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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直达
 
 
 
 
 
 
 
 
 
 
 
 
 
 

 

 

 

 

 

 
 
  上传日期:2008-12-01  
     
 

勐龙河告诉我们


 
 

       ----上海知青在云南东风农场


 
 

  

   以此来纪念云南东风农场成立50周年
   以此来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
   以此来纪念知青大返城30周年

                         ----题记
                             上海知青 余杰

 

                              



 
 

本 文 目 录
   
四、历经磨难
五、历史转折
 
     
   




序    白塔作证

  有一首诗在当年赴云南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创办的《勐龙在线》上流传,这首诗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白塔》,作者叫孙向荣。诗歌里写道----

           “女儿问我 ,

           白塔为何如此圣洁。

           我说 ,

           它见证了一代人青春的

           苦涩与欢乐 ,

           激进与迷惘 ,

           磨砺与成长 ,

           跋涉与回归。

           女儿问我,

           白塔为何如此美丽。

           我说,

           它见证了一代人

           在这片土地上的情和爱。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哺育过我们的亲人。

           永远不会忘记

           把年轻的生命

           留在这里的知青亡灵。

 

           如今圣洁美丽的白塔

           不仅是西双版纳的

           著名旅游景点,

           更被知青视为

           大勐龙的标志。

           它将永远留在

           我们的记忆里,

           铭刻在一代人的心中。”

 

  孙向荣, 1968年12月第一批从上海市上山下乡来到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知青。1974年秋被推荐到武汉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武汉理工大学工程师、讲师;1993年他调回上海,在一家房地产企业任高级工程师, 去年年底刚退休,今年61岁。2008年是云南东风农场建场五十周年,听说农场要举办建场五十周年场庆活动,在征得农场党委批准后,他于2008年4月自愿来场义务协助农场场庆办工作。

  孙向荣说:“今年是东风农场建场50周年,也是我下乡40周年。东风农场是我难以忘怀的地方,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知识青年为农场的建设和边疆的繁荣,为建设祖国的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奉献了青春,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知青在农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是农场发展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有责任宣传知青的事迹,记录知青的历史,展示知青的风采,让知青的奉献精神世代流传。我能来场协助工作,为农场作点奉献,为知青办点实事是一个普通老知青的情怀,也是对我下乡40周年的最好纪念。”

  这是一个老知青的情怀。这是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怀。

  白塔作证,知青永远怀念着这一片土地!

  有一位知青朋友说的好:尚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和人类的一场用千万人青春作成本的运动, 仅仅是运动的当事者以质朴的情感方式渲泄评判对与错、正与误, 那历史就简单地没必要“以史为鉴”了!忘记过去是一种背叛, 单纯为了忘记也是一种背叛, 单纯为了忘记不与现实社会同步创新求得发展更是一种背叛!

 

             《东风知青之歌》

              (主题歌)

           我徜徉在弯弯的勐龙河畔,
           听清清的河水淙淙流淌。

           勐龙河啊,
           你又把我们唤回了当年,
           酸甜苦涩书写生活的艰难,
           凄风苦雨经受岁月的磨炼。
           边疆的山路上,
           留下我们的汗滴与泪水,
           也留下我们的歌声和笑颜。

           我漫步在密密的橡胶林间,
           看满山的胶树把乳汁奉献。
           橡胶林啊,
           你又拨响了我们的心弦,
           一腔热血编识青春的期盼,
           战天斗地浇灌美好的心愿。
           生活的道路上,
           用沧桑铸造我们的脊梁,
           用勤奋把心中的梦想点燃。

           我眷恋边疆的山山水水,
           我依恋知青的纯朴情怀。
           知青朋友啊,
           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语言,
           山高路远我们的心总相连,
           天长地久我们的情永相伴。
           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永远只把希望呼唤,
           我们永远以笑脸面对未來。

 

  上世纪 80 年代初,曾经历尽磨难与知青一起生活过的中国著名作家丁玲来到东风农场参观。

  丁玲来到一片橡胶林地前许久不语。她在沉思、她在回忆、她在感叹。丁玲问陪同的一位农场领导:“农场种植的橡胶林,知识青年也一定出了力吧?”

  “那是肯定的。”这位农场领导说:“东风农场的十多万亩橡胶园,是两代东风人用追求和信念、鲜血和生命雕塑成的绿色丰碑,广大知识青年功不可没啊!”

  丁玲缓缓地说着:“啊,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 !”

 

  历史不会忘记!

  从1968年的上山下乡开始至今已有40年了。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也过去30年了。拿什么来纪念和回顾这些值得永久记忆的日子,面对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青还能说些什么呢?整整一代人啊,留给我们的共和国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这里讲述的是上海知青与云南的东风农场。仅此一个局部,仅此一个缩影,让我们记住知青,记住那个难忘的岁月!




