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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德玉辉 原云南东风农场北京知青

           

发表于 2005-12-20 至 2007-8-16
我爱烟台论坛
『 文化沙龙 』 『 梅兰书吧 』

 
 

 

自序 -- 并非多余的话

  多少年来,我一直希望有个机会以自己的叙事习惯,把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告诉年轻的朋友。他们太幸福了,除了汽车、电脑等物质上的现代化之外,还有一大堆时尚的、令我辈可理喻或不可理喻的生活方式。尽管有些事情让人看不惯,但必须承认,他们身上有前人无法超越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我不能作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以保守的观念看待当今的一切;同时也想让他们明白,生活中还有艰苦奋斗和高尚的追求。

  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和作为,但我始终认为给年轻人讲讲过去没什么不好,起码可以了解历史,温故知新。问题是怎么去讲,又讲些什么?说你受了多少苦,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说你享过多少福,他们更不会相信。我多多少少还了解这一代人,他们只相信鲜活的事实,而不会从心里去理会空洞的说教。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用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并以他们乐于接受的语言去告诉他们国家曾遭受过的磨难,而在磨难中党和人民又是怎样用赤诚的心去铸造民族的灵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已成过去,我不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要经受那种炼狱般的折磨,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正视历史,担起责任。

   (照片:恰同学年少,风华正茂。 1970 年元旦,一群着节日盛装的知青行走于乡间小道。)

(一)

  除了“屯垦戍边”,我没有别的选择

  正常人好象都有一种本能,年代越久远的事在大脑里就越能清晰地闪现。尽管导致全民遭殃的文化大革命与现在相隔三十多年,有些事我却总感觉发生在昨天。

  在那动荡混乱的年月,不知是国家出于无奈,还是真想让年轻人“滚一身泥巴,踩两脚牛屎”,与贫下中农结下不解之缘,总之“上山下乡”成了多数学生的唯一选择。“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革命口号,“老三届”的学生自然应该奔向那里脱胎换骨作为一番。再说,不到农村去,好象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出路。虽如此,我们学校还是召开了几次动员大会。我这人比较明智,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没让驻校的军代表多费口舌,便主动报名去云南边疆,成了“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模范。有生以来,我的名字头一回上了学校门口的大红榜。

  公元 1969 年 5 月 13 日,北京站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我站在人群里伸头探脑、东张西望,努力寻找为我送行的爹妈,但脑子里却在想象着当年红军离开苏区北上抗日的情景。说实话,我真想给北京留下一个激烈壮怀的“英雄”形象,起码也要让爹妈那两颗依依不舍且忐忑不安的心先踏实下来。因为,在出家门的时候,妈妈的神情已经让我明白了一切。虽然在我更小的时候经常被她支使干些打酱油、买醋之类的活计,但这次不同,十七岁的儿子要穿越千山万水去远行。

  为我们送行的同学不少,大部分是经过军代表多次谈话,但依然以“体弱多病”为由赖在北京不想走的主儿。

  在站台上,大家开始还有说有笑,相互扯着同学四年所发生的逸闻趣事。到后来情绪就不对了,扯着扯着便有人抽抽嗒塔抹起了眼泪。上了火车,护送我们去云南的军代表下了一道命令,为了安全谁也不许打开车窗。这哪成?几个火气大的高年级的同学拧住军代表的胳膊,大家趁机打开了所有的窗子,与下面的同学紧紧地拉住了手,但互相已经听不清在说什么,此刻只有哭声。站台的铃声响了,火车一声长鸣缓缓启动。突然,不知是谁将丹田之气韵到了极限,把哭喊声一下子提高了若干分贝,大家如同受到瘟疫的感染,立时声嘶力竭,车厢内外悲恸交响、激情奏鸣。一场世界上最难听、也是最震撼魂魄的合声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大概是受了刺激,直到现在我都不大愿意去机场送人,实在受不了那种泪眼相对的情景。

  驶离了北京站,大家的情绪稍有缓和,想想刚才的情景,哪有什么预想中的壮怀激烈?个个都是鼻涕眼泪一大把、一副经不住磕碰的德行。不过话也难说,笑有时可以装出来,而哭大都流露的是真情。

  火车行至丰台,班主 任赵 老师要下车了。他两眼通红,象对大人一样和同学挨个握手。我是他最得意的门生,话就自然多些。“没事多写写,千万别荒废了自己,你们这届学生好歹也是凭本事考进来的,咱们学校是北京市重点,可我没能教你们更多的东西,往后要靠自己了”。想不到,老师虽然在那抬不起头的日子里饱受摧残,但骨子里却依然对自己教书育人的事业充满忠诚。

  少年不知愁滋味,当时的冲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车厢里便逐渐的安静下来,只有个别心重的人还在那没完没了啜啜抽泣,弄得大伙挺烦,也懒得去搭理。令人不解的是,往常最活跃的军代表王排长正趴在小桌上哭。一个同学走过去,没大没小的开了腔:“哥们,把我们活着发配到云南你马上就回来,有什么可丧气的?王排长挺不好意思地用双手抹了把眼泪,长叹一声:“我本来挺乐呵,听你们这帮小子一嚎丧,就想起了河南的老娘”。

  中国疆域之大是我做梦也无法从地图上能够体会的。尽管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瞒着家长纠集几个同学,借革命大串联之名云游过湖南、江西一带,但真正让我理解“广袤、辽阔、无垠”等等这些词汇的含义,当属这趟云南之行。

  列车昼夜兼程足足走了四天。大部分同学的小腿出现了浮肿。号称经过千锤百炼的王排长早就没了精气神。其实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就是钢筋铁骨,经过这几天硬座车厢的苦熬也快散架了。车到昆明王排长说了一句心里话:“从河南入伍到北京我就觉着够远的,想不到你们当个农民还要跑到天边”。身旁的同学拍了拍他的肩膀,怪声怪气地说:“你小子以为到地方了?告诉你,还有四天的汽车路等着弟兄们颠腾”!

  昆明站外早已有四十多辆大卡车在迎候我们,每辆车的槽梆上都贴着标语,“热烈欢迎首都知识青年参加边疆建设”!此时我们已是人困马乏,面对欢迎的人群个个呆若木鸡,没有半点激动的反应。戎装在身的王排长见状觉着有些欠妥,便铆足了劲亮开嗓子带我们喊了几句口号,但和者寥寥、音韵不整,弄得他挺扫兴。事后,王排长要求我们要注意首都知识青年的形象。我心里说,累得底气都没了,还来什么虚的。

  经过两天的休整,大伙又有了精神。第三天开始驱车奔向西双版纳。

  云南的风光真好,绝对不辱“彩云之南”这个幻境般的称谓。但美中不足,公路修得太差。车队浩浩荡荡,一路红尘飞扬,搞的我们灰头土脸。最吓人的是山路蜿蜒曲折,司机稍不留神就会连车带人翻到山下。开车的师傅是北方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据他自己讲,驾了近二十年的车,什么险情都遇到过,就是大难不死。“小子们放心,摔谁我也不能摔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话是这么说,几天的山路依然让我们这群怕死鬼胆颤心惊。

 

 

(二)

  边疆人民淳朴坦诚,但欢迎会开得我心里挺别扭,搞不清在贫下中农眼里,知识青年算那路人?

  “山路十八弯”。假如没去过云南乍一听这话就已经晕得找不着北了。等到了云南你才发现说这话的人真没见过世面。由于地质、地貌等原因,使得云南铁路交通先天不足。境内人员及物资往来几乎全靠急弯险坡的公路。

  我们搭乘的几十辆卡车排成纵队,集体进发,气势仿佛当年“二野”大军入滇。

  刚一上路,大家对沿途风光指指点点,兴奋不已。可开车的师傅却反反复复在嘟囔,“晕到云南,晕倒云南”。最初我们也不明白究竟什么能让人“晕”?但几天的路程下来,大伙被“晕”得刻骨铭心。那种感觉丝毫不亚于对飞行员进行的体能测试。能扛过这一关,只要个人愿意,组织批准,大都可以驾机翱翔蓝天。

  数不清的弯、搞不清的坡、辨不清的方向、颠簸的车。整整四天,我被弄得晕晕糊糊,腾云驾雾般好似到了九霄云外。但每当看到不知何时翻到山下的汽车残骸后,又如同恶梦惊醒,脊梁沟飕飕直冒冷汗。想想钢筋铁骨都摔得七零八落,何况爹娘生养的肉眼凡胎?司机只要稍不留神,大伙肯定粉身碎骨直奔黄泉。至于晕不晕倒是小意思,大不了吐人一身招顿臭骂。只要平安到达,给开车的师傅磕头当孙子都心甘情愿。

  操握着我们这群黄口小儿生死大权的司机到底是老手,摆弄汽车犹如牛刀杀鸡,凭着在朝鲜战场躲炸弹的看家本事,一路手脚紧忙,左拐右转,硬是把一车鲜活的生灵有惊无险地“晕”到了国境线边上的勐龙坝。

  呕吐、红尘和高原反应搞得我们个个面目皆非,神鬼莫辨,几乎丧失了下车的力气。都这样了,仍有“仁人志士”感慨抒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本来接纳我们的边疆农场准备召开欢迎会,一些生产队的头头见这群分不清男女的“土猴”神情恍惚,疲惫不堪,如同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于是便有人动了恻隐之心。“还是让娃娃们先跟我们回队休息一天,洗洗衣服、洗洗澡”。后来我才知道,说这厚道话的是我们一队的队长老万。

  既如此,农场领导同意欢迎会暂缓。而后不知根据谁的意愿把男女成双搭配分到各队。我们队六男、六女,因为是男校的学生,根本不认识同分一队的女生,所以相互都不搭理,恪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

  老万带来了几个帮手和一辆水牛驾辕的破车,大家动手把各自的行李搬到车上,然后尾随老万艰难徒步,连磨带蹭地向我一干就是十年的生产队挪动。

  生产队的路口,早已站满了欢迎我们的男女老少,其中几个手持锣鼓,绷着浑身青筋,玩命地敲敲打打。就连旁边的曼勒寨也出动了不少傣族群众,象当年北京人在街头围观外国人那样好奇地围住我们品头论足。

  生产队的布局象个“回”字形,四面是土坯房和茅草房,中间是操场。在土坯房的墙上有若干幅图腾式的毛主席画像。据老万说,这些作品均出自一队的革命群众之手,无论画得如何,要的是这份忠心。

  当晚,队里给我们召开欢迎会。会场前排摆了一溜长条凳,显然是我们就坐的地方。经过洗涮,大家还原了本来面目。虽然高矮胖瘦参差不齐,但青春年少是共同的特征,人人一张孩子脸。入场时听见有人感叹:怎么是一群娃娃?

  支书老杨宣布大会开始,马上有人起调,全体唱了一首东方红,然后就是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类的祝词。之后,老杨神情庄重,诵读了以欢迎为内容的讲话稿。这种照稿发言的形式在当时极其少见。等轮到群众发言的时候,场面显得有些混乱,老同志争先恐后,生怕逮不着机会。有的人三言两语充满诚意,有的人车轱辘话旋来转去,没结没完。还有的发言则令人心中不悦且忐忑不安:“我向毛主席保证,让知识青年在这改造一辈子,扒掉几层皮,直到他们彻底脱胎换骨,丢掉资产阶级臭思想,把心变红”!

