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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知青政策几次重要的调整

上海知青 余杰   上传日期:2008-09-13



 
 

本文目录
   
四、知青政策的突破
五、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从1968年到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经了十年。知青问题始终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涉及到上千万知青的命运,也涉及到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一系列举动的评价。这十年中历经艰难曲折,对于知青问题中央多次作出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不管当事者的本意如何,最终的结果是以知青大返城使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告终。

  知青的问题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带上了那个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诸如“反帝反修”的战略措施、“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等等。而在实际的进程中间,各种各样的问题、矛盾一直在困扰着党和政府。到了1978年的时候,这种问题和矛盾已经到了集中爆发的时刻,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以后,全国出现了知青大返城。一直到今天,知青的问题还在延续着。因此,回顾、分析和评价历次知青政策的调整和纠错的过程,吸取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一、上山下乡的初期的一次调整和纠错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发表不到半年,《人民日报》即宣布:全国大中城市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革前10余年下乡知青总数的“几倍到几十倍”。到1970年5月,全国共有5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数字比“文革”前5年下乡青年的总和还多3倍。 那时的知青到农村主要采用了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包括部分的国营农场)为主的两种形式。两年不到,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已经开始暴露。匆匆忙忙的决定,毫无计划的行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做法。毛泽东那诗人般的浪漫,造成了多少这样离奇而又荒诞的决策。上山下乡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在1969年开了“九大”以后,国内的局势稍微稳定了一些。毛泽东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其目的是想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已经无法按照毛泽东所设定的轨道前行了。林彪和江青都在用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毛泽东对抗,力图使自己能够在中国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有谁还能顾及到农村的知青呢?但是,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到了1970年4月1日,当时的国家计委的军代表给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除了继续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以外,对有些知青不安心扎根农村和边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阶级敌人的挑唆和破坏;二是城乡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三是刘少奇“读书做官”和“下乡镀金”等修正主义思想的余毒尚未肃清;四是一些地方领导思想认识不足,对知青的生产、生活和学习重视不足,关心不够。现在看来,除了第四条讲了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以外,其余的都有着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烙印。是在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基础上的一种结论。

  怎么办?为此,报告提出了九项政策规定。其中,除了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对上山下乡工作给予充分重视,要求知青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要求各地区要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制定规划、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减轻当地群众负担等等外,着重对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改进意见。如: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要极端重视知青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做到“同工同酬”;(请注意,是用了“极端”这两个字)明确要求知青的口粮,不得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要求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种不法行为,对强奸下乡女青年的要依法严惩,对知青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同时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对类似事件处理不当、对坏人打击不力等问题。 报告还强调,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费用,必须切实用在知青的生产、生活方面,对有的地方随便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知青安置费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 报告明确提出,对于出身成分不好但现实表现好或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不得歧视;并要求各地,尽快对当地知青的情况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切实解决存在问题,尽快对今后的工作做出规划。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当时上山下乡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如当时的各级领导们不极端重视知青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没有做到“同工同酬”;知青的口粮明显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存在各种破坏上山下乡的不法行为,如对下乡女青年强奸,对知青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费用,没有全部用在知青的生产、生活方面,地方上趁机随便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知青安置费;对于出身成分不好的知识青年进行歧视等等。这些在“文革”中所产生的知青问题,实际上是看到了但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来势很猛,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尽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实际的各种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致使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复杂,为以后的总爆发埋下了祸根。应当看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问题不能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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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山下乡的中期的一次调整和纠错

 

  知青下去了,是不是天下太平了呢?就像毛泽东在1968年的时候对北京的几个“学生领袖”们说的,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当年风光一时的红卫兵开赴农村的壮观的场面。城里是太平了一些,在知青集中的农村则开始了一场悄悄进行的返城的活动。诸如一些有背景、有关系的知青通过参军、招工、招干中“拉关系”、“走后门”体面地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城市。那种“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革命热情和激情在几年艰苦的磨练中已经完全退却了。回城无计,走后门无望的知青开始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反抗。如偷窃、群殴、赌博、流窜、淫乱等荒唐行为不计其数。知青所在的地区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出现了一定混乱。一些地区的知青同当地农民、干部的关系紧张起来。一些集中安置地区的干部、群众,从起初对知青热烈欢迎,变为现在存有看法,并开始对其敬而远之。 “神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遇到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