 

           1  风起云涌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知青是一代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

  1968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的运动被提到了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防止国外要把改变中国颜色希望寄托在共和国的第三、四代的政治高度来看待了。于是,在我们共和国的大地上演绎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当时还在各个学校里等待分配的66、67、和68、69届中学毕业生无法抗拒的必由之路。云南、黑龙江、安徽、江西、内蒙、吉林等等成为上海学生的去向。

  曾经在云南东风农场新闻报道组工作、回沪以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上海知青吴鹤翔回忆说:“那是 1968 年,寒露一过,秋风习习,使人明显感到了凉意。当时文化大革命即将走完第三个年头,对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说,算不上是多事之秋,大家在‘热血沸腾’了两年多后,对文革已感到倦怠和麻木,上街刷标语、集会搞辩论的派仗大多已偃旗息鼓、烟消灰灭,真正成为热点而吸引大家的,是毕业分配问题了。当时,国家的政策是‘四个面向’,尽管‘上山下乡’已为舆论肯定和提倡,并被冠为‘红卫兵运动的继续’,但大家已远没有‘拿起笔做刀枪’时那种义无反顾、挺身陷阵的热情和冲动,在这样一个维系个人前途的历史性选择面前,大家都不免踯躅不前、三思而行了。”

  “1968 年 12 月 21 日 上午 10 点,在缠绵的话别声、凄楚的哭泣声、激昂的口号声等心绪迥然、极不和谐的混杂声中,一列驶往云南昆明的知青列车缓缓驶离了上海火车站。说实话,在报名去云南的日子里,内心充满了青年人的豪情壮志。当时,我们常诵读的所谓语录,是‘今后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当时我们崇尚的是青年人要‘慕鸿鹄而高翔’,我们向往云南边疆带神秘色彩和诗情画意的生活环境,憧憬屯垦戍边、开发橡胶的神圣事业,满怀开一片天地、闯一番事业的激情豪气。记得自己还曾经附庸风雅,用‘伟大领袖’爱用的词牌形式,兴致所趋地胡诌了几句,记得结尾两句是:‘指看边塞丛林处,战马蹄正欢。’

  在这里,既有我们年轻单纯的因素,也有文革前十几年我们所受教育的因素,因此,在父母们为我们离家远行而担忧和揪心、特别是母亲们因骨肉离别之情而偷偷流泪的时候,我们依然表现出志高气昂、一往无前的姿态。在火车即将启动的时候,突然,我意外地发现在闵行工作的妹妹挤在欢送的人群中流泪,看到患病的父亲在一旁深情地注视着我,特别是父亲轻轻告诉我母亲也赶来了,因为没有送客票,只能在火车站外翘首张望时,我立刻感到内心的颤抖,犹如刀割一般疼痛。因为我怕送别时难受,送客票家中一张未给,现面对这样的送别场面,面对曾朝夕相处、即将分别的亲人,我纵然再有万丈豪情,此刻也无法控制自己,在表现自己的豪情,决意远离上海,奔赴边疆时,其实全然没有顾及到,父母们在为我们的“豪情”揪心动情,承受着无以言表的伤痛,我一直为此而深深自责。随着离家的地远时久,亲情的力量日显强大,当初的豪情也日益为现实所磨砺。当然这是后话,但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付出巨大代价仍以失败告终,背离人性亲情,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

  随着火车前行的“隆隆”声,我们离上海越来越远。这在有近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上海,实在是极平常的一天。然而,就是这一天,后来成为那个年代知青们一个不小的纪念日。因为这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送了一条“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即,火车上,护送的领导、知青代表和列车长等用大红纸抄录了这条最新指示,逐个车厢地进行宣传。这条“最新指示”,不仅为这批上海知青的大西南之行增色不少,同时也揭开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群众运动的序幕。”

  现任上海市南汇区政协副主席的张兆田回忆当时离开上海的情景说:“我是 18 岁那年随着“一片红”的时代大潮上山下乡的,下乡时只有 80 来斤体重、不足 1 米 60 身高、一副稚气未脱的童颜。在北站人流中,一位宁波阿婆见我背着行装,边抹眼泪边摇头自语:‘可怜啊,作孽啊,这么小的孩子也要下农村!’当时的我,瘦弱却不乏刚毅,单纯而又率真,上进乃至激进。作为多年的学生‘领袖’,我满怀那个红色年代的激情与梦幻。 1970 年 6 月 9 日 是我离别故土的日子,虽是艳阳六月季节,天色却有点晦暗迷蒙。在汽笛鸣响、火车启动的一刹那,天地间爆发一片哭声,前来送别的人群像潮水般追着火车哭喊奔跑,车上车下紧抓的手死死不愿松开。车厢里的伙伴个个哭成了泪人,唯有我没流一滴眼泪。”

  根据记载,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余年知青总数的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到1978年10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年均达160多万人)。1700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人类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就是这样,这一代人开始走上了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旅程。成千上万的青年来到了农村、边疆,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上山下乡运动。