  会场中纷杂之声漫无边际,各路“豪杰”信马由缰口无遮拦。杨书记见状颇为担心,怕再有人没心没肺地胡言乱语,得罪了首都革命小将,让一个好端端的欢迎会变了味,便适时地堵住了老少爷们的嘴,并鼓掌邀请知青代表讲话。此刻,大家你推我让,最后一致举荐高年级学长,我们心目中的大秀才张立发言。

  喝过点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张立起身挥舞了一下手中的红宝书,清清嗓子,以标准的普通话,从宏观形势到局部特点,从知青的责任到党对贫下中农的重托,分门别类款款道来,直说得众人目瞪口呆。经过这番亮相,当地人方知来接受再教育的这帮半大小子和丫头不好糊弄,起码舌根子上的火候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后来,张立以出色的文笔奉调新华社云南分社,并在自卫反击战中出任首席随军战地记者,两篇署名大作曾以整版篇幅刊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

 

(三)

  艰苦的劳动使我贴近了与贫下中农的感情

  当时有句流行口号叫“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但是一场欢迎会弄得我脑子里杂乱无章,闹不清贫下中农之所想,险些动摇了“上山下乡”扎根边疆的信心。我念书时曾受过信奉上帝的音 乐 老师调教,对主旋、意境、节奏基本清晰明了。但对这场欢迎会我却找不着调。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与贫下中农为敌谁都不敢,搞不好,那年头随便一个罪名就能判你三年五载,然后便半死不活于“专政”的拳脚之下。但是老万一席话减轻了我们的心理负担。“这的人没文化,听说知识青年属于小资产阶级,又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就犯了糊涂信口开河,其实他们没什么坏心”。

  我所在的生产队组建于 1958 年。人员主要来自部队的复转官兵,后来随着橡胶种植业的发展,又从湖南礼陵县招来一批农民工,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有了零零散散的城市青年支边就业。队里的“五八林地”就是当初官兵们最早种植的胶树,已高达 20 余米,主干直径已有四、五十公分,并开始产胶。那时的生产队几乎都是沿着国境线的走向分布,所谓“屯垦戍边”说白了,就是种橡胶、保边防。

 

  经过两天的休整,我们开始进入接受再教育的主题——劳动。

  虽然上学时也曾下过乡,但干的都是些掰棒子、看晒场之类的活计。按老乡的说法,要不是扛不住公社的摊派,倒找钱都不让你们这帮学生来。一个个苯手笨脚,还不如“大肚子”婆娘 和老 太太。

  队里发给我们每人三件家伙,锄头、砍刀和一把头带弯钩的长柄涮刀。涮刀的模样颇似连环画书里关公用的那把主战兵器。老万看我握锄的架势嘿嘿直笑,“你怎么瘦成这样,胳膊还不如锄把粗”?的确,我当时身高一米八一,体重只有九十八斤。据说医学上把这种体形称为“无力型”。对老万善意的嘲笑我不甘示弱,“万大叔,您别乐,就我这身板绝对是文化人形容的仙风道骨”。老万不明白所言何意,我干脆厚颜无耻地胡乱演绎一番:“您看我倒背双手,缓步前行的姿势,像不像经纶满腹的贤达雅士”?老万更不明白了。站在一旁的同学见我胡邹八扯有点离谱,立刻不失时机地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连铺带卷把我一通恶心:“别臭贫了,光吃不长肉的白眼狼,留神干活把胳膊甩折了”。

  五月的西双版纳已进入雨季,有时稀稀拉拉一下几天;有时则晴空霹雳暴雨滂沱。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农工身份参加的生产劳动,就在雨中。

  那天,我头戴斗笠,身着长裤、背心,手里提着“关公刀”,随着大队人马上山砍除橡胶林里的杂草。带班的队长和其他几个老家伙见我这副打扮都说不行,光着胳膊会被比人还高的茅草划伤。我则固执几见,既来边疆就要把自己练得糙皮老脸刀枪不入,挺大的活人还怕几根草?再说了,那不是还有光着脚丫子上山的吗?与我搭伴的昆明老“知青”悄声低语:你跟他们不一样,这些人是从小在山里野大的。不听劝没关系,到了山上你就明白了。

  老实说,刚到半山腰我就明白了。不足一米宽的小路全是烂泥,两旁密密实实的杂草一人多高,遍地生根。可怜我那两条麻杆粗细的胳膊已布满了划伤的血道子。连草丛里的蚊子都欺生,不到一支烟的工夫,身上就肿起了无数红包,奇痒无比。更现眼的事还在后头,当地人上山就靠双脚,我却手脚并用,连蹬带爬,外加别人连拉带拽拖到工地。有好事的人打趣:“真是城市长大的少爷,明天出工给他绑副担架,直接抬上来得了”。

  此时,我已被雨水淋得透湿,狼狈不堪。有人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让我喝上两口。“娃娃别怕,壶里是酒,喝!淋了雨别落下风湿病”。就这样,我喝了人生的第一口酒。

  当我坐在山上一蹶不振神乱气短之时,忽然发现裤腿里流出血来,赶忙撩起一看,五六条旱蚂蝗早已吸附在腿上吃了个半饱。那时我在想,西双版纳万物生长,怎么就没有我喜欢的东西?

  开始干活了。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左抡右砍,虽也是手起刀落,可荒草依然不倒。和我搭档的兄弟见状忙过来支招,“你这哪叫涮草,站稳了齐着草根抡刀,记着使劲,没劲再快的刀也不行。还得记住,刀把一定要握紧,否则刀飞出去会砍着人。我先躲远点,草砍不倒是小事,真要砍着人可是一刀见血”。

  按照明白人的点拨我试了两下,果然奏效,一人多高的杂草齐刷刷的倒下,心里立时有了成就感。

  城里的孩子确实欠练,不到十分钟,胳膊就像被抻了一样,抡刀的力气已经丧失殆尽,任凭我鼓足干劲,也仅仅是心有余而已。

  劳动怎么这么累?不干不象话,想干又干不动。一旁的搭档凑过来,“别着急,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歇会儿再干”。说着便递过来一支烟,还替我点上了火。第一次干活、第一次喝酒、第一次抽烟。正事还没学会,后两当子事却让我很快着迷上瘾,成绩斐然,以至大半辈子受害不轻。

  少顷,天空放晴,大太阳把浑身的湿衣服晒干。紧接着又开始汗流浃背。被茅草划伤的口子经过汗水一浸,阵阵火辣辣的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先甭管这话说得在不在理,反正在我身上是实打实地显了灵。想想要在这里干一辈子,我真担心自己行不行?

  “天下事有难易呼?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这辈子我将此古语视为经典,所以每遇不会之事便勤于学,只要努力,习之即会。当然也有些事“浅尝辙止”无法深入。人毕竟不是万能,起码天资不够,爹妈还没有给我“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脑袋”。但有一点不是我吹,除了做饭看孩子,农场的活几乎让我干了个遍,而且干得象模象样,不比当地老农差不到哪去。当然,这是后话。

 

( 四 )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这崇尚教育的年代,恐怕连咿呀学语的孩子都会背颂。但何为辛苦?我估计现在二十来岁的人未必清楚。

  几个月的艰苦劳动使我从骨子里感到人生不易,甚至大限临头。

  如此透支体力或许还能叫人接受。可生活中的苦连我父母都不相信。我在一封家信中抱怨,“除了米和盐,当地能进嘴的就剩耗子药了”。为此家里回信让我实事求是看待问题,别到处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造谣惑众。我明白,爹妈担心我这破嘴惹是生非,落下一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

  那时,农场男劳力的粮食定量是四十八斤,几近城市人的两倍。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不够吃。因为劳动强度太大,所以每当开饭的时候,不少人都用盆装。主食虽然可观,副食却无影无踪,一个月至少二十五天是盐水泡饭,只不过盐水上漂着星星点点的油花。由于长期缺少肉和蔬菜,我们每个月除了吃十六片“奎宁”预防疟疾外,还要吃十片维生素 C ,防止营养缺乏而造成的口腔溃疡。其实连鬼都知道,那东西管用吗?

  队里的司务长老 S 是调剂职工生活的好手。每隔二、三十天总能从远近的傣族寨子里弄点死猫烂狗之类的荤腥,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当然,老 S 也有些小毛病,时不时往家搂点诸如二两大油之类的小便宜。为这,老 S 曾几起几落,时常被群众罢官。但只要老 S 一歇手,我们又得天天过喝汤的日子。后来,大伙的肚子实在素得受不了,一致向领导呼吁,老 S 虽然 尚缺 君子之风,行为可憎,但问题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教育,万不能因此埋没其天生的管家本事,还是得请他出山,重整“厨纲”。

  多次接受教育的老 S 果然不负众望,在官复原职的当天,就神仙下凡般地不知打那弄来两筐萝卜缨子,使汤里有了菜。又一次取得了群众的信任。

  但是,无论老 S 如何费尽心机,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喝汤”的问题。时间久了,不少“知青”便开始干起了偷鸡摸狗、甚至生抢硬夺的营生。把本来民风淳朴的西双版纳搞得乌烟瘴气。不少傣族百姓见到成群结队的“知青”都躲着走,仿佛迎面来的是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根本满足不了人的需求,有时为了分几把牙刷都得抓阄。我们农场不然,甭管什么东西一律均享,对实在无法分割的东西则采取按需分配的办法,以保证物尽其力。

  有一次队里分饼干,每人四块。不少老职工的孩子拥到我们宿舍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大伙手里的饼干一声不吭。面对此景,再不懂事的人都明白孩子们的心思,几个同学未加思索,把自己手里那不足半两的饼干给了孩子。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谦让的。雨季的洪水冲毁了勐龙河上的木桥,阻断了交通,使得边境地带物资空虚,会抽烟的人也跟着断了顿儿。无奈之下,烟鬼们个个满地拣烟头,然后再拆出烟丝卷成“大炮”过瘾。几天后,上级给拨来一箱烟,队里依旧采用老办法,连男带女平均分配。这就让弟兄们想不通了。女人不抽烟,凭什么跟着瞎搀和?老婆领的那份肯定给她男人,像我们这些来不及娶媳妇的真是吃亏倒大霉。想跟女生要又拉不下脸来,到边疆好几个月了,没有一个家伙跟人家说过话。这个时候求人,明摆着临时抱佛脚,让人看不起。但事后一打听,老职工早就先下了“毒手”,提前把那份烟给拐走了。为此同学之间互相埋怨,怎么念过书的人还不如目不识丁的主儿智商高。队里有几个媳妇不在身边的老家伙闻讯过来支招,“下次队里分卫生纸你们也要,千万别跟那帮婆娘客气”。那时候我们才十几岁,不懂其中奥妙,也不知这种招法灵不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招真灵。不少妇女拿烟跟我们换纸。若干年后,我们这些同学或多或少有了点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想想那几个老家伙出的馊点子实在“阴险”。

  在吃不上、喝不着的日子里,人自然有了强烈的精神需求。但在“文革”时期,大量的书籍被禁,能让你接触的除了“毛选”就是“中央文革”的极左文章,再有就是八个样板戏。

  提起样板戏,我们这代人都不陌生。除了哑巴,人人能哼上几句。只要稍微可以跟上点板眼的,无论是公鸭嗓、还是野驴腔,完全能够登台献艺。至于上台跑龙套的人,更是一抓一大把,用不着精挑细选。实在形貌不端的,连化妆都免了,直接上台扮演匪兵甲或匪兵乙。我的同学王某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有一次居然在大家午睡的时候,躺在破竹床上,一个人充任剧中所有角色,连胡琴过门都没落下,唱了一出全本《红灯记》。他到是爽了,却影响了别人休息。更令他想不到的是,隔壁的女生不干了,与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闹得相互之间好几年不能正常交往。罪孽!

