的,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还因此沾了便宜,74年的时候继父来信告诉我可以回上海了。

  我回来以后进了xx厂。那时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和你们比比,我实在是太幸运了。77年我就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我与继父继母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老实人。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前几年他们都去世了。我所在的工厂在95年的时候关门了,大家都回家了。这日子总是要过的。怎么办呢?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去学开出租车。一直开到现在,就是人辛苦的很。都是奔六十的人了,哪能与小青年比。在我们的车队里,我是年龄最大的。刚开始开车时,前几个月几乎是月月吃“白板”,自己还要倒贴钱进去。好在老婆一直很支持我,家里安排的舒舒服服的。现在我已经是老师傅了,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不错了,日子可以过了。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一旦生病就结束了。

  我们一个连队的知青朋友中,我的日子是马马虎虎可以过了。我们不能与混的好的人比,我感到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没有知识(文凭)。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吃了这个亏。希望只好寄与孩子的身上了。女儿不错,考上大学。现在又考进公务员,在区政府工作。我的脸上也很光彩啊。

  我们就是这样了。大家经常聚聚,老实说我们聚会的时间也不多了。还能聚上十年?但愿吧!

(十二)

差一步,我的人生轨迹全变了

 

  阿娟,女,56岁。现在退休在家。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8年通过关系到安徽工作。

  在1978年的时候,我的父亲来信,告诉我在安徽的姑父(一个局级干部)可以把我调到他那里去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我是在78年底办好手续去安徽的。那时,云南的知青已经开始请愿了。我也不顾了,谁会知道今后发展的趋势。没想到才过了两个月,我们知青就可以全部回去了。就差这样一步,就差这样一点点,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到了安徽以后,由于姑父的关系,我很快就到宣传部工作了。结识了我的前夫。他那时已经谈了一个对象,后来又与我谈了起来。那时我已经快28岁了,看他人很聪明,对我又好,很快我们就结婚了。他经常很自豪地对人说,找了一个上海姑娘。婚后一段时间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生了一个儿子。在儿子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原因是他有与以前的女友暗地里勾搭起来了,我们全厂都知道这件事,就是我像个傻瓜一样不知道。那时我的姑父也退下来了,他见我没有什么“靠山”了,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后来,我们离婚了。我办了一个长病假,再也不回安徽去了。可惜,儿子不归我。不过儿子对我很好,每年的暑假总是到我这里来过。

  唉,就差这样一步。否则我可以顶替我的父亲回到上海的。这就是命啊。现在我退休了。每天很无聊,只好打打麻将打发日子。一个人在上海,兄弟们都有自己的家,哪能再顾得上我。父母已经去世了。有人劝我再找一个老伴,唉,我真的害怕再走错一步。其实,我的心里很苦。原来在云南的时候,我谈过一个朋友。是我自己要到安徽去,和人家分手的。现在他的日子过得很好,我除了羡慕还能说什么呢?

 

(十三)

在心里保留一份净土吧

 

  阿龙,男,57岁。现在提前退休在家。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不是我不愿意和大家聚会。我和你在电话里聊聊吧。

  回来以后,我顶替父亲进了现在的单位(这里,隐去了阿龙的单位),和大家一样,结婚生孩子,日子过得一般。我的老婆是我到上海以后,在单位里结识的,比我小十岁。可能就是你们说的“代沟”吧。她喜欢吃穿,什么都讲究名牌。小姐妹一起出去要讲究面子的。可我是个小百姓,每个月的工资那够她开销。女儿的生活她不管的,全靠我来张罗的。我只有拼命的加班,多挣点钱。久而久之,我们实在是没法一起过了,离婚了。我带着女儿过,好在女儿很好,现在考上大学了。老婆在和我离婚后,日子过得也不好,现在提出要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五年前,我与大家聚过一次。有的人吆三喝四、意气风发;有的人相形见拙、黯然失色。我呢,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在角落里默默的抽烟。想想我们当时在云南的时候,大家那样纯洁无暇的相处,我真的很怀念的。没有这么多的烦恼,就是我们的生活艰苦了一些。但是我们的友谊至今还使我难忘。还是不来聚会了,在自己的心里保留一份净土吧

