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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G.S.G  上传: 09-07-06       
 
 
  

  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出差,国内与国外。我有一个想法趁现在走得动时多走走,一来用的是公款,二来与妻子有个约定,等我空余后带她到处旅游。我呢也算是打打前站吧。

  那天,我正在北海道的一个渔村里吃饭,电话响了,同学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对于他的离去我是有准备的,但是没有这么得快,想想也是的,看到他那痛苦的模样,我有时也希望快一点让他告别这苦难的人生。那天晚上我不能自己,久久的泪流满面。

  他与我从小是一个小学、中学。家也住的不远,在去云南的路上我们才熟悉,说实话,在云南的连队里我们也称不上是所谓的“铁哥们”,记得他由于家境不好,有点小气。其余的印象也就不太深了。

  79年大顶替回沪,每年的6月21日的知青碰头会他也时常的参加。他顶替父亲,在菜场的买猪肉的店铺里掌着大刀,有时也给我送上一点猪的下脚(那时要后门),为此我爱人也不一定看得起他,因为每次来都要喝上一顿小酒。后来,由于与领导关系有问题,他自己干上个体了,就很少与我们来往了,因为有了些小钱了。直到他要结婚了要我父亲工厂里的砂做“煤砖”造房屋才与我联系,为此我们在大伏天帮他敲过土坯。不幸的是在他的孩子六岁时得了他的妻子得了尿毒症早早的离开了人世,可怜的他,既做爹又做娘的把儿子拉大。真的不容易啊。

  他其实没有什么病,也许是一种叫“积劳成疾”吧。由于生活的折磨,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同学只有六颗牙齿的就是他了。尽管那样,每次与我借的钱总是按时归还,我也总找机会和理由送与他儿子一些衣物,记得,五年前我送与的衬衫他在聚会穿着时还如同新的一样,为此,我对自己的过度的浪费而感到内疚,也对他的人品由衷的感到敬意。

  他走了,真的走了。我记得,他在连队时时个放牛的。每次上山都会带下来几段木头,如:楠木、红木、柚木等,我记得我的一个书桌还是他打的。

  离开云南,我带回来三样东西,至今在我的新居里用上了,尽管与家装不太协调,但我由衷的喜欢,所以家人只好摇头,无奈。一只傣家的斗笠我把它挂在卫生间里;一把景颇民族刀挂在卧室的门后;一对牛角也挂在餐厅的墙上,上面还插着美丽的野草花。看着这些东西,我常常会想起云南,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

  99年我在瑞丽县的弄岛镇,碰见了原来一起农场的战友,他与一位景颇族的姑娘结了婚,不知是在大顶替前还是在后,反正我记得他们回来后由于住房、工作、语言或者还是生活的原因,不久又选择回去了。这次见到他,我几乎无法想象他连普通话都说的结结巴巴的,更不用说上海话了。生活方面由于承包了小百货店,还过得去。第二天我约好在镇上请他们一家吃饭,中午时分他老婆告诉我,昨天晚上他一夜未睡,一个人静静的在流泪。一早就走了,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十分的理解他那时的心情,我什么都没有说,默默的留下一封信走了。我不想打搅他,因为,由于我的出现,会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会产生孤独感,尽管他们的夫妻感情是好的。后来,他的老婆与我的同学通话,告诉我让他的大儿子来找上海工作,根据他儿子的条件我帮他留了一份安保岗位,终于他没有来,一方面上海没有监护人,最重要的他儿子不会讲普通话。后来我又到云南去的时候,我会悄悄的绕过弄岛镇,我没有告诉他,我不想由于我的出现而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尽管我很想看看他。

  我们回来了,应该讲比起留在当地的同学来讲是十分的幸运的,当然,回来后我们也吃尽了生活的磨难,但比起他们来,还是有天壤之别的,至少,我们的孩子有良好的教育;尽管有城市里竞争的环境但是仍有机会;我们有家乡和亲戚的交往;有知青们约定的见面时的交流。这一切对我们这一代人,这种年龄段的人尤为重要。我有时在想,他们的孩子一定会埋怨他们的父母,为什么献了青春还要献子孙呢?

