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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叶铁淳     上传日期 2009-11-23  
 
 

  我的颈椎病是知青岁月落下的旧痒,所以碍于阅读,偶尔看到孙向荣有关云南咖啡的文章,很有感触,正是云卷云舒,让我推开前尘云烟,搬出陈年八古,也来说一下我和云南咖啡的故事。

  景洪往大勐龙方向,现在叫景大路上有两个科研单位,坐南朝北是中科院药物研究所,里面有个上海老大学生叫俞海琪,原十三营七连的山洼里有一块药物所的试验田常能看到老俞穿着香港衫穿梭于此,因为大家都是上海人我两成了好朋友。我们所谈都是书画博古之类,据说他父亲和陈望道、郭沫若曾是同仁,他因出生不好被分配到云南,的确我在他那里关好门窗曾看到过郭沫若、梅兰芳等人的真迹。除了这些,在药物所还第一次看到咖啡树。药物所不远处坐北朝南的是热作所,我的同学梁昌伟(现居美国)不久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这里。所长王可(宏达口服液的创始人)很器重这个门生,把业务全交给了他,有了钥匙他陪我在所里到处看,奇花异木中我又看到了咖啡树,原来我们没有到云南,景洪已有咖啡树,这是咖啡给我的第一次印象。

  七九年二月昆明城里到处高射机枪林立,所有的大型车辆一律归省里统一调度,我也随返城大军伧偟逃回上海。到上海做火车司机虽然不错,但机械的日子没什么好陈。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乏味时就到云南省沪办的长安大厦去客坐。当时昆明市府办公室主任S也调到上海,我们常常相谈书法艺术,主任是J老先生,据说他和朱熔基曾是同事,长安大厦是朱熔基任上海市长时由J老先生一手策划盖起来的,我们帮他把家搬到中山公园,不久他退居二线了。新来的主任是原省化工厅厅长L,浙江硤石人,无架子很有亲和力,我们合得很好,因而常到二营五连黄渭宗的锡园餐厅互酢,同时我协助他们办起了沪办招待所商品部,准备引进云南咖啡在上海销售。刚好原副省长的孙女L任副所长,她先生Y也是上海知青、原昆办上海主任、红塔上海管理集团总经理,他们非常支持我在上海推广云南的产品。这时云南民院外办的刀晓勤到上海来接父亲刀世勋(末代傣王、省政协副主席)一行从日本访问归来,还有刀述仁(傣王的弟弟、云南省佛协主席、中国佛协主席)。他们戏我说的版纳话还带着牛粪的香味,把衣服换了就成宾农了(傣家人)。听说我想在上海推广云南咖啡,傣王把他的外甥董志华(云南咖啡产业公司总经理)介绍给我,董是原黎明农场昆明知青,和马其龙是战友。不久董来到上海考察市场,都是农垦出来的人,一见如故,在上海发展云南咖啡是我们不谋而合的目的。这样云咖在大华买了房子,我在上海和尼克松推销可口可乐一样,做了云咖在上海的代言人。云南咖啡在上海发展过程中,曾得到解放日报的倪安和、文汇报的邵益山和姚惠玲以及新民周刊的雍和、上广电沈梅华、香港商报吴刚等媒体人的指导和帮助。梁厚甫先生对云南咖啡也赞不绝口,还写了《嗜咖啡者言》,盛赞云南咖啡的风味,“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有几回闻”有一次上视纪录片编辑室刘家桢还问我要了一份云南咖啡的宣传资料为他们存档。(多年前,我还给他一本《勐龙印迹》,这是题外话)。云南咖啡从举步维艰到和上咖、德国美乐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可谓一炮打响。当时老锦江、国际饭店、和平饭店、虹桥宾馆、东方商厦、华联超市不一枚举都是我的客户。最有意思的是香港狄宝娜咖啡公司,日本著名品牌“莫斯汉堡“公司的老板,都是喝了我的咖啡后,携着咖啡的余香,派专人追寻到我。后来秦怡和陈刚也闻讯找上门来,要和我们合作,结果他们的电影沙龙也用了我们的咖啡,可见云南咖啡还真有魅力。云南咖啡无容置疑在上海成了一个品牌,让人耳目一新。