  受苦我们不怕,对各种煎熬也近于习惯。但苦中作乐都受限制,心里的感受就像赵本山小品中的台词一样,“拔凉拔凉的”。

  我不愿意唱高调。我觉得自己的个人经历可以折射出时代的色彩,无论是昏暗、还是光明。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无论后人如何演绎,也掩盖不了它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以为 , 实事求是看待问题并还其原貌是做人起码的本分。如果背弃事实先入为主地去大加赞扬或诋毁,其结果就像“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成为民族的悲剧。

  作为过来人我曾反复思索,经风雨、见世面固然是使人成熟的标志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在历练的过程中你能否挺得住。现在想想当时的处境没什么不好。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存在多方面。当一件事让人的心情沮丧万分时,那就不妨从事物的其它方面来解读世界。或许你会惊喜地发现,逆境虽行之不畅,但其中景象甚至远比想象中的康庄大道还要精彩!困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绝处逢生。

 

(五)

  文化大革命曾使不少人看不清自己,原本善良的心被涂抹上一层邪恶。我相信,多数犯错误的人都是好人。但是,好人一旦办了不计后果的错事,同样能要人命。生产队的一场批斗会就把一个年轻人送上了不归路。

  小 L ,湖南礼陵人。 1959 年随父母由原籍移民至西双版纳支援边疆建设。是我们到农场后认识的第一个年轻人。(我之所以又一次隐去当事人的真名实姓,而以英文字母来替代,其初衷是对死于非命的故人和一些健在、却又有些大缺点和错误的好人表示尊重。)

  我欲借惯用的鉴定方式,同时又不愿以固定的格式去描述小 L ,因为,那样会给人以“千人一面”的感觉,无法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小 L , 24 岁。队里的团支部书记,为人开朗热情,积极肯干,热爱劳动,孝顺父母。此外,该同志天资聪颖,念过书,善绘画,身材比例协调,生就一张晒不黑的明星脸,极讨人喜欢,犹以大姑娘为甚。

  您千万不要对此产生误会,小 L 绝不是那种“驴粪蛋”之辈,其内秀的程度毫不逊于外表。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非一年半载之功力;板报上的画作更是活灵活现;至于文章不敢说才华横溢,起码是文通字顺,结构合理,且无八股之朽。这样的人在当地实不多见。

  记得我们风尘仆仆踏入生产队的当天,一切繁杂的生活事务便皆由小 L 料理。何时吃饭、何处洗衣、哪里开会、甚至哪里“方便”,小 L 总是不厌其烦,事事关心到位,而且脸上永远挂着真诚的笑容。

  据说在我们没有到来之前,小 L 已经组织考察并进入“梯队”,只要不出大错,混个一官半职是近在眼前的事。

  这样一个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应该春风得意。但小 L 毕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凡人,生活中同样有着不易摆脱的苦恼,而这个苦恼又是他最大的不得意。

  小 L 的老婆系指腹为婚。据深知内情的人讲,小 L 的父亲有个拜把子兄弟,在小 L 尚未出生时便相互许愿,等有了儿女就结为亲家。不久,哥们的老婆产下一女婴,横竖不顺奇丑无比。一年后老 L 喜得贵子,眉清目秀灵气附身。眼看着俩孩子一天天长大,但旁人怎么看都不像能在一个屋檐下搭伙过日子的人。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老 L 父子便将信将疑静观其变十来年,非但没有盼到预期的结果,那女孩反而五官错位越长越古怪。虽说婚姻不应以貌取人,可女方的言行举止,以及思维方式与北京胡同里的小市民异曲同工。除了碎嘴唠叨、热衷家长里短、搬弄是非之外,连报纸都看不明白。

  包办婚姻害人不浅。古往今来为此投河服毒、抹脖子上吊的惨剧代代不断。在封建的盟约之下,老 L 不顾儿子的感受,宁愿犯法也不愿在哥们面前食言毁约。无奈小 L 父命难违,为了长辈的脸面,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忍受折磨,硬着头皮迎娶了比“东施”还要丑陋三分的婆娘。埋下了日后的祸根。

  尽管已婚,小 L 自身的魅力依然闹得周围不少大姑娘心里痒痒,时不时借机与之套套近乎。如此一来,小 L 的原配打翻了醋坛子,逢人便泼酸水儿,并以凭空杜撰的本事四处饶舌,控诉那群“狐狸精”如何勾引其夫,致使夫君心猿意马,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沸沸扬扬、亦真亦假的绯闻不胫而走。一些对别人隐私充满兴趣的家伙便暗地里算计着找机会将小 L 批斗一番,顺带寻点刺激,借以聊补空虚乏味的精神生活。“文革”时期,人们经不住煽风点火,只要有人检举,不管有没有事实或证据,先批斗再说。当领导的一般不敢阻拦,生怕背上“包庇坏人”的罪名。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小 L 果然厄运临头。

  天刚擦黑,队里的会议室里就挤满了人,悬在四壁的马灯比平时多了几盏,气氛与往日不同。

  批斗会开始了。几个一贯在各类批斗会中充当打手的家伙首先东拉西扯地讲了一通“大好形势”,继而话锋一转,要揪出队里的偷人贼。什么叫偷人?这种民间词汇我们根本不懂。此时,会场里乱乱哄哄早就没了秩序,打手闯进人群,一把抓住小 L ,拧着他的双臂,连踢带打押到了大伙的面前。此时的小 L 脸色铁青,几次抬头观望会场,不知所措。坐在场中的老 L 夫妇眼见儿子被人当众羞辱毫无办法。

  打手开始问话,让小 L 交代如何乱搞男女关系,不准漏掉任何细节。开始小 L 声言自己无辜,但马上招来一顿暴打。紧接着打手们便以污秽的语言诱供,内容不外乎是男女关系之类,甚至与某某人如何解衣宽带等无聊细节。

  在这种场合之下,女生们个个面红耳赤;男生则呆头呆脑,朦朦胧胧听得一头雾水,对男女之事实在缺乏基本觉悟。哪像现在的学生,被过剩的营养和儿童不宜的场景催得早熟。

  会场一片嘈杂,不加掩饰的白描荤话不绝于耳。站在前面的小 L 已被折腾得大汗淋漓。突然小 L 的老婆起身直扑丈夫跟前,先是毫无顾忌破口大骂,紧接着脱下鞋来,用足了浑身的力气,对着丈夫的脸颊玩命抽打,直至筋疲力尽。而小 L 被两名壮汉倒扭着双臂无法抵挡。片刻,当他再一次抬起头来,大家吃了一惊。严重变形的脸已淌满鲜血,老 L 见状一声凄厉的悲号奔向前去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并跪地哀求打手饶命。至此,批斗会在少数人的肆意宣泄中不了了之。事后听老万讲,这几个人每逢批斗会必动拳脚,谁都不敢阻拦,否则便会给自己戴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第二天下午,小 L 失踪了。据他父亲讲,儿子早上六点就起床并穿戴整齐,临出门时还给双亲每人沏了一杯茶,而后拖着被踢伤的腿离家已近十个小时。领导闻讯十分紧张,马上派人四下寻找。

  两小时后传来消息,小 L 吊在坡下的黑心树上,自缢身亡。

  尽管人命关天,但我思来想去还是不愿过细地描述后面发生的事,因为它会给一切善良的心蒙上阴影。

  他走了。以极端的方式了结了与这个世界的恩怨。在那非常的年代,小 L 的死究竟怨谁?是什么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是经不起生活中的挫折?是包办婚姻?还是令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在一连串的问号之下,存有良知的人不难找到答案。

 

(六)

  “文革”时期,敢与反革命为伍的人除非是吃了豹子胆。但我与fan革命同宿一室完全是领导的刻意安排。组织上相信我有能力把“反革命”改造成新人。但我的内心却惶恐不安,生怕“反革命”要了我的命。

  考虑云南农场地处边疆,为了便于管理、巩固国防,当时国务院和军委有意将农场改为军队建制。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派军代表前来“支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明白什么叫“支左”,通俗讲,就是支持革命造反派,反对一切不同意见。

  军代表田鸣(化名),师职干部,年近半百,其貌不扬,身高强撑不到一米七。据说在战争年代是个让敌人闻风丧胆战斗英雄。

  那时候全国到处“军管”,军代表象征着无产阶级政权。有着钢铁一般性格的老田十分清楚自己的位置,所以每逢上台讲话都声高气昂,带着一股子“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实说,老田没什么文化,但毕竟到了一定的级别,又怀抱尚方宝剑,自然认为真理在手,因此容不得半点逆耳之言。

  在这样的形势下,偏偏就有不识相的主儿,小 G 就是个典型。

  小 G 是当地人,时年二十出头,天生不安分,到哪都想弄出个响动。“文革”开始后,各地的造反派们四处拉竿子占山为王,自视捍卫红色革命政权的神圣。眼看着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小 G 不知是哪根神经受到了刺激,兴奋之下便效仿着城市的学生“大串联”到了北京,还赶巧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自从有了这番经历,小 G 的造反精神一发不可收拾。农活不干了,整天热衷于研究“文革”形势,把自己幻想成心系人类命运的职业革命家。

  也不知为什么,军代表到来之后,小 G 总觉着老田拉一派、打一派,心中愤愤不平。所以一直想找老田当面理论一番,争个你高我低。可老田在当地是个叫得响的大人物,无人不晓。而小 G 则是无名之辈,别说走在大街上,就是站在主席台上也不会有人多看两眼。尽管这一老一少在资历、名声和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但老天爷还是给这爷俩安排了一次脸对脸单练的机会。

  一次大会后,小 G 手持毛主席语录,不顾卫士的阻拦堵住老田,就一个问题与之展开辩论。我虽不在现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场面绝对是老田居高临下,像训孙子般劈头盖脸;小 G 也肯定是敢顶老虎屁股的初生牛犊,不管对方是何等要员。这种干柴烈火的性格针锋相对,结果不难预料。据说,当辩论到激动处,小 G 的君子之风荡然无存。借着一股难以控制的邪劲,以猝不及防之势,抡胳膊踢腿大打出手,一套毫无路数的奇拳怪脚外加大巴掌,顷刻之间便将老田放倒在地。可怜老田英雄迟暮,虽有壮心却无体力。但老田毕竟是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人,如今被一个无名小卒掀翻,自感有辱一世英名,肺都快气炸了。看到首长惨遭意想不到突袭,年轻的警卫即刻出手,刚一过招就赢得了本次战斗的最后胜利。结果小 G 让人五花大绑,押到了“革委会”过堂。一直想弄出个响动的小 G 这回真的弄出了响动。

  殴打军代表,这种案子似乎不用审,只几天的工夫告示就出来了。小 G 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四处游斗,“革委会”还捎带手行使了法院的权利,判了这厮几年徒刑。不知是班房里人满为患,还是老田动了恻隐之心,那小子没进大牢,而是监外执行。

  一天完晚饭后,队长老万找我谈话,说是打算调整宿舍,让我和一个新来的住一起。

  也好,我本人的内务向来脏、乱、差,为此不少人烦我。新来的人不知底,说不定能糊弄到一块去。

  老万告诉我,新来的人是小 G 。让他跟我住一起,是组织上的信任。

  听完老万的交代我心里直打鼓,那家伙连军代表都敢放手大干,还能把我放眼里?再说我这身子骨虽可经风雨,但却扛不住暴打,如果反革命分子真敢背地里下家伙,到时候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顶多是个遇害身亡,那不冤死我?!

