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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陈正元  上传: 09-06-25       
 
 
北京人的文化底蕴所想到的
 

 

  北京是一座古城,远的就不说了,元明清三朝京城,集中了中华民族多方面的精华,使其古迹遍布城市各个角落,随处可见。 每一处古迹都或多或少留下一段段泌人肺腑的动听故事。在这些多得数不过来的古迹中,首推故宫。故宫是皇帝的居所,更是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元明清三朝七百来年历史中无数重大决策、政策由这里发往全国,无疑是政治中心。

  作为政治中心,必然网罗大批仁人志士、文化名人,吸引各行各业的顶尖艺人、工匠,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人物,不知不觉中形成巨大的万花筒,各色人等的信仰、文化、生活、情趣爱好雅俗共存,差别极大,不是三五个层次所能划分清的。但有一点是共通的:见多识广。进而特能侃者众多,即能言善辨者遍布各个层次,三人以上闲聊,不缺善言者;再进而关心国之大事者亦多,爱讲爱听爱传似乎是一种文化传统,老爷们儿的话题主要在国事上,他们蔑视尽谈本人工作、家庭、邻里中小事的男人,给人以一种“我是做大事的人,岂可分心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感觉。听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事后,谈国事的少多了,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抑或不好不坏、没好没坏?笔者近日去北京会友,遇几拨各色朋友,几次故意提及那事,只有一次(三人小聚)浅谈,其余皆不接茬、三諴其口,这点不如上海?

  自清灭,民国时期三十多年,其中日寇占领八年,北京由繁华迅速落败,究其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主要是二条,其一、战乱,不间断的战争使北京失去发展方向,无法凝聚巨大消费所产生的生产动力,没有规划,更谈不上实施规划;其二、封建王朝禁止在京城发展现代工业,使其错失上海那样的机遇。进入民国失去京城地位后,自我造血功能极弱的北京(那时称北平)很快暴露出这一世界最大消费型城市的弱点,衰败无可避免。

  从文化角度说,原本的全国唯一文化中心地位,被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城市所瓜分,逐渐形成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派文化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派(亦称海派)文化,两者相比,前者发展缓慢,成停滞状,后者发展很快,成兴旺状。几千年,特别是元明清七百年积聚的文化具有极深的民众基础,北方社会生活的支撑,巨大的惯性使北京的文化并没有象物质社会那样快速瓦解,这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新中国建立后,再次将京城定在北京,就北京这个城市文化而言,获得了重新倔起的机会。

  中共对北京的经济建设很重视,六十年来,经济发展极其迅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抓住时机大力发展无烟工业,在电子、数字化等领域与中国的工业龙头---上海并驾齐驱。北京逐步由全国“供养”型向自给自足型、输出型发展。

  经济是基础,文化是这个基础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文化产生巨大变化,与上海文化内涵相同的实用理念逐步替代理想主义,拜金主义在京城也很时兴,但不占主流地位,无法与上海、江浙比,更不能与两广、福建比。当今,人们的意识深处,在京城还是当大官是事业成功的标志,而两广福建多数人认为发大财是事业有成的主要标志。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底蕴的差异在起作用。

  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壮大;政治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干部终身制的实质性废除,北京人的文化理念必定向两广福建文化理念发展,那时人们会认为:当官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打工,而自己的企业或股份才是个人的财产,谁也夺不走。也就是说,虚头八脑的理想主义将被实惠的物质利益至上的某理念,或某主义所代替。西方很多国家的镇长、县长、省长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或是生活所迫打工而已,就是例证。

  

 

 
 
北京爷们、娘们之所见

 

  最近去了趟北京,与不少北京知青相会,感触颇多,收益匪浅,谈点肤浅的观感。因接触的大多是同龄人,故只敢说说这些人。

  北京人称成年男子“爷们”,成年女子“娘们”,这“们”字后面带儿音,一般为中性词,如我去某家探访未遇,邻里会告诉主人:有个大老爷们来你家。这不是夸我,而是说有个岁数较大的男人来你家,同样适用于成年女子。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些特殊的语言环境中“娘们”一词带贬义,;相反“爷们”一词带夸耀的褒义。本文所涉这两个词均为中性词。

  先说说北京爷们。北京人对好男人的标准之一是大气,不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小贩侃价不是爷们所为,社会交际广,特别是那些有头有脸的“角儿”认识的越多越荣耀,茶余饭后、酒席桌上吹得神乎其神,至于这些人物与他有什么利益关系则无关紧要。上海男人就“小气”多了,一般只关心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和事,文艺界大腕来上海表演,常常只获得礼节性掌声(青少年例外),就是个例证。