  时间又过了两年。1972年底,这时发生了福建省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从李庆霖毛泽东写信告“御状”所反映的问题看,主要集中在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主要是口粮、住房和钱的问题。同时,信中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在知青招工中的一些“走后门”现象等不正之风,表示出对上山下乡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忧虑和牢骚。事实上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而引起的社会混乱,一些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歪风在社会上形成了习惯性的风气。这也许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始料不及上午。就说走后门之风,从最初偷偷摸摸的走后门,找关系,发展到堂而皇之的开后门,没有后门办不成事。参军开后门,进工矿开后门,读书开后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传遍了全中国。这些问题的存在和蔓延在知识青年们的心目中,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千言书”,为党和国家调整知青政策提供了契机。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聊补无米之炊,容当统筹解决。”这12 个字,成了当时全国知识青年共同的话题。毛泽东复信后,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召集了专门会议,解决知青问题。会议对知青的安置经费问题、口粮问题、婚姻问题、成份问题、布局问题、表彰先进知青问题、知青的学习教育问题、打击坏人杀一儆百问题、加强管理问题都作了研究,部署改变一些极左的不合理的做法,采取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新措施。这些新措施都具体体现在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里。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组织有关部门宣读学习,结合本地知青工作实际进行研究讨论,并拟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2人到中央汇报和解决有关问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让我们来分析以下这个报告。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基本点是在肯定知青的上山下乡。如 “全国已有800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这些知青中,“已有59000多人入党,830000多人入团,240000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认为“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反修防修的一次伟大战略部署。”等等。这些是当时的基调,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讨论其他的问题。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具体办法。共提出了六条统筹解决的举措,同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这六条措施是:

  (1)严格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规定:“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

  (2)切实解决下乡知青的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予一定补助,今后的安置费也将适当增加。

  (3)大力加强对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

  (4)坚决刹住各种不正之风。今后要严格制度,对于违反制度“走后门”者,“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还要给予纪律处分。”

  (5)发动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

  (6)今后每年都将有大批的城镇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要作出长远的安置规划,并同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相比较1970年的知青政策的调整,这次还是有限度地统筹解决了下乡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其中的一些措施还是比较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由于它是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正处于高潮时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的,是一些就事论事的解决办法。当然是不可能彻底解决和终止这场运动,因为这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战略的。对于广大的知青来说,这些政策的调整在实际上的积极意义不大,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这就是到底知青在农村要待上多少年?而给予的回答是会议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并在全国知青中掀起了一个“扎根”、“决裂”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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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有限的条件下一次有限的政策调整

  

  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政局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就在各条战线上开始大规模地拨乱反正的时候,唯独知青问题还是没有一点松动。在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再次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当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国家开始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为知青未来出路增添了一条重要渠道。有极少部分知青通过高考而进入各高、中等学校学习。同时,随着城镇招工指标的扩大,一些老知青也开始回城工作。但是这些措施的采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还在农村的900万人知青的问题。1977年12月,国家计委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所形成的给中央政治局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了知青就业要按照“面向学校、农村、边疆和城镇招工”的原则。第一次朝着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这份“汇报要点”还曾指出:“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目前,留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900万人,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安心于农业。”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广开就业门路、减少上山下乡人员的思路。同时,也改变了过去那种一边上山下乡、一边又招民工进城的不必要的“城乡劳动力大对流”现象。

  规模宏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牵涉到中国千百万知青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利益,也牵动着毛泽东之后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的心。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历时一个多月时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再次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型会议。这次会议,首先对上山下乡工作作了一个基本估计。指出: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全国共计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将文化科技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上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林区,建设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成绩,涌现出了一大批英模人物。特别是在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上,广大知青立下了功劳。