  我现在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这样,我可以在原来的单位领一份工资,我再到朋友的私人工厂打一份工。这样可以保证女儿的读书的费用。前妻那里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我也不去想了。为了这个,女儿反对我与前妻复婚。女儿长大了,我也应当尊重她的意见。

  就说这些吧,电话里也说不多。找个机会我和你单独聊聊,我也是没地方说话啊。

 

 

(十四)

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

 

  阿君,女,56岁。现在退休在家。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我们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人了。除了几个男同胞还在上班以外,我们现在都是在家里当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回想自己这一生,确实有许多的后悔和无奈。这你是知道的。那时我在云南和小金谈朋友,我们相处的很好。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想他。可是,我的父母死活不同意。原因就是小金的家是有海外关系的。那时讲的是家庭的出身。我们家是工人成分,怎么可以与这样的家庭子女结婚呢?我听了家长的话,主动和小金分手了。现在呢,人家是国家干部,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呢?唉,一想起这些我只有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

  我回来以后顶替母亲,进了街道的工厂。后来嫁给了一位工人。他是老三届的知青,去了江西。日子过得很平淡。96年的时候,我们夫妻双双下岗了,家里一下子就乱了。每天要吃饭啊,总的有收入。这个时候,小金帮了我很大的忙。凭着他的关系,为我们介绍了现在的新工作,家里总算是安定了。否则还不知道会是怎么一个样子。我的老公知道我当年曾经与小金谈过恋爱,他也不忌讳,还专门请小金吃饭。我们确实要感激小金。为此,我的父母也感到十分后悔,对不起我,这也不能怪自己的父母。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是没有脑子的。我不是说我要旧情复发,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唉,要是当年我与小金结合呢?当然,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假设的。

 

 

(十五)

机会很重要

 

  阿彦,男,56岁。现在区政府机关工作。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那年我们都从云南回到上海。我是搞病退的,以后就分到街道的生产组工作。我们做的是书籍的装订。国营的印刷厂把印好的书籍拉到我们这里,我们用裁纸机把书裁剪好,然后在机器上装订,简单的重复劳动。后来,街道要搞人口的普查,就把我借去了。我一干就是两年。结束人口的普查时,正好街道后勤科要招人,我也就报了名。你想,我在那里干了两年了,大家都熟悉了。我很快就被录用了。到了95年,区政府的机关事务局招人。由于我在街道就和他们很熟悉了,我就又跳了一级,到区政府工作了。我的机会好一些吧,就是我们知青出身的人,要比别人辛苦。我在生产组的时候就去读了电大,拿到了大专的文凭,要不然那里还会有现在的位子?在工作中,我感到我们知青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比别人吃苦。什么加班加点,我都无所谓了。要不是这样干,我也早就回家抱孩子了。我很珍惜现在这个公务员的岗位,我们知青一没有后台,二没有知识,就靠这样的机会和拼搏才能有这样的结果,真的不错了。我是很满足了。就是大家聚会,听到不少的朋友日子过的不是很好,心里不太好受。我想,我们昨天苦了,但愿今后好一些吧。



(十六)

我们就是缺少文凭

 

  阿宏,男,56岁。现在某小学工作。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再干五年不到我就可以退休了。现在想想这一生走得不容易。我们是69届的中学毕业生。要说“老三届”我们轮不上。人家老三届毕竟在中学里好歹读过一些书。我们呢,66年小学毕业就碰上了“文革”,到了67年底是按照地区统一分配进了中学。一直到70年上山下乡,在中学里没有读过书。有的是什么学工学农。我们是没有知识的一届中学生。到云南以后,怎么可能学知识,每天的劳动已经叫你够受的了。好不容易回到了上海,面临的是工作,结婚等一系列的事。当然,我们中间也有人回来以后读了业余的大学,现在是享用一辈子了。可是这真是极少数啊。