  老万好说歹说不停地做我的思想工作。

  既然组织认为我是革命的好苗子,干脆豁出去了。如此神圣大任降于斯人,我没有不替组织卖力的理由。但后来我才知道,老万此前曾找了几个人都谈崩了。之所以相中我,原因有三:其一、北京知青有觉悟;其二、能说会道敢批判;其三、没那么多明哲保身的鬼心眼。

  人几乎都有先入为主的毛病。当我第一次接触小 G ,总觉着这小子贼眉鼠眼,形同电影里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不过这厮还算规矩,尤其当着老万的面不敢多说一句话。记得当时老万照本宣科,在我面前把小 G 的“罪行”简单的陈述了一遍。小 G 则耷拉着脑袋背书一般表示服从群众的监督、批判,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老万走后,小 G 先是东张西望并关上了屋门,然后十分麻利地从行李里摸出一瓶土造的烈酒邀我共饮。说实话,同反革命喝酒就是借我十个胆也不敢,我连忙推辞。小 G 的嘴皮子到底是经过一番练就,马上来了一通“烟酒不分家”之类的江湖老套。随后小 G 老练地打开瓶盖,顺手从地上抄起两个破碗,撩起衣襟胡乱擦了几下,便咚咚地倒上了酒。我一看这小子生活随意不拘小节,不禁心中暗喜,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动不动就要看别人脸色打扫卫生的麻烦。

  酒过三巡,小 G 向我没有任何掩饰地道出了自己的“罪行”以及来龙去脉,使我对他或多或少有了些了解。在他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打一派、拉一派无疑是一种新的压迫,不符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仔细听了听,这家伙仿佛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天真得与实际年龄不符。但同时也觉得,就凭这么点“罪行”当上反革命,好像也不大靠谱。不过,喝酒归喝酒,在没从根本上弄清小 G 的真实面目前,阶级斗争的那根弦我始终绷得挺紧。

  当晚,我怎么都无法入睡。倒不是琢磨小 G 该不该受到专政的待遇,而是担心半夜三更反革命现了原形把我掐死。我辗转反侧折腾了一宿,搞得脑袋晕晕糊糊。小 G 则躺在破竹床上四脚朝天呼噜山响,美滋滋地梦境神游。

  第二天早上,老万见我萎靡不振,一个劲追问我是不是让反革命灌了迷魂汤?而我却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多年后,“文革”把大家运动得筋疲力尽,谁都没有心思去关注小 G 的改造过程。小 G 也糊里糊涂地与大家融为一体,过着凡人的生活。只是骨子里想弄出点响动的基因无法根除。

  今年夏天,已经变成老 G 的小 G 来京办事,我们又一次坐到了酒桌上。不同的是,老 G 依旧不拘小结,潇洒随意,仍然保持着边吃边喝边抠脚的习惯。而我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从蛮荒迈进了文明。

  仍是酒过三巡,老 G 端着酒杯,眯着眼睛附在我的耳边低语:“当年判了我五年,老弟没嫌弃我,干一杯”!我听了一愣,三十五年前,老万明明告诉我判了两年,怎么今天变成了五年?老 G 笑道:“要说是五年,你当初还敢与我为伍”?我答:“别的不好说,但大半辈子失眠,就是因为时刻警惕你小子下毒手才落下的病根。就凭这,我也得声讨文化大革命”。

 

(七)

  有人说,没吃过大苦、或没享过大福的人,是最不能将就的人。我属于前者,因此在生活中很少挑剔。尽管如此,我还是有过奢侈的欲望,即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梦见“烧茄子”,几欲张口却不能吃到嘴里,一梦醒来,只见散发着馊味的破枕头上又添了一片哈喇子的痕迹。至于吃肉的梦则从来没做过,不敢有那份痴心妄想。

  很多人想不通,富饶的西双版纳为何生活如此艰苦?其实解释起来也不难。“文革”时有个莫名其妙的“豪言”,叫做“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种资本主义的苗”。“豪言”的发明者认为,如果人一旦在物质上富有了,肯定会花天酒地变成资产阶级。为了防止人民群众在和平环境里演变,哪怕社会主义荒草遍地,也得让你瘪着肚皮不忘无产阶级远大理想。其实这种扯淡的理论本身就违背了共产党闹革命的初衷。

  那时候,农场根据上头的指示,对养猪牛鸡鸭和蔬菜种植都有明文规定,哪个单位若是超出标准,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现在四、五十岁的人都清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连北京的生活所需都要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二两油、半斤肉之类的东西。首都不过如此,可以想象边疆的困境。

  在这么难熬的条件下,嘴不犯馋的绝非凡人。孔子曰:“食不厌精”。连圣人都会说出这种话,可见普天下不馋之人少有。至于我辈哪能与先贤比肩,若想“食不厌精”,除非脑袋让驴踢了,落下思维不着调的后遗症。有时候,几个同学实在馋得受不了,就聚在宿舍里来一次精神会餐。张三说红烧肉、李四讲清蒸鱼,嘴上热闹半天,大伙更馋了,恨不得冲到猪圈,把仅有的几头猪崽子给活剥生吃了。

  队里的食堂不供家属。按规定,老职工可以在一定数量的限制下养几只家禽。由于是放养,大伙眼前总是晃动着鸡鸭的影子,搅得脑子里时常产生与吃有关的无数联想和幻觉。

  不过想归想,念头与行为从未实现有效地统一。倒不是有多高的觉悟,毕竟看到几个月大的婴儿就开始吃糨糊一般的“米糊糊”,良心还是管住了嘴。

  一段时间后,我们的言行举止与贫下中农难分伯仲。老同志看到这帮北京小子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油嘴滑舌、好吃懒惰,便也不拿弟兄们当外人了。有一天半夜,副队长老白悄悄地把我们几个同学叫醒,大伙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跟着溜进了他们家的破厨房。一进门就见灶台上的铁锅里已经烧开了滚滚的沸水,老白弯腰从鸡窝里抓出只个头最大的鸡,并以极快的速度一刀毙命,然后抄起水瓢往鸡身上浇水褪毛。大概五分钟的工夫,刚才还展翅踢腿的活物被大卸八块扔进了铁锅。很快,锅里飘出了诱人的香味。在火苗忽忽悠悠的马灯下,大伙的眼睛都绿了,每人手里拿着个大号饭盆,眼巴巴的盯着铁锅不敢走神,一个个活像焦急地等待金银财宝出土的盗墓贼。

  肉快出锅了,我们让老白把大婶和孩子们叫起来一块吃。老白绷着个脸说,老娘们不能和男人平起平坐,这是规矩;娃娃也不用叫,他们长大了自己有本事吃。有了领导的指示,我们顾不上热气腾腾的肉和汤烫嘴,开始风卷残云般狼吞虎咽,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除了地上的鸡毛和骨头,就剩下几个还在吧唧嘴的大活人。后来我妈不知从谁那听说了这些事,连连摇头,心里直犯嘀咕,挺好的孩子怎么会馋得半夜三更跑到别人家去丢人现眼?

  现在的人物质富足,吃饱了撑的还要减肥。那时的人则挖空心思琢磨什么东西能够果腹。

  除了种橡胶,上级允许搞点副业,种些花生和豆类。稍微有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云南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即便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成。但是,播下一百斤种子,却收得八十斤的果实,这其中的原因只有我们心知肚明。

  队里每年都要种花生,为了保证种子发芽成长,播种前要用大量的“六六”粉把做种子的花生搅拌一番,以防止蚂蚁磕食。“六六”粉能防蚂蚁,可它防得住人吗?播种时,不少人全然不顾死活,偷偷把拌了“六六”粉的花生用手搓几下,然后直接进嘴。一天下来,所有吃过花生的人无不觉着肚子里火烧火燎,估摸是中了毒,可谁都不敢声张。第二天起床一看,竟没一个被毒趴下的,个个活蹦乱跳。从此弟兄们得出了结论,“六六”粉并不可怕,只要掌握得当,那玩意药不死人,还得接茬吃。

  播种结束后,到底有多少种子播到地里,又有多少吞到肚里,恐怕神鬼都难断清。

  云南边疆缺油少菜,人人营养不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便有人打起了靠山吃山、从橡胶树上挖潜力的主意。曾有一段时间,农场不知是那路仙人从橡胶籽里榨出了油,据说可以食用。但后来又据说经过在小白鼠身上试验,第三代发生了畸形,生出来的耗子是三条腿。开始大伙还有点犹豫,后来转念一想,咱们能不能有第二代都难说,还管得着第三代。不过,那东西的味道确实欠佳,还不如拌过“六六”粉的花生,大伙试着吃了几回便没了兴趣,使“高科技”产品刚一问世即夭折。现在想想,幸亏夭折了,否则将来我们的第三代还不被那东西坑害一生!

  队里每年要搞几次突击,活挺重。领导们深知,不想办法改善伙食,估计无法坚持完成任务。一次队里打算磨豆腐犒劳大家,我被队长留下来跟着掺和。因为当地缺驴少马,几乎所有的重活都靠水牛承担,拉磨当然也靠牛。那天水牛可能太累了,边拉磨边呼呼喘气。也不知怎么那么巧,这一幕情景让老白看见了。他风风火火跑过来,劈头盖脸把我一通臭骂,说是活人多得很,牛可就这么几条,累死怎么办?赶快把牛放开,自己推磨!我当时心里特别气愤,人怎么还不如牲口值钱?