  但这次会议也有几点引人注目的变化:(1)“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同时指出:要达到这种地步,必须有个过程。(2)“今后,城市中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留城面要逐步扩大。”“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3)要办好“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劳动)的知青点,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4)“各地要奔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尚在农村的广大知青的生产、生活困难。“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解决。”(5)“大专院校招生、选送出国留学生,要照顾同等条件的下乡知识青年。”(6)“对于迫害知识青年的案件,要认真查处。罪大恶极的,要坚决镇压。”

  同时,会议期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中,也有一些更明确的政策出台。如:凡是独生子女、父母双亡的、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子女,均不列为下乡对象;家庭确有困难和病疾不能参加劳动的家庭,可以照顾留城;下乡知青通过业余学习达到高校毕业生同等水平的的,要发给证书,承认学历,用其所学;已选拔为公社以上机关的脱产干部的知青,经考察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给予定职定级;1985年之前,对知青农场和企事业单位,坚持“三不政策”,即不交税、不上交利润、不负担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从知青中招工,要照顾下乡时间长、困难大的知青,并要适当放宽招工年龄和扩大招收女知青比例,合理解决下乡知青的工龄和工资待遇问题。另外,规定从1979年起:(1)、到国营农场、机关、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劳动基地和“五七”干校的,每人补助400元;到集体单位和知青点的,每人补助600元;下乡位置单程超过500公里的和未婚的知青,每两年国家补助一次探亲费,已婚的共补三次探望父母路费;在农村安家且住房困难的,每人补助建房费300元。……

  可以看出,为了解决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家庭方面的实际困难,党和国家是花费了很大力量的。国家的知青政策正在逐步完善,各种具体措施也相继出台。尤其是这次大型会议后,国家调整了“文革”中曾出现的千篇一律和“一刀切”、凡城市毕业的青年学生基本一律下乡的死板做法,开始逐步拓展多种门路消化吸收青年毕业生,逐步减少下乡人数。笔者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上,从会议召开的1978年当年开始和197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开始不再大规模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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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青政策的突破

 

  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留下致命的一个政策错误。在有限度地制定了统筹解决知青的出路问题时,对农场知青规定是国家职工,不再按知青对待,不再办理病退、困退。这样全国当时仍在农场的近200万知青被武断剥夺了作为知青回城的权利,当时全国一片平反、落实政策之风,惟独农场知青仍要坚持“原地”,坚持“革命”。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继续担起化解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恶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境遇,知青的抗争也是理所当然的。

  1978年的年末,在西双版纳各个国营农场,知青作为坚决要求回家的一方与农场的各个方面处于极其紧张的对抗之中。几万知青同时罢工,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件事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丁惠民等知青代表赴京请愿的时侯,中央派出以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

  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痪,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几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摆在赵凡和调查组面前种种棘手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是主线是十分明确的:知青要回城。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北京、上海市与会的同志不同意写明解决农场知青回城的具体时限。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走的办法,按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印发一个文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央批准后,立即召开有全省国营农场场长、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后,再加以执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后来,为了照顾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压力,云南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没有规定安置农场知青的具体时限)。就这样,一场以云南知青为先锋的知青请愿回城的风波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全国的知青们终于回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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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以云南省知青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各地留在农村、农场的知青,绝大部分也通过招工、调动、顶替、病退等多种途径回到所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调离农村的知青255万人,1979调离农村的达到395万人。
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随即转化为城镇就业问题,就业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只停留在原有思路考虑问题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要求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寻找解决就业问题的新途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共同研究,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10月4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邓小平的讲话,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年均下乡知青160多万,今后减少到70~80万,知青经费由过去的8亿多元减少到5亿多元,这样可以腾出3亿元;如果按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的每年拿出10亿知青经费计算,可以腾出5亿元。这3~5亿元经费可以由国家财政部门直接拨给劳动部门,用于解决城市待业青年的问题。此后,知青经费由主要用于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逐步转向扶助城镇待业青年就业。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经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以后,各地政府本着实事求是、负责到底的精神,较圆满地解决了知青子女上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实际上,中国的知青问题一直在延续。如在2007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民革中央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呼请关注“老知青”的养老保障问题。提案说:“国家有关部门应从制定全国性的相关政策着眼,组织调研力量,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切实了解返城知青在就业、退休、住房,以及社保、医保等方面面临的困难。并制定相关政策,尽快将他们列入保障范围,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提案指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今天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已陆续进入了退休年龄,许多人返城后工资并不高,退休后收入就更少了,还有不少人因企业关停而下岗多年,成为社会里又一新的困难群体。提案建议,国家应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劳动保障、民政、财政等部门,将已经“农转非”的下乡知青作为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和城市居民“低保”覆盖面的重点;实际缴费年限和下乡插队年限累计达到15年以上的,退休时可按月享受养老金;对一直没有就业和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还可以按照国家和各地有关规定纳入户口所在城市的“低保”范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各地政府在每年“送温暖”活动中,安排一定经费,专门用于对生活困难的“老知青”给予一次性补助。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引用上海知青周公正写的一篇文章《知青祭—写在“12.21”之际》里描述的“后知青时期”的问题。他说----