  我为什么说这些?我是79年回来以后顶替我的母亲的,她是小学的老师。我报到以后,校长问我能干什么?我一没有文凭,二没有知识,总不能误人子弟吧。我想了半天,只好对校长实话实说,我做些后勤工作吧。于是我就在学校干起了总务,一干就是二十年。真要命,现在都用电脑了。我是一点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最后人员一调整,我只好去管门卫了。我是心平气和的,总比下岗好。

  你们会说,在学校工作,怎么不去读点书混个文凭。唉,我的脑子天生就是笨。不是没有去读过。从高中开始补齐,就是考不出。那个数、理、化,它认识我,我是什么也不懂。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哪里学过?加上家里的事实在多,结婚以后,四个老人一一为他们送终;儿子先天身体不好,跑医院是家常便饭;爱人很早就下岗了,摊上这么一大堆的事,这二十多年也就过去了。

  不怨天,不怨地,就怪自己不争气。要是我也像你,有个大学文凭,现在混个老师当当是没有问题的。不说了,我们摊上了这样的年代,自认倒霉吧。但愿我们的下一代好一些,但愿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要折腾了。

 

 

(十七)

感谢知青生活的磨练

 

  阿三,男,57岁。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当老板。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有两个姐姐。那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我的父母死活不肯叫我走。家里我是个独子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又是办学习班、又是到我的父母单位去恐吓,没有办法,我只好去了云南。到了79年在大返城的时候回到了家里。我是顶替父亲进厂的,学做钳工。我们厂是一家中型的国营企业,80年代还可以。我乘机读书,考上了电大的经济专业。毕业以后,厂里就叫我搞市场的销售。那时我们厂的日子还可以,但是到了9697年就不行了。产品老化,开发新产品的资金严重不足,加上国企在机制上的许多弊端以及厂长因为受贿进了监狱,企业渐渐地走下坡路了。到了98年,厂里的工资也发不出了。只有倒闭回家了。

  我回到家里,整整闭门思过了一个星期。我不愿意就此罢休,我是个男人!在云南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都生存下来了,眼前的这些困难怕什么。于是我就和我们厂里的一些朋友合计,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自己开发产品。家里很支持。两个姐姐和姐夫都投资入股。老婆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好在我做过销售,联络了一些老客户,市场很快就打开了。

  说说很简单。这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为了打开东北的市场,我一个人坐了三天的火车跑到哈尔滨。我在人家单位的门口硬是坐了三天,感动了“上帝”,产品进入了东北。这也要感谢知青生活的磨练。我们在云南的时候受的苦简直不是人过的。雨季天吃啥?上山砍坝时头顶火辣辣的太阳这叫什么味道?我总感到,人的一生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奋斗。我不是说我们一些知青朋友不奋斗,有的是机遇不好,有的就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社会在进步,我们不能自己自暴自弃,总是感叹生不逢时,否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

  这次活动我来赞助。挣了一点钱也要为我们知青朋友作点贡献。我是衷心希望我们的知青朋友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过得更好一些!

 

 

(十八)

生不逢时,还是要靠自己

 

  老彭,男,55岁。某局某处副处长。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我在1979年回到上海以后就进了街道的工厂工作。由于我在云南就入党了,领导上马上就叫我担任工厂的工会工作。我在这段时间考取了区业余大学,读中文专业。毕业以后我被调到xx局协助工作,主要是搞整党,那是86年的事情。这以后我就留在局里了。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大小是个处级干部。再过一两年也要退下来了。

  回来以后,我们知青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多。快近三十的人了,我们是一无所有。找对象,人家一听是知青就摇头了;要结婚,没有房子;要工作,一切要从头开始学起。因为要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在农场修地球。大好的光阴就这样浪费了。与同龄人比较,我感到我们付出的努力要大得多。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最深的一个体会。还是要靠自己啊!我是一面结婚生孩子,一面读大学。生活的节奏是在高速度的运转。说句难听的话,为了生存下去。在机关这么多年,一会儿考职称,一会儿考各种上岗证书。这几年还要学习电脑,否则根本无法工作。考了一辈子,现在可以结束了。自己也要退下来了。