  晚上大伙收了工,听说吃豆腐,个个眉开眼笑。每逢这时,打菜可不是一般人敢干的活。奉队长之命,这个得罪人的差使落在我的头上。事先有明白人让我把自己的那份提前盛出来,免得累了一天吃不上。开始我不相信,可结果却被言中。有个老婆娘楞说一份不够家里人吃,还要打第二份,然后嘴里不干不净与我争吵。其实豆腐真的没了,我被逼无奈,只好把自己的那份贡了出来。眼看人家端着豆腐连个谢字都没说,径直扬长而去。我只能在厨房生闷气。这事让老白知道了,二话没说,拉起我到了他家,炒了两个鸡蛋放在我的碗里。

  今年夏天,老白夫妇被我的同学请到了北京。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的老两口,见到我们格外高兴。他们老了,当年的精壮汉子已是古稀之年。让老白“欺负”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如今也能和老爷们平起平坐了,甚至在聊天时还经常打断老头的话茬,数落几句。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三十几年前,老太太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借机会,我也把老白心疼水牛、让我推磨的事发泄一番。老人家听后只是憨憨地笑笑。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个月后,在给老两口饯行的聚会上,同学们邀请老白常来北京玩玩,并再次感谢他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对大伙无私的真情。老白摆摆手,泪眼汪汪起身捧起酒杯当众发话:“几十年前你们还是娃娃,离开家乡父母吃了那么多苦,不容易。但那时我能力有限,没有照顾好你们。今天,你们把我请到首都,带我参观、请我喝酒、给我送礼、出钱买飞机票、还给了我不少路费,能有你们这些北京的朋友,我这辈子没白活。有一句话我要说,今后你们谁要是下了岗,就到云南找我去,咱们现在吃喝不愁”。我相信,老白的心情再激动也不会信口开河,更不懂得逢场作戏。我们相处了十年,深知他的为人。

 

(八)

  农场终于划归军队,改建成生产建设兵团。其实,无论怎么改都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的命运发生转机。唯有一点不能否认,军队整齐划一的条规确实对年轻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从小被家长严加管束,渐渐长大后开始性格内向、木讷、少言寡语,怕见生人,活脱一个窝囊废。就连班上一个“面瓜”式的家伙都敢在我跟前逞能。长期的压抑令我十分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广阔天地里,我的心愿得以实现。谁都没想到,仅一年的工夫,我变得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性格随之开朗、嘴皮子也练就得能言善辩。尽管语言功能有着飞跃式的长进,我还是能基本把握住言谈话语的尺度,绝不像饶舌的老娘们一样整天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若按照“沉默是金”的定律,像我这种胸无城府,且又贫嘴刮舌的人永远是块土坷垃。装深沉、冒充大尾巴狼的客观条件在我身上早就荡然无存。

  我人生的开场即在边陲的深山老林,身上自然融入了不少“野性”。至于农场归属军队,我内心感到自己像被收了编的散兵游勇,别扭得不行。因为部队的人说一不二,严厉无比。想当初在学校军训,要不是军管会的大官看我老实,带队的连长能把我折腾半死。这个事实曾令我刻骨铭心。

  不想过的日子还是来了。一大批腰上别着手枪的现役军官接管了农场。所有的生产队被改编成连级建制,我们连迎来了一位年轻气盛的小军官任指导员。

  小军官姓 C ,二十六、七岁,曾在西盟山剿匪时腹部中弹,经治疗,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属于挂了级的伤残。

  指导员到任后立了点新规矩,即在每天的“天天读”之前,全体知青必须出操。凡不参与者则被视为落后群众,时常遭到点名批评。我属于挨批比较多的那一小撮。其实,论觉悟我不比谁差,干活相当卖力,一切有良心的人可以作证。对流于表面、或可称为形式上的东西,我确实没有足够的兴趣。为此,指导员还找我谈过话,说我不象个兵。

  散漫惯了的人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老毛病。单说夜里站岗,别人背枪都是枪口朝上,可我却习惯横挎,把右胳膊肘搭在枪托子上,感觉十分惬意。想不到我这副模样屡次被指导员半夜查哨撞见,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地道的兵痞。尽管如此,我站岗却从没打过瞌睡。当时不少人半夜脱岗睡大觉,经常被连长、指导员摸了枪。

  整理内务是军队的必修内容,但它实实在在是我的弱项。我真佩服那些大妈、大婶,她们可以终日手脚不停地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更佩服那些正规部队的战士,他们居然能把被子叠得见棱见角如同刀切的豆腐一般,此番技艺我至今不得要领。

可能是交了“华盖”运,我身上的优点总是被瑕疵笼罩无法放光。一次营里组织查卫生,不知何人告密,把我惯常的生活方式添枝加叶地描绘一番。领头的张副营长当即决定,严查我的宿舍,若真像别人说得那样,决不姑息。果然,当时的场景又一次让领导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

  门开了,正欲抬腿进屋的检查组立刻让各种带翅的小昆虫团团围住,大家赶忙连轰带打;破竹床前的甘蔗皮和吐出的渣子足有十公分厚;数不清的烟头和旧报纸遍地皆是;两条半年多没洗、补丁摞补丁比帆布还硬的破裤子半倚半立靠在墙角;旮旯里还有几个空酒瓶子和没刷过的饭碗。见状,张副营长一声怒喝:“这还是人住的地方吗?把那小子给我揪来”!连里的女卫生员听令丝毫不敢耽搁,立刻扯着比高音喇叭还响的嗓门四处喊我。

  听到声嘶力竭的叫喊我还以为出了人命,赶紧撒腿跑回宿舍。进门一看首长在场,我心里多少有点发毛,不知是哪块天又塌了。老张见我先是一愣,怎么都无法将我这张脸与屋里的场景配套。几秒钟后,老张突然一拍别在腰里的家伙,抬手指着屋里的杂七杂八,“你看看、你看看,你在北京也这样吗”?我一听是这事,心里马上踏实了,并立刻寻机回嘴:“干活太累,没精力收拾”。“你还有理了,啊?不象话!不象话┅┅!”。本来就不善言辞的老张此时气得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带着人马扭头离开了连队。其实,连里比我邪乎的大有人在,有的甚至早晨起床连床单子都能贴在后背上一块掀起来,可以想象,这人都脏到什么份上了。只可惜老张生气提前结束检查,让这帮小子漏了网,否则我哪会受这么大的冤枉。

  本想挨完这顿臭骂事就算过去了,岂料老张余怒未消,到了晚上居然跑到营里的广播室,指名道姓又把我的劣迹翻来覆去地数落一通。瞬间的工夫,弄得我在全营臭名昭著,要不是我日后在其它方面的加倍努力,险些让这老头的“迎头拳”击毁了前程。老张也真是,一点屁事没完没了的穷叨叨,我听着都累。

  人倒霉连凉水都能塞住牙缝。时隔不久,我趁午休到营部的小店买烟。也不知怎么那么巧,刚一进营门就撞上正在倒背双手散步的营长钱江。

  老钱见我衣衫褴褛活像个要饭的,便厉声把我喝住,在得知我的姓名后,用夸张的神态上下打量我那身给兵团战士脸上抹黑的行头,指着鼻子挖苦道:“你小子果然名不虚传,听说干净得连裤子都能站在墙角?还敢跟营里的领导和指导员顶嘴吵架?这要是在正规部队我敢大嘴巴扇你!”我嘿嘿一笑,“营长,您不敢打我,打我就是当官的欺负老百姓。当然,您就是真打,我也不会还手,我宿舍里就有个冒天下之大不韪打解放军的主儿,两年大刑,犯不上!”营长一听龇着满口烟熏的黑牙乐了,“小子,行,不糊涂,还挺有个性”。说完随手递给我一支烟,站在大太阳底下和我山南海北聊起了天。

  打那以后,指导员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概是老钱把指导员给“指导”了一番。估计在营长的眼里,我还不是糊不上墙的烂泥。

 

(九)

  自从营长慧眼发现了我身上的那点不易被人察觉的斑斓,我没有让领导失望,老天爷终于给了我一次机会,从此改变了我灰头土脸的容颜,使暗淡的色彩栩栩生辉。

  1971 年元旦过后的一个中午,我拖着疲惫的身躯随大家从工地返回连队,只见副指导员老王挎着一支苏制 50 式冲锋枪朝着人群大喊:“男同志赶快拿枪上山”!听到命令我马上来了精神,冲到枪械室,顺手也抄了一支。其实,连队里的武器仅够武装二个班,这时候就看谁的手快,真感谢爹妈赐予我的长胳膊、长腿,使我有足够的本钱捷足先登。经验告诉我,在危险的时刻,只要手里攥着枪,绝对可以提神壮胆。

  老王也是个瘦高个儿,当年的奔跑速度跟我有一拼。在往山上运动的途中,我赶上了老王。这时候我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老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一句整话,弄得我一路瞎猜,甚至想到了万一发生险情,我中枪倒地的姿势到底像不像个英雄。

  边境地区情况复杂,境外有国军中将李弥的残部,难道是他们?或许是……?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大家已经先后跑到了山顶。老王可能是跑岔了气儿,用手捂着肚子,好大一会工夫才把气顺过来,之后开始布置任务。

  原来,老王接到边防部队的电话,有两个越狱外逃的杀人犯蹿到了边境,因为国境线太长,无法实施拉网式的围歼,所以通知了分布在国境沿线的生产建设兵团所部协助抓捕。老王还特意强调,如遇反抗可以开枪,假如罪犯越出境外,那么绝对不能动武。

  本来,我的脑子里一直在闪回着电影中的情节。想不到,这次居然是真真实实的情况,心里立刻紧张起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很难体会我当时的心情。

  老王虽然当过兵,却没打过仗。他的紧张心情不言而喻。老王一把拉住我,让我同他一起搜山,我则欣然领命。说实话,同领导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实际上老王心里也有数,别看我平时吊锒铛,关键时候还像个爷们。

  钻进一人多高的草丛,我的脸被茅草划得像个花瓜,但在要命的关口谁还知道疼?现而今城里那些宁愿饥三顿、饱两顿,也要把钱花在糨糊一般、附加值翻了不知多少倍的化装品上的大姑娘和小媳妇,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这份罪。

  到底是当过兵的人眼里有活,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搜索,距我只有二、三米的老王突然大吼一声:“出来!不出来开枪了”!话音未落,哗的一声,老王把子弹顶上了膛。由于形势突变,我也立刻紧张起来,手忙脚乱地把子弹顶上了膛。片刻,在我们前方约五米处,两个蓬头垢面的家伙高举双手站了起来,嘴里不停地高喊:“别开枪”。老王见我们在气势上压住了对方,便不失时机地下令:“双手抱头,转过身去”!那俩小子生怕被我们用枪子儿扫成筛子,慌里慌张地转过身去。老王见状命我上前搜身,同时叮嘱道:“把枪背在身后,别让他们抢了”。听了这话,我心里直埋怨老王,到底是提醒我、还是提醒他们?万一两个亡命徒抢枪,我们扭成一团,你再沉不住气一搂扳机,那 50 式冲锋枪还能有准?到时候不知谁是枪下鬼?