  云南知青主体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这里有来自于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青年学生。据1973年10月统计共有在册知青95128人,其中北京知青5035人,上海知青35052人,四川知青41712人,昆明知青7229人,至1978年冬知青大返城时,先后来自五大城市的知青人数总计达到十余万人。

  1968 年到 1971 年,东风农场(一师二团)共接收安置城市知青 13522 人,其中北京知青 1525 人,上海知青 7937 人,四川知青 2938 人,昆明知青 1122 人。东风农场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南端的勐龙坝,是以种植橡胶树为主的国有农场。农场东西最宽处约 14 公里 ,南北长约 40 公里 。场界内有各民族居住的 93 个自然村。 东风农场处于勐龙坝与高山间的缓坡台地和低中丘陵地带。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国策的感召下,到云南知青在“种出争气胶、气死帝修反”的雄心壮志鼓舞下,似乎更有一份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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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勐龙记忆

 

  我们还是把记忆的目光投向祖国边陲的小镇大勐龙。

  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在《生命之树常绿》一文中对大勐龙作如下描述:“那里有三五十米以上的大乔木,其中还有突出于大乔木以上高达七八十米的望天树。其下,是二三十米左右的大灌木,那里面更富有厚茎的藤木,木质及草木的附生植物,有小灌木,高大草木,半灌木和矮草。不着陆的附生兰的兰科植物悬挂在空中,形成一层层的空中花园。所以这一切,构成了热带的森林群落。”

  “勐龙”在傣语里它的意思是“大的坝子”。弯弯曲曲的勐龙河由此而得名。这条发源于景洪、勐海两县交界处的勐宋乡全长140公里河流,是由无数小沟与小河汇集而成的。 潺潺的流水,肥沃的泥土,美丽的大勐龙,美丽的家园。她是那样的朦胧、神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为她那多彩的土地而感到骄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有着富饶传神的土地,在祖国的大家庭里,这是一片令人神往的地方。群山环抱着弯月形狭长平坝, 朝雾晚霞,层峦叠翠,稻香胶茂,村寨相依,勐龙河横贯南北,将大小河流东流到澜沧江。竹楼静谧,风竹婆娑,蕉林飘逸,勃勃生机。

  据大勐龙第一任区委书记卜清贤同志回忆,1952年刚从部队转业到大勐龙时,“森林密布,站在坝子中间,向四周望去,到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森林,就是在坝子由这寨到那个寨去中间也得穿过一段森林。”

  到了1957年,国家的建设需要橡胶。于是就把这个任务落在了云南,组建了云南省农垦局,第一任局长是江洪州。一路考察,一路风尘,规划在大勐龙地区建设20万亩橡胶林。

  周公正,1968年从上海出发的知青,如今已经退休。在回忆勐龙生活的岁月时,他是这样讲述的:

  “我们1968年进大勐龙亲手开拓的第一个知青连队,红九连就是如徐迟先生描绘的亚热带雨林中开垦出来的。时过三十多年了,葳蕤幽阴的雨林群落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天边群山绵延,茫茫苍苍;近处胶林碧透,凤凰花红;河溪清澈冰凉,风竹婆娑摇曳;黑心树林,蕉林丛丛,星星点点的傣家竹楼散落其间,若隐若现;风姿绰约的傣家小龙英手撑花伞,肩担谷箩,行走在竹桥,小道……那是永远的记忆,今天写下‘人·田园·雨林’这个标题是因为大勐龙远比我们生活其间时所感受到的一草一木来得美丽,幽远。”

  为此,周公正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大勐龙纪事》。关于位于大勐龙坝子的东风农场的历史,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大勐龙也就由此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来年早春二三月,云南省机关下放干部,陆军13军37师,39师转业军官,昆明步兵学校学员,云南省军区警备部队退伍官兵,思茅专区机关干部和昆明市青年共约1500余人先后开进大勐龙,组建了东风总场,开始了一场向大自然要橡胶的屯垦奋战曲。

  1968年初。末,首批京。沪知青四百余人抵达东风总场的疆锋,红卫,温泉,风光等农场,直至1977年最高峰时共有来自京、沪、渝、昆知青14400余人,真正翻开了大勐龙崭新一页,共开拓橡胶园17.84万亩,使大勐龙变成了‘沸腾的群山’。 今天,在这片沉睡的土地上,崛起了一座繁荣的准现代化农垦新城,像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镶嵌在勐龙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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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艰难跋涉




   历尽十年,知青在农村的历程是一部生动、复杂、惊险、坎坷的书。这里记载着这一代人的欢乐与痛苦、汗水和泪水。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留在那万水千山中,留在那贫瘠和荒凉的大地上。

  上山下乡使我们上千万的青年来到了农村、边疆,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上山下乡运动。于是就使知青看到了历史教科书上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社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的社会底层的生活现状;看到了真正的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苦难的一面;这些真实的场景对于知青生活习性的倒退,对于知青文明心理的震颤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感受的,而由此促使知青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思索、成长和成熟。据《中国知青史》统计,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有51380人。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不过是一个群体的区区小数。