  今天我们聚会,大家都很高兴。与许多朋友一比,我还是比较顺利的。生活是不需要发愁的,每个月固定的收入足够用了。爱人也退休了。儿子已经工作三年了,每个月有五位数的收入,这是我们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小家伙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叫他早点结婚,我要抱孙子了。

  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生不逢时,现在怨天怨地也没有用。那时,毛泽东发动“文革”,国家遭殃,也不是光我们知青遭难。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国家不要再有动乱发生,一心一意照现在的路走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会过得很好的。

 

 

 

(十九)

我还是一个人生活

 

  老张,男,56岁。现在某机关门卫当保安。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

  快奔向六十的人了,我们还能祈求什么呢?

  大返城的时候我们都回来了,可我高兴不起来。现在可以说了,当时要不要回来,我都犹豫过。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兄弟姐妹都成家了,我回来就成了家里多余的人。看见你们都走了,想想今后连个朋友也没有,一咬牙就回来了。进了生产组,每天就是89毛钱。你想,在那个时候,我是住在一间亭子间,这是我的父母的房子。我是无依无靠的一个人,我去找谁谈朋友结婚?要么热大头昏!后来,生产组解散了,把我们分到街道的一家工厂。到了“六.四”的时候,我们的厂倒闭了。各自自己找出路。

  这些年我摆过地摊、到外地的工厂去干过,也骑过黄鱼车帮别人运东西。反正只要能混口饭吃吃就行。直到前年,在街道的关心下,我开始当保安了。总算安定一些。就像我这样的情况,我还能成个家?真是天大的笑话了。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和你们比啊。

  也有人帮我介绍过。我也想成个家,找个外来妹也行。年龄越来越大连外来妹也不要我这样的老头了。现在,我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血压高、肾也不好,每个月的看病的钱要花凋不少。日子不好过啊。

  我们知青聚会,我实在是很开心。有朋友可以说说话。每人出50元,对于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我愿意。这个年头谁还会来组织我们活动。你们不要客气,这50元钱我是一定要出的!

(二十)

生活其实是平平常常的

 

  阿英,女,56岁。现已退休。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8年底回到上海。

  我回来以后顶替我的母亲进了托儿所工作,一直到退休,生活是平平常常的。回来以后,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他是67届的,比我大两岁。我看他人很好,我们就结婚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吉林插队的时候谈过一个女朋友,很不幸的是那个人后来得了癌症,才25岁就走了。为此我的先生一直很郁闷。认识我以后,他才好一些。我们结婚后,我没有提起过这件事,生怕他伤心。

  带了20多年的孩子,最早的现在都上大学了。我是很喜欢孩子的,虽然在托儿所工作,收入不高,但是很稳定。好在我的先生很能干,现在是一名处级干部,每天有小车接送,收入也不错。一个女儿明年就大学毕业了。工作的事,靠她的老爸解决,一点也没有问题。家里很和睦,我现在天天做好“保姆”的事,也不出去玩。休息天,一家三口开车出去玩玩,日子过得很开心的。

  我们知青在农场的时候确实是很苦的。有时我对女儿讲起那些往事,她会说我是瞎讲。现在的年轻人哪里知道我们所受的苦啊。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先生,作了官,一点也没有官架子。特别是别人什么送礼啊,他都很坚决退回去,他是很正宗的一个人。对我特别好,很顾家,从来不在外面乱七八糟的。这也是我的福气。所以我的母亲特别喜欢这个女婿,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女婿生个病,老太太会急得要死的。母亲总是要我对他好一点,其实我对他够好了。他是一个工作狂,我劝也劝不住。他总是说,我们知青出生,没有别的本事,要想在单位里站住脚,就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想想他说的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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