  云南咖啡成为今天中国咖啡产业的代表,并被世界咖啡业认可,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咖啡的历史人物张宝成。张是原延安西路旧上海咖啡厂的经营者,是一个具有民族品性的资本家,他深习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七十年代始孑然一身、离乡背井,把自己深埋在潞江大峡谷,呕心沥血培育中国咖啡,他对事业执著之精神至今无人及其项背。他有两个助手,一个是原为龙兴岐开吉普的沈祥林,另一个是杨壁的外甥白家林。他俩跟着老头子蛰伏于大山腹地,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卧薪尝胆终于培育出中国的阿拉毕卡(RLABICA),俗称小粒种,官谓“潞江1号”令国际咖啡组织(ICO)瞩目,在一次交流中,我曾经和国际咖啡组织的凯瑞(Kari)先生交谈过,作为国际咖啡组织的高级官员,世界著名的咖啡专家,他走遍了世界任何角落,并品尝了所有产地的咖啡,但对云南咖啡还是情有独钟。他说:云南自然资源条件完全可以产出较高品质的醇和型咖啡。虽然是通过翻译,但我们谈得相当尽兴。最后他把自己别在胸前的国际咖啡组织徽章赠予我,并握着我的手表示希望能再见面。中国是咖啡小国,当时尚未加入国际咖啡组织,我仅是一个公司的代表,而凯瑞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平易近人,作风踏实,这在国内很少见,让人回味。九十年代云南咖啡得到欧盟驻华代表处的首肯。由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列项予以支持,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咖啡体系。咖啡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云南咖啡在上海的活动也引起了市政府的注意,记得那次夏克强副市长也来了,在听过我对云南咖啡的介绍后,他也很有兴趣,并吩咐秘书问我要了一份有关云南咖啡产业的资料。而当云南咖啡业蒸蒸日上,名至世界之时,张宝成却收拾行囊,在中国的咖啡视野里悄然消失了。云南咖啡的主业在农垦,张宝成也一直在农垦咖啡这块土地里,他的离去实是云南农垦咖啡业的遗憾。世易时移,我却一直惦记这位咖啡老人。后来我在中央台“神州风采”专栏看到张宝成的专题介绍,可惜当时他在美国客逝了,为此美国的主流媒体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张宝成的来龙去脉,他的知名度可见一斑。喝水不忘开井人,况顾历史,国内嗜咖啡的人氏不知有多少知道这位堪称中国咖啡的奠基人。

  九十年代初,张宝成的外甥从沈阳到上海,秉着他外公的资深,重新扛起张宝成在旧上海创立的“CPC”牌子,(该牌子大约是凯司令的前身),在茂名路设点,一个人忙得汗流浃背,背着咖啡机淹没在南京路、淮海路的茫茫人海里。虽然西装革履,但张宝成的老土地,铜仁路上的上咖馆也不认他,可见世态炎凉。半个上海人,终因世风难挡而不入上海风情,折戟沉“海”和他外公一样,在咖啡圈子里销声匿迹,呜乎哀哉!

  余言未尽,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大家并不熟悉的上海女知青,她叫顾爱群,原任过四营机务连的文书,顾是上海卢湾人氏,她的老怪(云南话)是原团部车队的小湖南曾石生。她俩长期在云南咖啡行业里摸爬滚打,九十年代在勐腊购置了3500亩土地,建立了勐腊合成种植园,梯田种橡胶,林带种咖啡。当年曾邀我去云南管理农场,我却上有老下有小而未能成行,多年前她俩的经营规模已逾亿,如今已是咖啡行业中屈指可数的成功者。这次场庆我在四分场碰到她们,她们还是那样谦虚,唯一变化的是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留痕。曾石生握着我的手说:“小叶,现在生活倒是没什么问题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浮、不虚、不吼。我觉得要成为大器,必定是海量。他俩原都是云南咖啡产业的员工,当大家都围着计划经济的锅灶吃苞谷饭时,他俩却独辟蹊径去寻找咖啡园里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林地,走尽坎坷,终于有了今天。我很佩服他们的胆识,功夫不负有心人,深埋在茫茫荒原里的种子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他们是种瓜得瓜者!

  每思及此,总有一番感慨。


                   叶铁淳
                 200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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