  我们回来了,尽管迎接我们的仍然是困难,但生活在家乡,周围环绕着亲情,孩子们的成长的环境与状态时不一样的,孩子的健康成长,比我们自己的富有更加好吗?我不是在说教,我当时就是这样与同学“说教”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以将来的希望和可能。

  知青之间的关系好像如同兄弟姐妹一般,不像现在的人到处称兄道弟的,就如如今到处称“老板”一样的称谓贬值。每次我外出,除了为父母购买一些物品外,我第一想到的是我的几个“兄弟”,我也不必为送什么礼物而操心,对于他们想到就是最好的礼品。

  今天的孩子根本就不会体会到什么叫真挚和友情。我记得,一位知青“谈朋友”前,由于经济条件的有限,家里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为了能谈上那个十分不易的女朋友,在女孩要上门的前个晚上,我们几个把家里的收音机、台钟、九寸电视机借给他,几经周折终于把她搞到手,“敲定”了。结婚的那天,新娘子把我们几个骂了数遍,当然,我们成全了铁哥们。现在想起那时的生活心里还是挺酸楚的,要是那个情形放到今天,我想我的一些所谓的朋友,不会那么的“热情”吧。

  不知怎的,最近几年我经常会想起云南,想起那些往事,吃饭的时候我会想起傣家的米饭‘大白谷’;而且吃火锅时会对比四川和云南辣椒的味道;寂寞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与他们打电话、聊天,想想也够怪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现在的生活圈内的朋友倾诉。我可以与知青朋友在很小的饭店里(卫生状态很差的)吃上几个小时,尽管在吃饭前为了防止‘拉肚子’吃了些诺氟沙星胶囊;我喜欢在同学的家里喝上几小时的茶,尽管有时候为了上厕所要转到后面的房屋里(而且那厕所无法进入);那是一种味道,一种友情,一种永远也无法解释的友情,在将来我们孩子的生活圈子里永远也不会再有的东西。我的孩子会从我的电话的声音里辨别出对方来,那种无惧无束的放肆话,对象一定是我的云南知青(当然我没有贬低云南知青的意思,因为我的知青战友是些粗放型的)。

  我们回来了,而且也在磨难中走过来了,生活就是这样的,公平与不公平有时是相对的,想想至少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中,我们的孩子生长在城市中,比起留在那里的同学,老天对我们还是公平的。至少我们生活在家乡的土地里,亲戚朋友都围绕在身边,还有别人没有的知青圈子,尽管我们的经济条件不一样。

  我回去过几次,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农场的面貌尽管改变了许多,平心而论几十年里的改变太小了,我们当时的房屋还在,老工人至今还在使用着。好好的森林都变成了胶林,经济作物只是增加了茶叶,山上的野果和野生动物都变得稀少了。物种的减少,物种的单一,会产生许多的生态问题,如:水土、虫害、气候等等,我所在的地方,政府推出旅游的概念,这是很好的创意,也是改观当地人们的生活状态,但是,当你在一片树林,一派牛群的田野里看到了许多的小砖窑的烟囱时,你会是怎样的感受,我们的当地政府为了民生的无奈。我也体会到当地人缺乏人才与落后的教育。当年曾经诱惑我们的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满地是花生的景像在哪里呢?

  我怀念、想念、思念的云南,不仅有我们的青春、还有我们的友情和当地老工人对我们的呵护,不知这话语是否会招到有些人的反对,但我真的是感受到了,感受过了。尽管我曾经也参与偷过他们的鸡。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忘了我们,他们至今仍然记得我们带去的“文明”。尽管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但我们那时的纯真、他们那时的朴实确实永远留在那个年代中。所以我无数次的告诉我的爱人与孩子,我想念那里,怀念那一段生活,思念那里的人们,是那里的环境,教导我们做人要善良。尽管我们仍然与城里的人们一样有些‘市侩’。

  他真的走了,我不知道人走的时候会留念什么。是想起曾经的欢乐还是痛苦;是留念人间的亲人还是去追随逝去的过去。反正我想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捏泥巴’的时候是公平的,人间遇到的不称心的事情,到了地狱会重新忘却,过一过,洗一洗,又将重新回到人间。我们的后代不就是上帝赐予的吗?也许他得到了彻底的解脱。

  人生真的苦短,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们从少年走到了老年,好像就在昨天,十年的时间我们苦难过,徘徊过,无奈过,也无法左右自己;三十年的时间好像也一晃而过,结婚、生子、努力工作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四十年到了,我们忽然感到自己也已经进入老年人的行列了,有些人退休了,有些人也升级做了祖辈了,对家庭、社会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只是感觉到对自己从来没有恩惠过,我在一些时候确实也与知青朋友交流过此问题,都认为现在到了要善待自己的时候了。人生真的苦短,人生有时真的无奈,如今的我,当知青的时候留给我的烙印与病痛将伴我一生,尤其是风湿性关节炎。

  他的离去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刺激,也告诉我们要在有生之年善待自己,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周围的朋友,你们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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