  北京爷们特能侃,语言表达能力极强,奧运期间,出租司机让中外宾客领教了什么是“侃爷”。所侃内容广泛的惊人,一个个都象是普及版的“万宝全书”,什么事都能插上嘴且说得活灵活现,幕后新闻、背景材料详实道来,如同他参与或现场亲历一般。上海男人一般对未亲历的事只说说媒体报导和自己的看法,大多数人不爱听这些“神”侃,因为与自己无关。

  北京爷们关心大事,上至世界国家,下到社会佚事,阅读报纸者众多,闲聊的中心话题不离其右。本人与北京哥们聚会,酒席上不知不觉就聊到这些內容,还有几次谈到中国足球、篮球、美国NBA等,他们中有人对这些球员的熟悉程度令我惊讶,绝对不逊于上海的小青年,笔者自恃对这一领域有所了解,竟插不上话。那感觉就象北京话说的:一楞一楞的。话还得说回来,有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分析的并不到位,瞎咧咧的成分不少。那些学者就完全不同了,水平很高,说出的话有深度,耐人寻味,给人以茅塞顿开的感觉。上海男人大多不太说这些大事,老说这些事的人会被人们误认为:卖弄、嘴尖皮厚之辈。原因是,这些事报纸、电视上都有,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对与个人、家庭、或群体有关的政策等很关注,有闲功夫谈谈股票等比什么都强。

  北京爷们喝酒。我这个远道而来的“贵”客,天天参加酒席,却沒有一次一人向我席前征询:喝什么酒?在他们眼里,爷们喝酒当然得白的,即白酒,而且不可能是低度的,所以,不由分说,上来就斟满白酒是理所当然的。笔者长得五大六粗,却不能饮,啤酒喝不到一瓶。每次倒完一杯白酒,再来一杯“啤”的,白的不动,爷们一再提醒:这是茅台,意思是为招待你们贵客才咬牙把珍藏的茅台酒送上了歺桌,你不喝可惜了。为表达对主人盛情款待的尊重和感谢,总也会装模作样地高举酒杯,然后舔上一口。说真的,白酒对我来说全一个味:辣!现在的北京爷们都不硬“劝”酒了,笔者感到由衷的欣慰。上海人喝酒,主人会在开席前分别征询客人喝什么酒?要白酒的少,多为葡萄酒、黄酒、啤酒,也有只要饮料的。这点,京沪两地是有明显区别的。

  再谈谈北京娘们。男女有别,与娘们的接触少一些,深谈更少,但也有些话说。

  北京娘们孝敬长辈,不知是巧合还是就那样,好几个熟识的女知青朋友都因家中要照顾父母或公婆不能前来参加朋友聚会,有的席间退席声言回娘家或自家照顾长辈。其中有两位告诉笔者:其母身体健康,平时上股市、搓麻将,可晚上和休息日女儿得陪着溜弯(散步),做饭等。在上海一般只有到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时,子女才会陪伴,请保姆照顾很普遍,也有送敬老院的。身体健康的,常回去看看就到头了,老人也不会要求儿女天天陪着。

  北京娘们骂人“损”,这次沒见娘们吵架,可也有个别场合,说到气愤时,娘们骂人不带脏字,可损人到“家”了。记得上山下乡时,有个别女知青嘴上不饶人,发怒时嚷嚷:骂你三百句,不带重复,不带脏字的,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上海女人一般愤怒时,只会说:气死我了,恨死我了!我想上海话里也凑不出三百句骂人不带脏字的话。

  北京娘们服饰比较“土”,笔者在京那几日,气温总在最高三十摄氏度以上,可穿裙子的很少,衣服大多为暗色调,式样也比较老,皮鞋大多是平跟的,不知是气候环境使然呢还是人文环境使然。上海则不同,女人们说:越老越要打扮,越要穿鲜亮的衣装,出门大多是高跟鞋,至少中跟。参加宴会大多戴戒指、项链,也有带耳环等的。两地服饰上的差异挺明显,连我这个老土都感觉到了。

  笔者暗忖:也许京沪的爷们、娘们都能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岂不美哉!也许京沪的爷们、娘们都少一些乡土情,多一些包容、真挚,手拉手、心连心那该多好啊!也许,压根(本来)就无须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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