  “1979年以后,知青回城融入社会各阶层。开始憧憬着新的生活、新的愿望,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种“知青阴影”总时不时尾随着这一代人,(指知青主体人群)给人一种‘后知青时期’感觉。

  说到‘后知青时期’,几件小事很能说明这种‘感觉’。

  1、回城知青的基本去向和待遇。当年,很多知青曾说过只要能回城,什么扫马路,倒马桶都干。当然,知青回城后不至于都去扫马路,倒马桶。(上海毕竟是中国最先进城市之一没有那么多马桶好倒)但基本去向是街道工厂、生产组等大集体企业。和大嫂大妈们手工劳作为伴。其待遇据笔者记忆第一次加工资,虽然只是3元、6元、9元三档。但规定回城知青只能加3元、6元两档,并且比同等条件的原工人(包括未上山下乡的病残青年工人)低一档。当时,笔者曾请教过厂书记问为什么回城知青要低一档,难道我们上山下乡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不是为社会主义干。厂书记也曾和蔼地回答:我也同情你们知青,但没有办法,这是‘规定’。两个字就可叫你不服也得服。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油然而生,当过‘知青’怎么啦?

  2、中国社会进到九十年代,国企要改革,转制,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又是一个个‘规定’要‘四O五O们’下岗、内退、协保、拗断…….。而当我们冷静来分析这些‘四O五O们’其主体却又是知青。原来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工人,一句话就变成了企业工人,割断了历史,当年为国家创造的利润、效益化为乌有,在一个个‘长官意志’的改革、转制规定下,首当其冲的是工人,后知青们又一次充当了牺牲品。为改革.开放成功所支付的代价却要一个群体承担,一个时代的玩笑,使‘后知青们’深知社会的世态炎凉。

  3、去年,受一位新疆知青朋友之邀,一个周六的早晨去虹口公园,一群原新疆知青在一面‘阿凡提歌舞团’的小红旗下自拉自唱,舞姿翩翩——‘新疆亚克西’。我也为之一怔,别看他(她)们每月只有四、五百元的‘退休工资’。比起那些月工资四、五千元还嚷着日子怎么过的清华教授是一群多么可爱的人啊,别看他们大多寒碜、委琐的围在四周。‘阿Q’式的跟着哼哼,有些还忍不住走进场地舞上几圈,而最可贵的是那歌声的旋律还带着当年青春的气息。我心中暗自宽慰,大概也只有经过‘知青’的人才会这么‘自得其乐’。当他们知道我是云南知青,热情同我握手还连声说,还是你们云南知青好,我们…….。说起他们的情况,也因为‘规定’,他们不算是受‘文革’迫害上山下乡的知青,所以……孰是孰非,我也不忍在此多写,都曾同是天涯冷落人嘛。”

  这就是我们知青!特别是在当今更加关注民生的条件下,我们该如何给出一个答案呢?

  知青,这是一个永远没完没了的话题!

(本文在写作的时候,采用了不少同行的研究成果,这里就不一一说明,在此表示感谢!)

 

 

                  

                      200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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