  1968年12月21日的一列火车载着一千余名上海知青,来到了云南省国营的农场。其中来自上海的闸北、卢湾、普陀、南市四个区的约四百名知青,分别被安置在东风农场的红卫、温泉、风光三个分场(即后来的一、二、四分场)。 到了1970 年又有约7500 余名上海知青来到了这里。以先来后到为序,在农场就有了 “老上海”和“新上海”的不同称谓。

  吴鹤祥说:尽管“老上海”和其他知青一样,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同样是或激昂、或感慨、或彷徨、或颓唐地一路走来,有过一时难以说清的升沉起落,但是和以后实行“一片红”不同,他们不是属于被无可抗拒的狂飙和洪流裹挟到此,他们中确也曾有过坚定的选择、真诚的誓言、美好的憧憬、崇高的追求,为了建设边疆,为了橡胶事业,一腔热血,来到这里,他们起步时所拥有的选择、誓言、憧憬和追求,也曾成为他们披荆斩棘、跋涉征程的勇气和力量,成为艰难前行的动力。 然而,即便是所谓的“老上海”们,尽管至今说起,依然对云南边疆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拥有永远无法释怀的深厚情义,依然对云南农场的生活经历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眷念,但最终却都坚定地选择了回城,远离了曾经真诚追随过的上山下乡之路,世事之变,人心之变,实非当初所料。这不能不使人体悟到社会客观法则的力量,体悟到人性的力量。

  周公正在《遥 远 的 红 九 连》一文中讲述了当年知青来到农场以后所经历艰苦历程。

  第一次踏上九队的地域是刚到农场的第二天(1969年的元旦)。……到了九队,这里完全是一片原始密林,两台推土机刚推出两层走廊式的平台,准备建房造屋。对于我來说,看着周围的大山老林、菁沟竹海、荫蓊青翠、碧绿苍茫,不仅仅是好奇,更是一种思绪涌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不是一句空话,就要象《边疆晓歌》里那样,要干就要从头干起,那股无限豪情油然而生。在周占民、白开发、罗正兴等老退伍兵的带领下爬到半山腰砍來竹子做竹笆;沿着溪沟砍來树杆做房柱;挖沟引水、垒起土灶。不几天,一栋兵营式竹笆房就搭好了。不久,三队、四队、八队各建一栋房也如期完工,为后续大部队开进來大会战打好了前站。那个年代是热中“人海战役”,红卫各队组成会战大军开进九队地域。总场调來两台“斯大林100号”推土机、加上红卫农场几台“东方红75号”推土机。近千人的锄头、砍刀,那个声势够浩大的,红旗招展,机声轰鳴,土喇叭声声。对于我们这些刚从上海來到大勐龙的小青年是有点吸引力的,,那个阵势是见所未见,使人激起种种离奇的理想和革命豪情,把远离上海、远离父母的“悲切”也暂时忘却了,我也把自已溶进了这股“大开荒”的会战中。

  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了农场。从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千里之外的边疆农场,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一名学生成为一名农场的工人,身份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而什么是艰苦,什么是磨难从这里开始了起步。

  当年是东风农场七分场七队的上海知青钱华玲日后回忆刚到农场时的情景说:“我们燎原中学被分在一师二团七营七连,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身材矮小、脸色黝黑、穿着褪色军装而没有军衔的转业军人,原来是我们的指导员,听说他枪法精准,还干过特种兵呢!我们默默地跟着他走,赤脚趟过六连门前的小河,弯过几道山梁,七连驻地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半山腰推了块平地,左右是两排茅草房,入口处有一间简陋的文化室;东山脚下的伙房边,有一条由西向东潺潺流淌的小河;西山脚下的山沟里,有一块平坦的沼泽地。路崎岖,山险要,人稀少,物贫乏。目睹眼前的一切,我仿佛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叹息缤纷的理想化作泡影,担心玉米饭、盐巴汤难以下咽。更恐惧的是,我将要成为这块贫瘠处女地的第一代‘老农民’,世代繁衍、劳碌耕作,我又失声痛哭了好久好久…… 。”

 

  吴鹤翔回忆说----

  一天收工回宿舍,队里大多知青都收到了第一封家信,大家顾不得一身尘土,丢下手中的劳动工具,迫不及待地拆看起来。开始,整个连队悄然无声,瞬间,不知哪个女生首先一声号啕,顿时引发了整幢女生宿舍的一片哭喊声,不少还喊妈叫娘的。也难怪,大多是才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只身远离父母,不容易啊。男同胞们虽说没加入哭喊的队伍,但也被哭声搅得心里怪难受的。妹妹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快过春节了,家里第一次缺了你,感到心里很难受……”。妹妹是个不善用文字表达的,这么实实在在的几句话,看得我鼻子酸酸的。那天晚上,往日的说笑声没了,各人都在一遍遍地重温着家信,或在写回信,想赶在春节前寄到父母手中。于是,当再说起春节时,大家的脸色凝重,不再洋溢出喜悦和期待了。西双版纳的美丽风光在大家的眼中也成了“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牛屎成堆”,心情不爽,风景也走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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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历经磨难

