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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余杰  上传 09-10-17
 
 
 

 

  《史纲》贯穿的是浓烈的“世纪”意识。金教授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在这一百年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苦难;也是在这一百年里,社会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作者看来,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目标。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在《史纲》里,金教授认为提出了自1900年起的百年中国有“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在这三次历史性的巨变中,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龄的人至少经历了两次。

  读这些历史书籍,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是知青问题。

  1、关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现代人讲述历史有着较大的难度。在《史纲》里金教授始终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回避重大的历史节点的关键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介。

  就“文革”期间发生的上山下乡,金教授在讲述这个历史事实的时候,详尽地讲述了当时的背景情况。

  其一、政治上,1968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

  《史纲》中认为:“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九大做准备。会议内容中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件是要对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统一认识,另一件是要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从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两年多了。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事态的发展,对它持有怀疑以至反对的人日益增多。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还是第一次;但毛泽东的基本意图显然仍是要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

  坚持“文革”的错误是这次全会的主调。在这样的前提下,继续“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成为全党的主要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仅仅过了两个月,代表“文革”新生事物的上山下乡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经济上,局势混乱,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史纲》在讲述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情况的时候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局势最为混乱的两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有三年,那就是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六年,而前面两年比后一年下降的幅度又要大得多。”《史纲》中例举了许多数据对此加以印证。

  那时,大家都在“闹革命”,企业不生产、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积压在各个学校的大、中、小学生怎么办?最终的结果只有到农村去这样一条路可以走。

  2、重视两件事情的研究

  在《史纲》里,金教授特别指出:“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件社会影响面很广的大事:一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件是干部下放劳动。”我感到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两件事情同时的发生,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许多复杂的背景。

  对于我们知青的上山下乡在各种传媒中已经有许多的讲述。但是,对于同时发生的干部下放劳动一事的研究还是不多。现在能够看见的是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对于这件事情的起因、发展、结束的理论研究确实很少见。

  《史纲》里是这样记载的: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改变政府机关人浮于事的状况,本来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随着‘斗、批、改’中‘精简机构’的提出,这个问题更突出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到这年十月,已有学员五百零四人,主要是原省直属机关干部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耕种三千多亩土地,还办了小型工厂。

  这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在‘编者按’中说:‘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报道中引用了一个学员的话:‘进了五.七干校,有千个变化,万个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劳动者、由‘官’到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才真正触及了灵魂。不论你‘官’有多高,锄头镰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同天报上,也发表了毛泽东的语录: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这以后,中央各部委和各地纷纷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包括不少省部级领导干部和著名知识分子)下放干校或工厂、农村,从事连续数年的体力劳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就集中了大批文化人。著名作家陈白尘回忆道:‘这是当时北京文化艺术界人士‘荟萃之所’,据说总数应达一万人,实到的已有五六千人。单说作家,我就见到过冯雪峰、沈从文、张天翼、谢冰心、臧克家、楼适夷、严文井、李季、郭小川、孟超、韦君宜、侯金镜、冯牧,以及张光年、李又然等等不下百人。’(陈白尘:《忆云梦泽》,《咸宁文史资料》2000年第1辑,第4页。)他们在那里一般生活了三年多,从事种植水稻等劳动。”

  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去,本质上与知青的上山下乡是一样的。这里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与知青问题不同的是,干部的下放政治因素大于经济的因素。

  同样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事情,同样是从城市到农村,同样是打着“反修防修”的革命旗号,同样是以劳动为主要手段进行所谓的思想革命,同样以失败告终!发生的时间和环境是在同一时刻,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必然结果。

  金教授提出把两件事情一起来研究室很有道理的。历史存在许多的迷雾,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往往会产生一些偏见。把一些历史的现象联系起来,全面地、系统地去看,或许能够看出一些问题来。

  当然,比起知青轰轰烈烈地纪念上山下乡的各种活动来说,这些曾经下放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在今天似乎显得更加沉默一些。其中的原因令人寻味。

  3、怎样看待知青的上山下乡

  《史纲》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这个问题时,是从建国以后开始的上山下乡谈起,这是实事求是的一种态度。因为现在一谈上山下乡,好像就是在“文革”期间发生的。其实,这件事情在“文革”前已经存在了。金教授引用了郑谦、张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3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88页)中的论述,“当时,这是作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解决城镇部分中小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以大量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远落后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毛泽东的思考中,知识青年下乡还包括着比就业更为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这就是推动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永远不要脱离群众,永远不要脱离实践。”《史纲》里还特意例举了徐建春、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著名代表人物。

  《史纲》在论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时,很明确指出:“这场运动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许多人在农村中生活长达八年至十年,中断了学校学习,有的失去继续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各行各业人才的‘断层’现象。”金教授引用了刘小萌写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里的一段话:“据统计,国家在‘文革’期间少培养了一百多万大专毕业生和二百多万中专毕业生。许多知青文化基础单薄,回城后年龄偏大,难以胜任技术性工作的要求。”(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851页。)

  所以,金教授在《史纲》里对于上山下乡做了这样的结论:“在短时间内送这样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许多地方缺乏必要的准备和照顾,难以安排。在一些坏人掌权的地方更发生残害知识青年的问题。以后又出现许多‘走后门’的现象,一部分有各种关系的人通过招工、招生、招兵、提干等多种方式回城,使其他人感到不平,丧失工作和生活的热情,败坏了社会风气。由于它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4、几句题外话

  四卷本《史纲》在以后的篇章里,对于知青再也没有提及。

  二十世纪,整整一百年啊。放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看见的上山下乡问题、知青问题确实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可能浪花也算不上)

  那么,我们自己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还有没有必要躺在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大返城等等事情这些“光环”里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过去的辉煌也好、丑陋也好都已经过去了。社会、国家、每个人都是需要向前看的。总是在惦记着昔日往事的人是跳不出那些无谓的“光环”的。

  历史在发展,事物是变化的。当我们明白我们仅仅是这条历史长河里的一点水而已,心态也许会好一些。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去回顾、思考!

  《史纲》厚厚的四本,需要好好琢磨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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