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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毅   上传日期 2009-11-01   原文登载于林毅的博客  
 
 

  记得1971年冬天,因和四川知青打架,在营部关了20天后回到连队,没几天我病了,一个人躺在床上已两天没吃饭了,因在那年代犯了大错误谁敢来理你啊,那时特别的想家人,总想有人来帮我一下,可我又不想给人家添麻烦。

  到了第三天早上大家都上山干活去了,忽然我的寝室门打开了,我仰起身看见“老嫔郎”[傣族称呼大嫂的意思](她是我们连队指导员的夫人,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她的大名,我们一直亲尼地叫她“老嫔郎”)手里端着一碗白米饭,走到我的床边,轻轻的对我说“趁热快点吃”我双手接过饭碗后,说谢谢您“老嫔郎”。过后她转身就离开了我的寝室,在平时一碗饭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那是在我生病孤独的时侯,在我最最艰难困苦的时侯。已两天没吃饭的我已饿急了,端起这碗上面放了点`韭菜根`做的咸菜白米饭,吃了起来,在当时有这咸菜己是很不错了。我吃了没两口,筷子扒到饭下面有硬的东西,用筷子一夹是块狗肉。我闻着这块香喷喷的“狗肉”。

  我的眼睛湿了,泪水再也克止不住了,哗哗的从眼眶里流了下来。我双手捧着这碗沉甸甸的大米饭,感慨万千再也吃不下去了。

  啊!多好的大嫂,我默默得对自已说“一定要记住!”在云南东风农场十分场五队有位和蔼可亲的“老嫔郎”。

  到了1973年夏天,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时,我们指导员方德旺,带着他的大儿子‘小宝’到昆明看病,他送我到火车站时,我真想把他儿子带到上海去玩,可一想我是刚犯了大错误的人,把他小孩带去上海,人家会说我“拍马屁”。所以我没带他来上海,等我回云南时,我父亲给他儿子,买了一把电动冲锋枪。我妈妈给“老嫔郎”买了件淡灰色的“的卡”两用衫。我妈妈说是感谢“老嫔郎”“老方”俩口子,在云南对我的照顾。我又送了些糖果,香肠.火腿。

  1976年老方因“冤假错案”他被撤消了指导员职务,他们全家调到了一连去当了工人,此时我也该第二次探亲了,于是我把“老嫔郎”六岁的二儿子从云南带到重庆玩,又从重庆乘船到了上海。在云南的路上,有知青问我“这小孩的父亲肯定是个当官的吧?我说以前是的,现在不是了。因我在艰难的时侯是他们-家照顾了我,现在他落难了,我理应给他一点安慰了。

  到了1979年的春天,我们知青要离开,这生活了九年的云南东风农场,返回上海了。我把从上海带去的“双抽屉的被头箱”铝的水桶.煤油炉,所用的东西全部留给了老方他们,和他们一家依依不舍的道别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我顶替父亲进了上海挡圈厂,当了名电火花模具工。由于刚进厂工作,学习很忙,在上海呆了六年后,86年因“家庭”我又调到了重庆工作。在这期间一提到云南当知青时,我就会牵挂“老嫔郎”和老方,不知道他们现生活情况怎么样?。后来听说”老嫔郎“生“癌”去逝了,当时通讯不畅,固一直没能联系上。对我来说想能见到“她”一直是埋在我心里的一个心愿!所以她的离去使我很是痛心,在此,我对在天堂的“老嫔郎”说声谢谢您!在云南对我的照顾和关爱!“老牛鬼”(她对我的称谓)会永远记住您的。

  到了2004年我队重庆的知青来上海,我们聚会时,又讲起了云南,又一次的提到了老方,“老嫔郎”。这时一队的“小黑皮”说他去了云南见到了老方有他的电话呢。我一听高兴得很,马上叫他把号码告诉,我拿起手机打了过去,铃响后对方传来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那是二十六年了,一直没听过的声年音啊,我说你格是‘老方’他说是呐,我说我是 ‘老牛鬼’。

  没等我说完,其他知青立即把手机抢了过去,十五位知青一一和老方通了电话,在电话里得知他已退休了,想回老家安度晚年,但他有个愿望,想把他的小女儿,弄到昆明去。这时‘张际平’说“到昆明他有办法”,张是73年在五连时由‘老方’推荐他到上海华东师大读的书,现在是华师大‘博导’他说过几天刚好要到昆明去开会,我们大家说这个忙你一定得帮。

 晚上十点回到家,我又给‘老方'打了个电话,我说你现在情况怎样,有空吗?我邀请他到上海来玩,他说想来,没有钱啊。我说“我把路费给你寄去,同时也和他说了‘张际平’过几天到昆明去,他把银行卡号告诉了我。

  第二天叫我夫人,去银行打了两千元过去。到了下午我队的‘居德珍’打电话给我说老方钱没收到,我赶忙给老方打电话,说现在银行下班了,明天去银行查一下。第二天我去银行,工作人员叫我,再打十元试试看,但还是打不过去,我急了我把情况和他们说了,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时,他们马上打电话和大猛龙银行联系,原来他把卡号弄错了,这笔钱还在景洪还没到大猛龙,工作人员说等他来时先给他,

   我立即给老方打电话叫他去拿。

  

 

  一星期星后,老方和他现在的妻子一起到达了上海。我们五队的,一队的和老八队的部分知青,前往车站迎接,分别二十五年后再相见!大家和我们的老“指导员”紧紧拥抱,每个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花”,那是在西双版纳,共同战斗生活了九年的“战友情意”啊。

  晚上,我设宴为他们夫妻‘接风’。当晚原“十分场党委书记”赵凤巧,也赶来看望以前的战友。我们分别已有二十五年了,有说不完的话,和了不完的情。
  在上海的两个星期里,原先一队的、五队的、八队的,和场部的知青们,每天都有“聚会宴请”。遗憾的是,我们全体知青,所尊敬和爱戴的“老嫔郎”不能再和我们相聚了,但她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们知青的脑海里。后来我队的“重庆知青”们知道后,也邀请‘老方’去重庆。我想让他乘船看看“长江三峡”。于是我联系了,我在重庆‘开船’的好朋友,(他以前是河口农场的‘知青’)原[江渝14轮]的‘大副’。他一口答应我说:“行”免费给按排个[二等舱]”,谁“叫”我们是“知青”尼。

   离别时 ,大家买了很多“礼物”到“十六铺码头”为他们夫妻送行。我们大家再次紧紧的握手拥抱,没有语言,只有那埋在心底里的“红土热血”的战友情谊。

  “汽笛”拉响了,船缓缓地离开码头,我们频频挥手,再见了“战友”我们目视着他渐渐的离开上海,一星期后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又有我们的“知青”在迎接他呢。(他在重庆玩了两星期后,知青们给他乘的“飞机”回了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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