 

   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劳动条件,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伴随着知青的全部生活。

  当知青们来到云南东风农场的时候,赶上了东风农场的大扩张。从原来的六个分场一下子扩展到十五个分场。到处是“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连年的“大会战”。吃没有吃的,住是住在茅草房里。你干不动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使知青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获得了一种摧残。

  吴鹤祥在回忆到农场过大年三十的往事时说,特别是听到杀猪时传出的嚎叫声,真是觉得比世上任何音乐都美妙,快两个月没沾一点荤腥了,谁能不对年夜饭抱有美好的期待呢。终于等到了晚上的年夜饭。按连队聚餐的要求,八人一桌,自由结合。说“一桌”,其实哪有什么桌子,就是八个人用脸盆、大搪瓷碗盛了菜,往地上一放,八人围蹲一圈,就算“一桌”了。

  上海知青邵国良被分在一个新建的十二分场,他在回忆到农场的第一个春节告诉我们:“71年年三十的晚上,年夜饭的菜是干菜汤里漂着的几片猪血。中国最大传统节日的到来和眼前这样简单的年夜饭的巨大反差让连队里的男女知青触发了强烈的思乡之情,连队里哭声一片。年初一,每人有了一勺猪肉,一勺豆腐。半年多了,知青们难得吃上这一顿肉,都很珍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时的肉就用白水加点盐巴煮出来的,鲜美无比,回味无穷。怎么会那么令人难忘,知青们有的舍不得一下子就吃完这样的美味,细嚼慢咽,有的狼吞虎咽。反正到了年初一晚上,一切回归于零,春节就已经算过去了。”

  回城以后,邵国良和绝大多数的知青一样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最近他在新浪网上开了自己的博客,取名《勐龙情深》。还是难以忘却的知青情结。在说到农场的生活的时候,他说:“70年6月刚到连队时,因为是雨季,见菜是用卷心菜的老叶子腌制的干菜,并不怎么样,主食倒是糯米饭,心中大喜。要知道在上海逢年过节每家每户才有一点糯米供应的,这下老鼠掉到米坑里了,可以天天吃糯米饭了。头几顿确实好吃,没有菜也能吃下去。可几天下来,受不了了,胃里面泛酸水,肚子饿,但又不得不吃,用白糖拌了又凑合了几天。后来实在不行了,看到糯米饭就反胃。所幸没多久就改为以吃大米为主了(就是上海的籼米)。有段时间还按比例每人配发一定量的包谷(玉米)作口粮。包谷粒和米煮在一起,远看挺好看的,白色中夹着金黄,可吃起来,粗细粮一起上喉咙接受不了。只得将包谷粒先一颗颗挑出来分开吃。

  处于“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毕竟会带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就是地处边疆的云南东风农场也不例外。邵国良回忆说,在兵团及农场体制期间,上至团队下至连队以及班排的各级领导,抓生产,生活不怎么样,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抓政治学习搞运动,却是嗅觉灵敏,闻风而动,紧跟形势,积极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70年6月到农场起,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一场场的整党整风,学习,运动不断。一会“批林批孔,反修防修”,一会“批儒评法”,一会“评论《水浒》”,一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后,基本上每晚都要大会小会无休止的学习讨论,不把你折腾的筋疲力尽不算完。逢雨季上不了山,也不让人休息一下,还是整天学习讨论,仿佛这样,农场的领导才“革命”了,尽了责。

  云南东风农场的龙泉公墓里,埋葬着我们71名知青的兄弟姐妹。曾经是上海知青的原东风农场党委副书记蔡家顺有一位远亲叫华红根。因为一次枪走火的事件使他永远地安息在这片土地上。蔡家顺回忆道:“华红根是上海市普陀区六九届知青。一九七○年三、四月间上山下乡来的农场,算起来那时才十七岁。因为年龄太小,又走得那么远,父母实在不放心,辗转打听还有这么一门远房亲戚的儿子也是东风农场的知青,而且是个高中生,正要托我父亲写信让我关心照顾一下。没有想到还没有来得及联系上,华红根已经在一场意外事故中死于非命。白发人送黑发人,其父母的悲伤之情可想而知。”