  平时可以嬉皮笑脸,此时我必须听令,急忙上前,按老王的吩咐搜身。这一刻我感到自己浑身发抖,但当我的双手触碰到那两个家伙时,发现他们比我抖得还厉害,我紧张的心情马上缓解。

  战利品比我想象的惨,只有两把匕首,没有枪。

  其他参战的同志听到动静纷纷从四处聚拢过来,帮助我们把那俩家伙捆了个结实,然后一同押下了山。

  事情过去了一周,有天中午,连里的文书叫我到连部,说是几个当兵的找我。后来我才知道,边防部队在上报战果的时候特意说明,此次行动有兵团的知青参与。依照当时的政治形式,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知青的各类先进事迹,我们的所为虽然比不上那些大英雄,但还是被军区的宣传部门高度关注。

  进了连部,只见老王正眉飞色舞地向几个军官讲述着什么,见我进来,老王马上介绍,“他就是那个不怕死的北京知青”。老王是真心为我好,其实在现场我差点筛了糠,离不怕死的境界差远了。几个当兵的把我上下打量一翻,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就凭这身子骨也敢出手擒敌?

  由于文革时期取消了军衔制,我也分不清眼前的几个军人谁是最高官长,所以只是朝他们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其中为首的一位军人向我开了腔:“你当时就不害怕”?我答:“开始挺怕的”。对方又问:“他们要是扑上来你怎么办”?这时候在旁边坐着的老王接过话茬:“要是敢动,老子开枪嘣了狗日的”。“对,嘣了狗日的”。我顺势给老王帮腔。其实我也明白,来了解情况的军官是想让我唱点高调。可我这人在整个采访中不识抬举,满嘴大实话说得几个当兵的抓耳挠腮,尽管他们不断启发,我的思想境界就是无法升华。无奈之下,带队的军官起身交代老王去找几个知青照张相,好回去交差了事。

  出了连部,老王一个劲的埋怨:“别人为了一捆柴禾都能喊出救国家财产要紧,你那些话怎么让我越听越丧气”?

  生气归生气,老王虽然对我的言语颇有微词且恨铁不成钢,但对这件事还是相当的积极。只一会儿工夫他便找来了几个比我还“呆”的小子,每人发了一支枪,然后带到了一片比较开阔的橡胶林地,让大家手持红宝书围坐成一圈呈学习状。拿照相机的军官则歪着头,在弟兄们面前左右端详。可能是对整体造型不满意,小军官开始指手画脚叫大伙不停地交换位置,因为我是主角,所以必须得给个正脸,否则照出像来别人闹不清楚谁是“擒敌英雄”。

  这还不算完,小军官要求我面带微笑朗读《为人民服务》。我心里琢磨,微笑朗读是一个不易把握的表情,万一读到“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而我还在笑,那不是自找倒霉吗?不知是胶卷金贵、还是手艺差劲,小军官拿着相机对着我们瞄来看去,就是不按快门。此刻我被折腾得大汗淋漓,脸上的表情早已在无休止的折腾下呆若木鸡。思想没境界,现在弄得连表情都找不着境界了。

  小军官使出了看家的本事终于完成了他的作品。几天后,这张照片登在了《兵团战士》报上。大概是印刷的问题,几乎没人能认出我那张惨遭折磨的脸。

  自从有了这番经历,我患了镜头恐惧症。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么开心的事,只要有镜头对着我,面部神经马上收紧,别说喊“茄子”,就是买彩票中了 500 万也不会令我有丝毫的笑容。说来也怪,这毛病遗传。我儿子小时候的照片都是灿烂如花,长大后便没有一张欢颜之作。我掰着指头算了算,他犯这毛病时的年龄与我当年的岁数惊人地吻合。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同学胡平(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以我们的事迹为素材写了一篇题为《边境擒敌》的小说,刊登在 1971 年的解放军报上。

 

(十)

  “擒敌”事件本来可以给我的历史带来一些荣耀,或许能使那份由组织保管的“牛皮纸袋”里再多散发出一些光芒。但因不适应吹牛皮、放大炮的政治环境,能够紧跟极左形势的各级领导谁都不愿表彰一个缺心少肺满嘴实话的“二杆子”。所以,就连本该奖励给我的一册《毛泽东选集》也叫指导员扣在连部充了公。

  老王得知了情况,觉得上级的做法有点过分。若这样下去,将来再遇敌情谁还会冲锋陷阵?为此,老王特意找我,苦口婆心地讲了一大堆我从小就熟知的青红皂白之类的通俗道理,目的是想提高我的思想觉悟。在费了不少吐沫星子之后,老王见我仍无动于衷,忽而感到像是对牛弹琴,干脆直接下令,“你必须写入团申请书,不然你无法进步”。当时给我的感觉好像惟有紧跟潮流,尽可能把蚂蚁说成大象,我等蠢才方能踏上光明之旅,否则会一生平庸。

  虽然经过老王一番动员,我的内心依旧没有触动,总觉得共青团无比神圣,而自身的条件还差得太远,如此郑重的问题不可儿戏。弄清了我的真实想法后,老王惊诧不已。他做梦都没料到,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楞是没把我这号人熏熟?他甚至怀疑我是否来自伟大的首都?怎么连一点追求都没有?

  老王的判断很正确。文革中我和几个同学整天泡在工体的游泳池里,一游便是四年,最后竟然达到了三级运动员的标准。至于社会上的事我们基本两耳不闻。驻校的军代表始终认为我们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的“逍遥派”。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哪来的追求?

  也不能说老王毫无收获。在经受了不断的启发后,我隐约感到自己还行,尤其是骨子里充满了英雄情结,所不及的是缺少一层漂亮的包装,没有这层包装,再好的东西也只能撂在地摊上卖不出好价。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况且咱只是个菜包子。

  面对我这种不知好歹的人,老王陷入了苦恼。他想不通,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虽有自己的主见,但怎么就不听大人的话?明明知道要吃眼前亏,可却全然不顾?他认为,既然包子好吃也应该好看,否则,再善良的丑丫头也不容易找婆家。

  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人说我头脑简单浅薄无知,张口便是俗人之语,很难跻身大雅之堂。经慎重反思,我这辈子恐怕只能一直浅薄下去了。因为我实在无法按照“深刻”的原则使自己变得深刻。有闲空的时候,我宁愿仰着脖子去看猫爬树,也不愿耗费半点脑细胞去追寻“深刻”。对我来说,“深刻”的基本要领简直复杂得遥不可及,起码我灵气欠缺、智商不够。

  就在我脑子里前思后堵拿捏不准的时候,一场大病让我趴下了。在性命悠关的时刻,我更无心去顾及什么“包子”理论,入团的事只能往后再说。

  在西双版纳工作了近两年,这里的雨季让我这个北方佬很不适应。道路泥泞,一步一滑,身上的衣服总是潮呼呼的。经蚊虫叮咬过的双腿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至今撩起裤腿仍可见斑斑点点的旧日伤痕。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真要命的是打摆子、拉痢疾。据史书记载,与西双版纳近在咫尺的思茅镇曾在几天之内被疟疾夺去五万条人命,一下子十门九空、尸横遍野、万户萧疏。

  一年前( 1970 年 3 月),我们学校的高年级同学凌瑜不幸被细菌性痢疾击倒,从此便再也没有起来,永远留在了红土高原。一年后,可怕的感菌乘虚而入,使我本来羸弱的躯体经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摧残。

  先是可怕的钩虫病把我吞噬得皮包骨头形容枯槁;后来便是“阿米巴痢疾”折磨得我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现在说起来挺吓人,最厉害时一天拉四十多次。因为元气大伤,我两腿发软不能下蹲,每次“方便”的时候,总有同学抓住我的双手,生怕我掉进粪坑。后来,凭我自身的体力根本就无法走进厕所,我也不愿再麻烦同学频繁地把我背来背去,一到腹痛难忍时,干脆就直接拉在床上。

  那些日子,我的意识里已经分不清昼夜,只是在黑与白的轮回中昏昏沉沉地游弋于天地之间。

  不少人眼见我在阴阳界上转悠毫无办法。按一个老娘们的话说:“这娃娃怕是喝不了几天米汤了”。面对此景,一些老家伙急了,他们不知打哪弄来了鸦片,按照民间偏方同大蒜一起蒸熟,让我强吞。营部的杨婉若医生根据她多年的经验,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竭尽全力挽救我的生命。连队里那些善良的人们倾其所有,盼我能够起死回生。

  经过十七天的煎熬,大家终于把我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那时我完全脱了相,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如同荡出深山的孤魂野鬼。当我晃晃悠悠能够站立时,有人打趣道:“连长差点下令给你打副棺材,送你入土为安”。玩笑归玩笑,这场大病能让我活下来已然是个奇迹,对此我心满意足。比起长眠在西双版纳的同学,我庆幸自己“福大、命大”。

  性格使然,我不愿用悲戚哀怨的心情去回顾曾经历的困苦,尽管往事艰难沉重。因此,像我这种人,永远无法理解林黛玉葬花时的心情。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大凡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人一般不会过多计较荣辱祸福,他可以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并从中学会享受。

 

(十一)

  大病初愈使我躲过了灭顶之灾,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并从心底开始理解那些在绝望之时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活受罪的人。当然,文革时期更多的人不是因为疾病,而是为了尊严。

  既然大难不死就应尽显生命活力,虽然小命只有一条,实践证明,我还不至于不堪一击。

  从营部卫生所回到连队,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连长老万。他正蹲在地上捣鼓锄头,听到我的招呼抬起了头,两只眼睛把我打量半天之后,嘴里冒出一句:“你可不能再瘦了”。我则淡然一笑回应老万:“您看我这身上除了筋骨皮还有什么能瘦的地方吗”?老实巴交的老万见我刚刚离开地狱之门就开始穷逗乐颇感意外,怎么这么重的病都没让这小子的破嘴闲下来?