  蔡家顺说:“我和妻子励蓓云利用休假回了农场一趟。留下的印象是,阔气排场的场部、变化不多的连队和泥泞不堪的道路。只有郁郁葱葱的橡胶林依然散发出熟悉的清香。令人鼓舞的是农场二十年的远景规划。农场党委书记告诉我们,农场把所有在农场去世的知青的坟墓全部迁入新辟建的龙泉公墓,以便知青家属来祭扫。那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龙泉公墓。果不其然,其气派和规模不亚于上海的正规公墓。最正面的墓地,全部安排给了把青春和生命留在农场的知识青年。其中有知名度较高的凌瑜和王开平。我们怀着肃穆的心情轻轻地走过一座座的坟茔,默默地怀念着昔日的知青战友,不管是曾经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在知青墓地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我们找到华红根的墓。白色的大理石墓碑,矗立在同样用大理石砌成的墓前。上书“北京知识青年华红根之墓”。华红根回归了知识青年的身份,遗憾的是他的籍贯被搞错了。我告诉了陪同的农场女工委员魏孟芝和宣传科副科长刘云霞,她们表示马上通知公墓管理部门纠正。妻子到公墓大门边的管理处买来了香和纸钱,我们按照当地的风俗为华红根和所有已故的知青朋友上香、烧纸、鞠躬致意。我们离去的时候,天空飘起了雨丝。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大多已过五奔六了。只有华红根们的生命的钟摆永远停留在知青年代。我们在回首往事和享受生活的时候,往往会想起他们。”       

  看看云南农场的历史,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数据:“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仅就4个师2个独立团的不完全统计,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据记载“从1969年至1979年十年中牺牲在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近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没有忘记那些长眠在这块热土上的知青英灵。当这一切早已成为历史,当年曾经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过的知青们大多已经离开农场回到城市,而他们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与青山相伴,与绿水相依,陪伴他们的,还有他们用汗水与泪水亲手培植的胶树。

  沈瑾瑾,当年云南东风农场知青先进人物,是与吴鹤祥一批到农场的“老上海”知青。曾经担任过连队指导员、分场党委副书记。现为上海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筱萍谈起这位知青“劳模”时这样说:“沈瑾瑾,劳动起来从不戴草帽,一脸的黝黑。在当时同时赴滇的上海女知青当中格外引人注目,上海姑娘的娇骄二气,在她身上荡然无存。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岁月的刻痕似乎在她身上放慢了脚步,比起其他女知青,她的变化反而不大。一次知青的见面会,让我对她有了深一步的了解。我俩的谈话是从一部《根深叶茂》的纪录影片开始的。她告诉我,拍这部纪录片,纯属偶然,因为最早上海电影摄制组来到云南并不是专程来拍农场知青生活的,因为一些原因发生变化,才到农场来。一部《根深叶茂》使当时上海父老对云南知青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使沈瑾瑾红遍了整个军垦农场。‘其实,每一位曾经在云南农场度过七、八年青春年华的知青来说,这段记忆是会永远印在记忆中的,功过是非已不显得那么重要了。’沈瑾瑾淡淡地说出这话。我突然醒悟到:以平常心对待人生的鲜花与荆棘,才是人生的最好哲学。”

  是的,一切都很平常。对于我们知青来说,一切都过去了。留下的记忆里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回忆。在艰苦的磨练中,知青们开始了一种理性的思考。

  到了1976年2月,距逝世仅有半年多时间的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乡,才是解决知青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中止了它,又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就是在这种矛盾困惑中,带着深深的遗憾,毛泽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而知青的上山下乡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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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历史转折

 

  1976年10月是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党中央相继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恢复高考制度,召开科技大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这一系列做法深得民心。但是一直到1978年,两年过去了,困扰千千万万家庭的知识青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就在这个时候,国务院于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和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当天,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转发了这两个文件。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作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估计的基础上,开始冷静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

  在国营农场的问题上,会议提出要不断改善知识青年的生活条件,对于在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的许多实际问题,国家农垦总局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切实加以解决。但农场知青是国家职工,不再按知青对待,不再办理病退、困退。

  消息传来,一片哗然。惟独农场知青仍要坚持“原地”,坚持“革命”。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继续担起化解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恶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境遇,云南知青奋起抗争理所当然。

  在这个历史的关口,这些决定实在是无助于解决累积了十年的知青问题。积重难返,唯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阻力,大刀阔斧的来一场革命!

 1978年10月18日,西双版纳景洪农场10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执笔写了《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等三封公开信。6000多名知青联名上书,说出了广大知青深埋心底的声音,由于时任领导的冷漠、官僚、偏见,根本无视知青的合理要求,使事态迅速升温并蔓延席卷整个农垦系统,集会、罢工、绝食、卧轨,形成了当时谁也不想出现的局面――北上赴京请愿。

  在一份《我们的心声》的传单,其中写道:“听吧!看吧!——这就是我们埋藏在心灵深处已8年之久的呼声——今天终于发出来了!谁能否认——8年了还不该回去吗?想一想,人生还有几个8年?签上自己光明磊落的姓名,滴水成海,心齐山移,邓副总理会听见我们正当的呼声。知青们,快行动起来吧!”

  1978年的中国是极具神奇色彩的。在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爆发了举世震惊的知青罢工请愿的事件。面对着中国的百废待新,是邓小平以他的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妥善解决了这样的难题,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家中约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等同志,研究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即使在这样繁忙的一天中,邓小平仍然挤出时间来审阅《中国青年报》写给他的信,并作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

  1979年元旦前一天,小平同志仍然没有休息,找王震副总理等同志商量,指示说知青问题事关国家安定团结大局,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正是邓小平同志的“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挽救了多少知青的命运啊!

  “下乡知青进去一人由财政部一次拨给五百元,,现在如果一部份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持城市安排知青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你不解决不行。” 邓小平这些话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化解了当时复杂的知青问题。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时刻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以及从大局着眼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中国知青问题的解决突出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实行一条重视国计民生的务实路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1979年云南孟定农场知青在促使全国知青大返城,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功不可没,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的长跪,动天地,泣鬼神!封闭式的绝食,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不回城,宁愿死!”震撼人心!孟定农场知青和西双版纳知青遥相呼应,可以说是版纳知青的罢工请愿和孟定知青的绝食共同促成了知青返城,缺一不可!

  周公正在《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一文中总结的十分精辟:“云南知青返城问题的圆满解决对云南知青应该自豪的是事实证明了他们在十年的艰苦磨炼中已从少不更事的孩子成长了、成熟了,知道了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把自己的愿望同人民的愿望结合起来,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寻求自己解放的途径,不管当时何种议论、何种情绪、何种躁动,他们善于团结组织、注意方式策略,因势利导,运筹谋划,着眼‘实惠’的人文精神,把握住主流,把握住整体,把握住大方向在理性的抗争中行进,保证了返城风潮在有理、有利、有节的通道中进展。”

  “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这个评论(结论)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且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只是在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到了原来的真实面貌。

  一场谁也始料不及的知青大返城席卷着中国的大地。

  云南东风农场同样如此。都走了,留下的仅仅很少很少。据《云南省志·农垦志》的记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周公正在《永恒的记忆》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一九七九年三月,西双版纳最煎熬的日子,烈日炎炎,热浪灼人,我和女友颠簸了四天汽车,一路风尘,从昆明赶回农场。一路上,滚滚北去的知青专车,烦躁的人群,吓人的流言,一种阴影越来越沉重地凝聚到心头。踏进分场部,我俩惊呆了。一幅劫后的场景。鞋袜衣衫,箱桶碗盆,四处乱丢,竹芭草排,破桌烂凳、随地可见。知青们住的草房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图书室门窗大开,只有几本残书散落门前,显然遭抢了。小商店,米干店,办公室,静悄悄,死沉沉。据说连队更惨,发生了哄抢,几位老职工迎出来,悲哀的面色,惊讶的神情。跨进屋门,一股阴气直冲脑门,小范他们都已走了。我的家什孤零零地堆在床上,厚厚尘埃,空空荡荡,女友见状,一屁股坐下去瘫了。辛酸的泪花,无言相对。短短的二个月,太突然了,太出乎意料了。昔日的喧闹,熟悉的身影,亲切的笑语,特别是探亲回场,那种欢乐,那种聚餐,狂放、痛快、炽热、只有农场知青才能领略,可眼前,四壁空荡,冷冷清清。

  ……

  昆洛公路滚滚北去的车队,有凯旋而归的自卫反击战解放军战士,有拖儿带女步行逃离农场的原越南华侨。当然更多的车辆载着胜利大逃亡的北返知青,我也坐在高高的行李堆上,望着渐渐远去的南疆山水,思绪万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千余名首批赴滇“老上海”高诵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告别黄浦江,一路风尘一路歌,在红旗和欢迎的笑语声中,意气风发,昂首下南疆。作为带队人之一的我,是那么忙碌,那么兴奋。憧憬着我们这一支年轻的生龙活虎的队伍的明天,为它坚实的第一步所骄傲,为它所要创造的业绩所激励。那是时代潮流,汹涌澎湃。潮涨潮落,现在知青狼狈北返,一泻千里,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默默地走了,匆匆地走了。走了,我们曾引为第二故乡的西双版纳;走了,融化着我们青春和理想的红土地;走了,我们这辈子必将终身为之梦回魂萦的神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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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难忘情结

 

  我们终于回到了起点,开始了人生旅途上的新征尘。苦难的知青疲惫地回到了故土。从1968年12月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我们开始进入到“后知青时代生活”,实际上就是我们重新开始了人生又一次拼搏。但是,这一切是多难啊!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立足之地、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一切要靠我们重新开始艰难的起步。

  时间过的很快,一转眼就到了我们知青开始“谢幕”的年龄了,大部分将陆续退休。人到了这个年龄,容易产生怀旧心理。许多知青朋友忙着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有人要出书,有人要办晚会,经常性的聚会,开起了知青的博客。有人要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寻访,就像当年的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们一样,追寻着过去历史。知青这支队伍,当年考上了大学毕竟属于少数。多数人在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以后,成为最先下岗的一群。劫后辉煌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知青是不幸或者说是不顺利的。