  自从有了这次生死煎熬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起码对人生的态度有所转变,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比较达观。咱是在阴阳界上溜达过的爷们,因而对所经历过的甜酸苦辣从未大喜过望或怨天尤人。

  病好了,一些好心的同志便开始张罗我入团的事。本来我对这事不太主动,但在旁人的积极启发下不由得动了心思。想想有那么多的好人在替自己着想,我也应该鼓起勇气追求进步。

  事情的发展比我预想得快,只几个月的功夫便解决了问题,而且还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为这事,我父母在几千里地之外都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生怕我在动荡的年月里把握不住人生的方向,将自己毁成猪狗不如东西。

  文革时期,不少家庭四分五裂、天南地北。我们一家四口分散在三个省市,处境一个比一个惨。我爸爸从江西干校来信,问我能否回北京探亲?如可行,最好约定一个时间,免得来去匆匆却见不到面。老实说,那时候我还不太恋家,心早就野了。但考虑爸爸从江西回一趟北京不容易,于是就跟连里请示,想回家看看。

  老万很痛快批了假。我拿着批条找到营部的军务参谋开了“边境地区通行证”。有了这张护身符就不必担心进不了内地。

  听说我要回北京,连里不少人找上门来,托我帮忙买东西。面对料想不到的需求量,我弄了个破本子,密密麻麻记了好几张纸,仅解放鞋就六、七十双,再加上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估摸得有两三百斤。有的同学劝我,这类活少接,从北京到勐龙路途遥远,连火车带汽车要换三四次,搞不好能把人急死。可面对这么多人的委托,我无可奈何。

  当时北京逢年过节每人半斤花生。虽然西双版纳的花生比黄豆粒大不了多少,但赶街时还能买到,于是我起了孝心,花十块钱买了一大提包准备带回家。

  勐龙距景洪县城(现为景洪市)约 60 公里,山路崎岖爬坡下道,如果徒步行进能把人累瘫了,最好还是以车代步。

  经熟人介绍,我搭上了进城的拖拉机。

  到了县城,我顾不上洗去满脸红尘,用一条武装带连接起两个破提包,分前后搭挂在肩上,迫不及待跑到长途汽车站买赴昆明的车票。

  到了售票的窗口,只见窗框子上贴了张纸,上书:“预售 10 天以后的车票”。就这么几个破字,一下子让我傻了眼。除了票款我身上只有 12 块钱,估计用不了 10 天我就得挨门乞讨露宿街头,弄不好再遇上几个泼皮牛二之类的畜牲,肯定会缺胳膊少腿遍体鳞伤。为了争取一线希望,我厚着脸皮向窗里的人打探,人家却眉飞色舞连聊带侃家长里短、飞禽走兽之类的闲杂烂事,连眼皮都不抬。气得我血脉喷张,真想找根棍子,把那帮拿国家钱不干正事的家伙轮个鼻青脸肿满地找牙。

  眼见车票无望,我强压怒火梳理了一下心情,又开始抖擞精神撩起两条麻杆腿四处奔走,看看能否找到其它去省城的车。

  在云南长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由于交通不便,司机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县长还高,除客车外,连卡车司机身上都带有揽客的合法车票。感谢苍天的眷顾,经过一阵东奔西走,我终于发现一群知青围着一辆卡车,向司机手里递钞票。待我赶过去,司机却不卖票了。理由是,除了拉人,主要是拉空汽油桶。我一听,赶紧央求,多拉一个没关系,再说我也没多大分量。之后,我竭尽讨好之能事,双手捧着烟,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地陪着一张连自己都憎恶的笑脸。现在想想这幅卑躬屈膝形容猥琐的丑态,我恨不得抽自己一顿大嘴巴。这是我一生中最贱的时候。

  司机到底开了恩,收了 23 块钱(国家规定的价格),撂下一句话:“车上没座,只能坐汽油桶上,甩出去摔死自己负责”。

  摔死?真摔死倒踏实了,千万别摔个半死不活,给别人添堵。坐汽油桶怎么了?就是五花大绑、把我固定在卡车槽帮外头都行。天下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第二天,买了票的知青在预定地点集合等车,虽说是口头协议,司机没有爽约。那时候社会上的骗子比现在少。

  因为拉了二十几个活人,司机怕车箱太闷,把苫布给撤了,所以连男带女统统坐在冰凉的汽油桶上,双手抓住撑苫布的铁架子,左摇右晃一路前行。

  高原日温差大,早晨还是冰凉的油桶,到了中午就被晒得如同摊煎饼的铁板一般,能把屁股烫出泡。这种忽冷忽热的感觉把人折磨得没处诉苦鸣冤。

  经过边境管理区的哨卡时,卡车缓缓停下。几个武装人员命我们下车,挨个检查通行证,而后汽车还要被一些手持喷雾器的人通体喷上一股刺鼻的药水,以防止疾病流入内地。看那架势,好像边疆人民都是瘟疫恶疾的传播者。

  经过四天的兜风历险,卡车如期进入昆明。大伙就像乘飞机平安落地一样欢呼雀跃,纷纷给司机敬烟。在众人的拥簇下,司机也得意洋洋,仿佛救世主般接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真比县太爷还风光。

  为了少耽搁时间,我直奔火车站买票,根本无暇欣赏春城的动人之处,也无法融入身边川流不息的城市人群。我头脑中的城市观念已经开始渐渐消退,一天到晚就想当个好农民。

  一番耗时费力的挣扎过后,车票终于到手,只等翌日北上。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只要上了回家的火车心里就特别踏实,尤其在登上列车的那一刻。

  在边疆几乎没有坐过椅子,慢慢养成了蹲着的习惯。所以在车箱的座椅上我还是蹲姿。见我如此行为举止,对面坐着的一个壮年汉子便料定我是个农民。于是出现了一轮令人啼笑皆非的对话。

  “上哪去?不好好在家种地管孩子,一个人在外边瞎跑”。壮年汉子带着点长者的口气。

  “您什么眼神儿,就我这样像娶过媳妇养过孩子的人吗”?

  听我操着一口京腔,对方立刻感到言语有些唐突。

  “听口音你像北京人?这会儿我倒觉得你不像个农民”。壮年汉子赶紧纠正自己的判断。

  “我就是个农民”。

  “噢,我看出来了,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壮年汉子肯定道。

  到底是经常跑外的老江湖,壮年汉子几句话就弄清了我的身份。还别说,自打知道了我的身份和实际年龄的那一刻起,壮年汉子一路对我挺关照,并从包里拿出几个桔子,一个劲儿的让我吃。

  “你看,连桔子都护着自己的籽儿,把它包藏在最里面,你父母什么忍心让你跑那么老远去当农民”?

  听了这话,我无言以对。生怕哪句话说错了让人抓住辫子,在火车上开我的批判会。

  不过还好,壮年汉子似乎早就对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对我的处境十分同情。

  这位仁兄在贵州境内下了车。临走还把剩下的桔子给了我,令我感激不尽。那会儿我身还剩四块钱。

 

(十二)

  清晨五点左右,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那时我已身无分文,成了彻头彻尾的穷光蛋。老话说 “ 穷家富路, ” 四块钱在当时绝对算不上富,但已经使我在火车上的几天里满嘴流油,吃肉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在连队两年时间的总和。嘴是舒服了,可我那常年被清汤寡水伺候的肠胃一下子还不能适应,闹得没到家就开始拉稀泻肚,险些半道撂倒。同车的旅伴用 “ 狼吞虎咽、 ” 甚至 “ 穷凶极恶 ” 这类夸张的词汇来形容我的吃相。

  实不相瞒,我在连队时每逢开饭都不敢串门,几乎人人对我的到访怀有恐惧,生怕我抢了他们碗里荤腥(通常是家里省吃俭用寄来的几片咸肉之类的东西)。一时间弄得我声名狼藉、自尊受损。有一次,我忽视了自己影响力,在饭口时到别人宿舍去借东西。见到我,人家马上躲闪,我灵机一动振臂高呼: “ 别跑!我吃过饭了! ” 喊完,大家笑作一团。至于在火车上的举动,那是饿极了,唯恐吃了上顿没下顿,好不容易赶上吃肉的机会必须盯紧,即便撑死也心甘情愿,起码混个饱死鬼。

  随着人流挤出北京站,面对这座熟悉的城市,我忽而感到道路狭窄拥堵,没有印象中的宽广。旷野的开阔与中规中矩的城市在我脑子里怎么都无法融通,就像时差一样,地域之差让人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

  蹲在北京站的广场上,我开始呼吸家乡的空气,感觉有些浑浊,充满了煤烟的味道。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亲切无比。想想自己已经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了,心里不免又有几分凄楚。趁着感触万分之时,我点燃了一根烟,边抽边望着天空发呆,尽量不让脑细胞活跃起来勾起心中的不悦,直到烟头烫了手我才从飘渺无形的虚幻中回到现实世界。

  因为手里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故没有产生坐公交车的念头,只能手提肩扛一堆行李,挣扎着行走于首都的街头。出于好奇,我不停地侧目两边的行人,几乎个个气宇轩昂,很难见到我等形容猥琐之辈。这一切让我开始感到自卑,怀疑自己真的不如蝼蚁?

  沿街的墙壁几乎没变,还是被铺天盖地的大标语糊着。行至灯市口,见保加利亚驻华使馆商参处门口两侧有两个展示图片的橱窗(该处现已改建成星级饭店),还是出于好奇,我缩头缩脑停下脚步上前观看。突然站岗的卫兵一声怒喝: “ 快走!有什么好看的? ” 我这个人平时不太注重修养,天生又爱冲动,闻此呵斥我一下子把行李扔到地上,用手指着卫兵大吼: “ 你小子有本事把老子毙了!为什么不让看! ” 按上海知青老卜的话说, “ 我是知青、我怕谁? ” 那当兵的见我暴怒马上愣了,嘴里颠三倒四说不出一句整话。我估计诺大的北京他还没见过几个像我这样敢跟解放军叫板的主儿。

  人在气头上哪有心思看什么图片,但我还是装模作样将橱窗浏览了一遍,然后提起行李往肩上扛。卫兵不知心里怎么想,居然还上手帮忙,弄得我十分愧疚,连忙道谢。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到底是解放军。

  扛着行李继续前行,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窝火,怎么是个人就能随意向我们这些社会边缘的苦命人发威?

  三拐两绕摸到了家门,那时候天刚蒙蒙亮。大院传达室的李大爷听到叫门声马上打开大门,老眼昏花地打量我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模样。

  “ 您找谁? ” 我听了一愣。

  “ 才两年您就不认识我啦? ” 我即刻回应。

  “ 哎呦!是你呀,怎么变成这样了 ” ?

  “ 您是不是看我像刚放出来的 ” ?

  “ 不像。你这么好的孩子哪像从那出来的,我知道你从云南回来,快回家吧,你爸爸前几天从江西回来了,他们可想你了 ” 。

  我弯下腰打开放在地上的手提包,双手往外捧花生。老人连忙推让。

  “ 这么老远带回来的还是给家里人吧。 ”

  “ 我带得挺多,您就留点吧。 ”

  老人拗不过我,于是双手撩起衣襟连忙接着。

  至于见到父母时的瞬间我不想形容了,凭我的表达能力说不清当时的复杂心情。但我清晰地记得,老妈从钱包里拿出了五块钱,让我去洗个澡、理个发,别人不人鬼不鬼的四处现眼。在她心里,我应该是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遗憾的是,我至今也不具备她老人家所期望的那种形象,更不及我姥爷当年带着八个马弁出入官场的威风。说来也怪,我姥姥善良无比,怎么会嫁给我姥爷这号人?可我妈骨子里比我姥姥 “ 牛 ” ,估计是基因的作用。

  经过一番打整,我又有了精神,旅途的疲劳则抛于脑后,开始迫不及待地想会会同学。

  不少同学在北京灯泡厂工作,近两年也断了联系。不过那时候不时兴 “ 跳槽 ” ,庙在和尚就在,只要人健在,保不齐能撞上一个半个的。

  登上 12 路电车(现在是 112 路)到了关东店灯泡厂门前,我那时不敢在工厂门口久留,想想清晨的那一幕,生怕人家又把我当成坏人揪住盘问。为了颜面,我跑到马路对面的一个邮局门口往工厂大门里张望。

  尽管梳洗打扮得像个城里人,但没站多久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于是还原了山里人的面目,蹲下来抽烟。约莫中午 12 点前后,工人午休,不少穿着劳动布工装的人夹着饭盒往外涌,我赶紧站起来在人群里找面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足足一个小时,硬是没看见一个同学。处境不佳,连运气都顺带着不行。

  去年,我和着儿子从那儿路过,突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的这件事,便随口一说,我儿子跟我一向没大没小,张口来了一句: “ 你小子那会儿真惨。 ”

  又过了几天,我回到学校看望老师。班主 任赵 老师带着自责的口气告诉我, “ 军管会让你去边疆,我们没办法。 ” 其实我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便赶紧岔开话头聊起了别的。当他们得知凌瑜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纷纷表示惋惜,这么好的学生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呢?

  离开学校已近中午时分,我开始觉得饥寒交迫。摸了摸口袋,我妈给的那几块钱还没花完,于是我走进离家不远的一个小酒铺,要了四两白酒、一盘猪头肉、一盘豆腐干,跟几个四十多岁剃着光头的 “ 板爷 ” 坐到了一起。脸对脸地开喝。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妈从单位回家吃饭路过小酒铺,透过玻璃看见我正蹲在一条长板凳上手舞足蹈,同几个登板车的糙人聊得热火朝天,马上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推门闯入,揪住我就往外拖。由于事发突然,没喝完的酒和那个年头相当高档的菜也顾不上拿了,灰溜溜地跟着我妈回了家。剩下的酒肉便宜了那几个卖苦力的酒腻子。

  回到家来老妈一脸怒气,劈头盖脸把我数落一顿。我琢磨她心里肯定在想,儿子怎么会落魄成这副样子?简直是伤风败俗,有辱她们娘家的大户门风。

  为了使我有点斯文相,我妈决定给我买块手表提高我形象上的档次。

  拿着老妈给的钱径直去了百货大楼,买了一块北京牌手表。戴上平生的第一块手表,我开始有意识地在言谈举止上冒充绅士骗取长辈们的好感。其实瞎掰,绅士是装出来的吗?

  母亲送的礼物,我一直收藏着,我爸爸有时也拿出来看看,听听机器的走动声。有一次他边听边跟我念叨: “ 别看是国产的,走起来比你腕子上戴的欧米茄都好听。 ”

 

  (再序)

  开始,我只是被动地应邀给单位的一本小册子填缝,原以为这些陈年往事没有人会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一代。不曾想两期过后居然有了 “ 粉丝 ” 。

  由于工作调动我已离开了原单位。但几个对我偏爱有加的 “ 边陲 ” 读者穷追猛打,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命令我接着往下写,有的人甚至像数落孩子般地对我施以教诲: “ 打拳要有武德,写字儿也不可失文德,文章切不可一稿两投,更不能在原频道播前半截,而又在其它频道去放后半截。 ” 此言不管是玩笑还是客气,我这个榆木脑袋只能当真,老老实实地让这些同辈甚至忘年交们牵着鼻子顺杆爬。

  还有一些我当年的战友,他们大部分在上海,自从读了我写的往事纷纷来电,说引起了共鸣,并告诫我千万别闭嘴,接茬往下唠叨,他们爱听、爱看,愿与我同悲同喜。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毕竟我们之间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人。

  曾有人问我,文章是不是当年所写?我答:不是。我当年的写的日记和其它一些东西就像如今一些考上大学的孩子愤怒地焚毁高中课本一样,早就在我离开云南的时候扔进了勐龙河,其目的是想彻底把那些经历抛于脑后,忘得越干净越好。但事与愿违,尽管在回北京的空空行囊中找不见只言片语,可在近 30 年之后,记忆与思维却时常追怀早已不在的时光。人们常说: “ 越老越糊涂。 ” 于是我担心,再过些年自己的大脑程序混乱,也开始前言不搭后语说胡话,那时候没有白纸黑字作证,我这辈子就真的稀里糊涂交待了。为了还自己一个真实,还历史一个原貌,不管别人信不信,我趁着脑袋瓜子还明白,在 “ 奔六 ” 之年努力完成爱听我唠叨的男女老少们交待的任务。

  其实我压根不会正儿八经写文章,似乎也弄不明白什么主、谓、宾、状等语言分类,如果真的让我用规范语法与言辞去行文表述,那我只能用干巴巴的车轱辘话去写: “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什么?从前有座山 ……” 。所以还请行家们留情。

 

(十三)

  尽管老妈像捏泥人一般按照她的想法重塑我的形象,可我如同掺多了水的稀面,只能拿来摊煎饼,仍然上不了大雅之堂,令母亲大人十分失望。

  有一次在家吃饭,我又习惯地蹲在椅子,老妈见状厉声喝斥: “ 非得蹲着才能吃饭吗? ” 闻训我没敢刺毛,乖乖地坐好,免得老妈继续恼怒,没轻没重地收拾我。

  过了几天,我告诉家里,当地医院说我的心脏二尖瓣狭窄,能不能检查一下?父母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认真,也十分纳闷。这小子滑冰、游泳,乒乓、篮球无一不能,虽说瘦点,怎么不到两年心脏就窄了?先甭管真假,带到医院查查再说。

  经过心电图、钡餐透视等等当时可以运用的各种手段一通折腾,结果不言而喻,没那么回事,只是化验出感染了钩虫病。于是有大夫建议,干脆开个假证明,让我以病退的名义回北京。我妈这个人一生磊落,对这种建议不予采纳。至于钩虫病可以用药物医治,没必要留在北京。

  第二天,老妈买来一小瓶杀虫药,经我身体力行,其药力不亚于太上老君精心炼就的灵丹,只几天的工夫便将全身的钩虫消灭殆尽,彻底粉碎了我留京的念想。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在北京混。尤其是见到那几个吃饱了混天黑无所事事的同学后,更觉得留在北京没意思,那样的生活与行尸走肉毫无二致,尽管他们乐在其中。

  假期里我一刻不停地为连队的同志采购,除了解放鞋外,还有几件女式的毛衣和的确良衬衫。见到这些物件,家里人还以为我有了相好的,但又不好意思盘问,只是神情上或多或少地有点疑心。我心想,繁重劳动已经把人累得连公母都快分不清了,想搞对象都不明白该去搞谁?

  眼看假期将满,为了让我在云南增加些营养,家里四处托人讨要肉票,专买肥膘炼油。干这份活计我妈内行,猪油炼好后,趁其未完全凝固,用一支抽血用的巨大针管,将油注进塑料血浆袋,之后再把小口扎紧,即便是踩上几脚也不会泄露。人呐,叫生活逼迫得什么招数都有,而且招招灵验。

  那时候全国的流动人口不亚于现在,火车票非常吃紧。由于北京至昆明还没有直通车,即使买到赴昆明的车票也须在郑州中转。记得我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恨不得连外面穿的棉衣都湿透了,才从人粥一般的北京站挤出来,手里的车票差点让我攥碎了。

  临行前一天,我妈把我收拾好的行李又重新打理一遍,什么话都没说。

  翌日,我随身携带四个 60 公分的手提包、两个军挎包和一个装满解放鞋的麻袋,在爸爸的陪同下雇了一辆板车运动到了北京站。行李卸下后又艰难地往托运处运动。

  以后的事情没有我们爷俩想象的简单。到了行李托运处,人家一看我爸爸就像个不得烟儿抽的下放干部,我是个让北京扫地出门的知青,其态度远不及对工农兵友善。 “ 托这堆行李至少得二百多块 ” 。说话的人双手叉腰,一看就是个霸道的主儿。当时我爸爸就急了, “ 怎么这么贵 ” ? “ 嫌贵就自个带 ” 。对方不容置疑。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有俯首服软的份,仅托运了那只麻袋,花费 70 多块,是一个兵团战士近 3 个月的工资总和。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车站开始放人,我们父子背负着 200 余斤重的行李浑身冒汗,比旧社会逃难的还惨。在丧尽所有体力之后,行李终于安顿妥当,此刻站台上响起了开车前的预备铃声。爸爸掏出了身上最后的 10 块钱塞到我手里,并以近乎哀求的口气,请求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解放军战士路上关照我。之后转身下车。

  其实那个军人在石家庄就下车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关照。一切还得靠我自己。

  列车行进了 11 个小时,终于停靠郑州站,我一刻没敢耽搁,立即从窗户钻出车厢,其他刚认识的几个人把我的行李一一传出窗外,我连忙向众人致谢,随手递上了一盒 “ 红牡丹 ” 香烟。这时候我听到有人以悲天悯人的口气发牢骚: “ 这孩子还要转乘 3 天的火车和 4 天汽车,真是受罪 ” 。

  现在想想,人的勇气和拼搏精神是历练出来的。今天,不少人都说民工苦,得到了整个社会普遍同情,但城市民工的这种状态若是放到我卖苦力的那个年代简直就是天堂,我做梦都不敢想。

  在郑州等待转车的时候,我特意将沉重的行李放在一位也是等候转车的解放军身旁。几分钟后,大概彼此都觉得无聊,我便首先打开话匣子与之攀谈。为了证实身分,我从口袋里掏出 “ 边境地区通行证 ” 给他看,想不到那当兵的一见来了兴趣,马上对我毕恭毕敬,以为我是执行特殊任务的 “ 特工 ” 。 “ 噢,想不到咱们国家还有这种证件,我今天算是开了眼。同志,有麻烦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 ” 。其实我根本没有招摇撞骗的意思,只不过一般内地人很少见到这种证件,所以也弄不清持这种护身符的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还别说,就这么巴掌大的破纸片子换来了不少帮助。小战士又是帮我看行李,又是帮我挤火车,解决了不少我一个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估计这种事放在今天可能不行,眼下各种制服、大檐帽以及各路名片满天飞,兴许卖冰棍儿的老太太都是某条胡同 “ 冷饮批发部的总经理 ” ,连不想骗人的都想招摇一把。幸亏这会儿政企分家,要不然你可能误会全国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得上亿。

  火车终于摇晃到了昆明,一路帮我忙的解放军兄弟早在湖南某站下了车,此时我又开始发愁,这 200 来斤行李怎么扛出去?

  天无绝人之路,车还没停稳,一群拿着扁担的人就把车厢团团围住,愿意为革命旅客有偿服务。一个麻秆汉子在车窗外看我骨瘦如柴与其相似,便认定我需要伺候,不容旁人上手,抢先把我连拉带拽拖出窗口。但当我的行李一件一件顺出来后,老哥们傻了眼, 6 个包哪个也不轻。 “ 同志,我少要点,你看,我人行扁担不行 ” 。我对穷人素有恻隐之心(其实我也穷),那时候全国粮票能当钱用,我便开价 10 斤粮票,并告知能挑多少算多少,剩下的我扛,路途不远,就到车站的寄存处。老哥仔仔细细地收好了粮票,铆足了浑身力气,呲牙咧嘴挑起了三个包,剩下的三个包我一鼓作气连背带提,于是两个瓷牙咧嘴的麻秆摇摇摆摆向站外挣扎。

  存好了东西一身轻松,赶紧又乘公交车去长途汽车站,尽快购买赴西双版纳的车票。还算顺利,三天之后可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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