  2000年开始,当年的云南东风农场的知青编纂了一部记录知青生活的书籍:《勐龙印迹》和《勐龙记忆》。一本厚厚《勐龙记忆》把当年在云南东风农场知青的生活反映的如此生动具体,留给后人的是宝贵的精神的财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知青史料。这里有难忘的记忆,有感情的宣泄,有冷静的思考,更有对未来的期盼。

  以原来在云南东风农场的知青为主体的《勐龙在线》的网站在起着“家”的作用。《勐龙在线》把知青们凝聚起来。几位热心的知青朋友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无偿地为大家服务。办网站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经费。完全是靠这些热心的知青朋友的鼎立相助来完成的。图的是什么?就是这份难忘的知青情结。

  已经记不清楚回城以后有多少次知青的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是人生旅游上一次宝贵记录。回城后的艰辛、生活的不易都消失在欢声和笑语、热泪和拥抱之中。当年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如今已是两鬓斑白,行将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知青生活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磨灭的一页!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在云南的东风农场,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

  2008 云南东风农场建场五十周年大庆。再回去看看成为知青们的共同心愿。今天的云南东风农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为目标,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新型农场发展思路,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使农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职工收入普遍增加,呈现出生产、文化、生活环境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18万亩橡胶园,带动了22万亩民营橡胶园,种下了594万多株橡胶树,实现了年产干胶2万多吨,单产、株产打破世界记录,职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东风”牌标准胶获国家金牌。

  有人是这样描绘云南的东风农场的:遥看,勐龙河就像东风的一条生命链,源头站着拓荒的爷爷,上游站着开荒的父亲,中游站着建设的儿子,下游站着未来的孙子……生生不息的奔向远方。

  又一次乘上了南去的列车,又一次看见了红土地,又一次站在澜沧江大桥上,又喝到了勐龙河的水。啊,我回来了,我又一次回来了。不能让喜悦的泪水模糊自己的双眼,让我千万次看看这熟悉的土地吧,我梦回魂萦的勐龙大地!

  四十年了,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当年这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对与否,功与过,只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曾经的这段生活,无论是总结我们的个人人生得失,还是对我们后代的启迪教育,都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大多数知识青年在农村度过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或是三年、五年,或是十年、八年,或是一辈子,这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身体素质,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留下这段宝贵的记忆,也许不是我们知青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沉痛的一笔,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历史。

  如果能够仔细的冷静的思考一下知青的历史,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的磨难,同样的觉醒,同样的走向振兴。只是我们在这个开始更加开放、更加革新的时刻,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们都到点了。

  著名知青作家、《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说:“当我们唱着《国际歌》奔向广阔天地时,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解放全世界,拯救据说还有三分之二正在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我们声称反对神仙皇帝,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谬的悖论。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戏剧性地向一代人揭示出这个小小的生活真理: 那就是救世主并不存在,,需要被拯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尾 声

  啊,勐龙河,我们心中的河,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还是让我们听一听周公正一首《以知青的名义》的诗里的心声吧----

  历史走到今天,

    造就了中国,

    造就了你我。

  知青---我们留给的历史的銘记,

    我们历史中的一段生命,

    我们生命中的一曲悲歌。

  这是用虔诚和真挚凝聚的生命,

  这是用青春和激情编织的历史。

    将生命融进历史、

  记载我们对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

  让历史璀璨生命、

  飞扬我们为人类事业的心灵翺翔。

  21世纪,

  一个辉煌生命和历史的纪元,

  一个奏鸣万众一心的呼唤:

      繁荣知青文化,

        弘扬知青精神,

          共建人民的和谐社会。

  多少历史的强者、社会的富者,

    如过眼云烟、尘埃消散,

  知青,注定是中国历史中的过客,

      是弱者、是贫者。

  却是这个社会前进的基奠者,

      更是中国历史意志的觉悟者。

  历史曾使我们的生命断裂,

     是我们在修补了自己生命之时,

      修补了断裂的历史。

  这就是忠诚、信念和真挚的承诺,

   这就是苦斗、勇武和坚韌的力量,

     这就是气度、品性和质地的厚实。

  这就是我们无愧于世、

     无愧于历史的骄傲。

  因为我们走过昨天,

     今天的诗吟、才如此丰厚、高吭;

  因为有了知青历史,

     我们责无旁贷、风采依旧。

  我们谨以“知青”的名义:

  昭告——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全靠我们自己创造。

  创造我们的生活,

    抒写我们的历史,

      迈开我们21世纪

        新的一步。

  过去的一切

  必将过去:

     丰厚、坚实、愽大。

  筑成今天的阶石,

    展示明天的彩虹。

  快乐人生、反思人生,

     镌写在我们高扬的旗帜;

  真诚生活、热爱生活,

     永远是我们脚踏大地的足音。

  我们将走过

     虽不辉煌

      却是丰富多彩的一生。

  我们生命的旗帜

     将永远指向明天!

 

                       写于2008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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